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最高法出臺司法解釋專治權力的傲慢：民告官，告官須見官！
2月7日，最高法發布了一部長達163個條文的司法解釋——《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2月8日起施行。
司法解釋的出臺，意味著對新行政訴訟法實施兩年半以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和認識的進一步統一、明確和細化。
它是十九大后，我國司法審判機關向人民交出的第一張答卷，也是最新的司法制度成果。我們看到，在從上到下的實踐傳導中，依法行政的理念正迎著公平正義的陽光生長。
新時代，“告官”已不再難
行政訴訟，俗稱為“民告官”，是幫助民眾維護自身權益、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設計，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機制，但長期以來存在著兩個問題：
一個是“告官難”，第二個是“告官不見官”。
“告官難”體現在有些地方的法院人為設置訴訟門檻，老百姓立不了案，行政訴訟是立案難的“重災區”。許多矛盾不能通過司法救濟的途徑解決，就好像在法治的高速路口設置了路障，堵車越來越嚴重，司機越來越暴躁。
當新時代的曙光已照在窗前，任何停滯的借口都不能繼續。
過去五年，行政訴訟立案難問題逐步扭轉�！吨泄仓醒腙P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政策綱領，提出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的《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隨之跟進，要求改變過去的立案審查制度，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并于2015年5月1日開始施行。
上有令，下有行，向立案難的攻堅效果初步顯現。2012年以來，全國法院共審理行政案件108.139萬件。而僅僅在立案登記制施行當年，一審的行政案件數量就達到22萬件，比2014年上升55.34%，比1990年增長了17倍。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長所說，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已得到基本解決。
當然，冰凍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解決問題也難以計日程功。
部分法院對于立案登記制理解較為片面，對于哪些行政案件依法應當受理“吃不準”，一小部分當事人缺乏法治精神及對司法的應有尊重，利用政府信息公開類案件濫用訴權，造成寶貴的訴訟資源因浪費而流失。
《行訴法解釋》一一列舉了當事人應當提交的訴訟材料，又明確了法院對材料的審查權力與釋明義務，讓訴訟群眾知道自己怎么能立上案，又保障了只有真正涉及群眾利益、關系依法行政的案件才應當得到審理。
新時代，“民告官”從“能見官”開始
老百姓選擇上法院打官司，固然可能是為了評個理、“出口氣”，但根本的還是要解決問題。
這就是我國《行政訴訟法》開篇就列明的“解決行政爭議”原則。解決爭議，就要找到當事人，就要讓能做得了主、說得上話的人坐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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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中央部級單位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行政案件：被上訴方中國證監會由主席助理黃煒出庭應訴
但是，有些官員或是對行政訴訟缺乏足夠重視，或是覺得自己與平頭百姓對簿公堂實在有些“跌份”，或是認為作為負責人出庭就意味著默認己方無理。因此，行政機關被告、僅有律師出庭大行其道，“告官不見官”成為不正常的常態。
似乎不可撼動的怪相，隨著依法行政令箭高舉逐步絕跡。我國2014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
山東法院2015年開庭審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達1637人次，比2014年增長4倍多；
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2015年審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96件，出庭應訴率為63.6%。
而在2016年4月11日，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和農民丁加強面對面坐在法庭的原被告席上，這是全國首例副省長出庭應訴“民告官”的案例，一經公開就在輿論場激起無數喝彩。
2016年4月11日，貴陽市中院，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在法庭上回答原告及法官提問。
但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此前在法律上沒有先例，仍然有不少留白之處。例如，誰是行政機關負責人？是不是只有正職才是負責人？是不是只要是行政訴訟案件就要出庭，如果不是，哪些案件有出庭的必要？行政機關負責人拒絕依法出庭應訴，對他能有什么懲戒？這些空白，《行訴法解釋》都一一填補。
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訴法解釋》特別規定，行政機關拒絕說明負責人不出庭理由的，不發生阻止案件審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監察機關、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記錄在案和在裁判文書中載明，并可以建議有關機關依法作出處理。
這充分說明，行政訴訟不是沒有板子。哪怕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只要放松了依法行政、依法出庭應訴這根筋，也要挨挨板子、打打屁股。
平等對待，依法懲處，這是法律向人民法院的授權，更是人民法院對依法治國應盡的義務。
新時代，讓行政訴訟少走回頭路
《行訴法解釋》為訴訟群眾解決的第三個難題，是由于判決方式導致的程序空轉問題。
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有一種判決形式是撤銷行政行為，撤銷之后行政機關作出新的行政行為，老百姓依然不滿意怎么辦？他們還會再對新的行政行為打一個新官司。
本應該一次解決的“民告官”弄成了無休無止的死循環，既損害司法權威也不利于政府公信力，更不用說及時有效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司法尊重行政機關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但是，司法對行政權的尊重并不是漫無邊界的。這邊界，就是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就是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因此，修訂后的《行政訴訟法》擴充了判決方式，在履行判決中增加了給付和履行協議等情形，并擴大了法院通過判決直接變更行政行為的情形。在行政機關拒不履行判決時，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行訴法解釋》延續了這一思路，讓司法在行政訴訟中同樣成為定紛止爭的最終權威。依法限制部分行政機關無視法治理念的行政裁量權，盡可能為訴訟群眾一次性解決行政爭議。
客觀地說，《行訴法解釋》整體上是對《行政訴訟法》的實施性規定，解決的是在依法行政的大方略背景下新法新規的落地問題，這是司法解釋必須忠實于法律的品格決定的。
但也應看到，《行訴法解釋》的出臺，不僅是把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而且是把籠子的網格編制得更加細密。這對于向全國審判機關準確傳遞法律精神、政策意圖，從而實現有關改革紅利的普遍分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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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說：“依法治國是我國憲法確定的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國，關鍵在于黨能不能堅持依法執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把權力關進籠子，還要把籠子的網格織得更加細密。法治是權力的邊界。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項權力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這也是法治政府的內在要求。
也許，讓一切最美好的愿望從規劃走向落實，讓陽光從云層照向土地，就是新時代對我們最先施予的贈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