毛澤東：長期抗戰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和任務的加重，以及部隊員額的不斷擴大，國民黨政府核準撥付給八路軍的錢款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八路軍經費緊張和物資短缺的情況越來越突出和嚴重。不要說武器裝備，就連被服、鞋襪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也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各部只能在不違背統一戰線原則的情況下，想方設法，自行籌糧、籌款、籌集物資。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自籌不僅仍然難以擺脫財政經濟的困境，還容易引發一些問題，八路軍的后勤保障任務十分艱巨，困難重重。

　　1937年11月9日，賀龍、蕭克、關向應致電朱德、彭德懷，以及三八五旅旅長張宗遜和政委李井泉、三五九旅政委王震、雁北支隊支隊長宋時輪，明確籌款、籌糧、收集布匹的任務：“太原已失，敵必向汾陽、離石前進，那時我們將與晉西南隔斷，而在晉西北獨立作戰。……現兩個月后主力將達2萬以上，游擊隊5000人，創造晉西北為抗日根據地，準備新的戰役，應努力收集6個月的資材及糧食。”為此，一二○師提出了具體的籌集任務：籌款80萬元，伙食辦公費70萬元，服裝費10萬元。籌糧10萬石(每石130斤)。收布5000匹，棉花2萬斤。

　　11月27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致電八路軍各師：“新戰士日益增加，我軍經費之支持情形仍照如故。對新戰士之服裝、鞋襪及日用品，總部已在西安籌辦一部，但因交通不便、經費困難關系，為數不多，且到達需時，各兵團除應多方節省經費外，對所缺新戰士之被服、鞋襪、日用品等，應自己設法在群眾中逐漸解決。”

　　1938年1月10日，毛澤東、陳云、張聞天等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一)前方部隊給養是處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國民黨)政府及閻錫山方面暫時沒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很大希望。外國捐款正在設法中，一時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給養，主要應依靠民眾的自愿援助來求得解決。(三)這種捐助仍應在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擁護抗日軍隊戰勝日寇口號下進行。這不但不能以此破壞統一戰線，而正應該從統一戰線的開展中去解決。”

　　1月31日，朱德、彭德懷就解決經費給養問題致電一二○師：“甲、此次彭見蔣，僅增米津5萬元，余無他得。乙、你們來電，每月至少需18萬元，似此萬難維持。從2月份起，總部至多只能供給你們7萬元，似此相差甚巨。丙、在不過分妨害統一戰線原則下，仍須采取勸捐辦法求得解決一部分。丁、王震旅、宋時輪部糧食經費究能維持若干時間，請詳細復查，并須防止浪費。戊、部隊徒手過多，是否分散一部分給地方政府組織自衛隊，在必要時，亦可收歸一二○師補充，請酌量情形執行，并電復。”

　　4月22日，朱德、彭德懷就解決八路軍財政困難問題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華北我軍現實有人數12萬以上，“經費至少每月需90萬元至100萬元(買糧在內)，現無單衣著棉衣，無鞋子等，生活比較苦。但部隊擴大，收買武器仍不應停止，而相反應加緊去做。解決財政經濟問題，比打土豪時期困難許多，因戰爭的破壞，特別敵人大舉燒毀及華軍(指國民黨軍隊)搶掠，我軍籌捐，民眾負擔已極重，此問題不能不有預為籌劃”。

　　8月2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下發《關于停止宣傳合理負擔口號的通知》：“在華北，合理負擔的口號因執行不善，已引起各地人民相當大的反對，甚至有紅槍會武裝拒絕合理負擔，地主組織聯莊會拒絕合理負擔，日寇亦以反對合理負擔來鼓動群眾反對我們，廣大群眾對合理負擔的口號已有極不好的印象。因此，各地黨的組織與八路軍部隊，以后不要再在群眾中宣傳合理負擔，只宣傳‘有錢出錢’口號。”

　　10月23日，朱德就八路軍編制、經費等問題致電蔣介石：“八路軍現在所擔作戰及發展游擊戰爭任務異常重大，區域異常遼闊，加以幣價跌、物價貴、運輸線長，過去核發之經費，每月經常費只50萬元，米津10萬元，河防米津一萬四千元，實萬分不夠。”

　　12月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致電中央軍委：“前方經費目前處于極困難階段，冬衣尚未完全解決，山西、河南籌糧摩擦特別多，兵工廠經費只能從本月份及明年一月份各撥5萬元，共10萬元，再無法多撥。”

　　1939年1月2日，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刊詞中指出：“長期抗戰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八路軍某些部分的注意，但還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