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浚生同志逝世

浙江大學黨委原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原特邀顧問張浚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8年2月19日下午3時1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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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7月1日，香港終于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回首爭取香港領土主權的漫漫長路，有革命先驅的智勇博弈，有“一國兩制”的創新舉措，當然也少不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促進。其中，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張浚生懷著一顆拳拳報國心，在半百之年仍身先士卒，奮斗在爭取國家利益的第一線。一起來看看他與浙江大學和香港的不解情緣吧！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文藝晚會上的張浚生

浙江大學培養的年輕干部

1954年夏天，張浚生高中畢業。當時正逢我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盡管他愛好文學，但為了服務祖國的經濟建設，高考完填志愿時他毅然選擇了工科，并被浙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光學機械儀器專業錄取。家在上海的楊惠儀（后來成為他夫人）也同時被浙江大學錄取，名字均刊登在1954年8月15日的上海《解放日報》上。1956年8月，張浚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大三時當選了全年級共8個班的團總支書記。學業與政治能力俱佳的他，成為當時培養“雙肩挑”學生的典范。

1958年大學畢業后，張浚生作為光學儀器專業的3名留校的學生之一留校任教。“大躍進”開始后，為了貫徹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浙大機械系的實驗工廠辦成了機械廠，將光學儀器專業的光學玻璃工藝學的實驗室改成了一個車間，為相關單位磨制望遠鏡、顯微鏡的鏡片。隨后，系教研室要他接替繆家昇老師開設的光學玻璃工藝學這門課，他擔任了車間主任和系教研室秘書。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來浙大視察，也到過光學儀器車間，還與張浚生等車間干部合過影。

在教學中，張浚生非常注重工科學生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不僅自己在南京測繪儀器廠做農用水準儀實際課題，而且還在1965年與另兩位老師一同帶領25名學生到南京大學設計太陽望遠鏡。后因“文革”耽擱，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生產出來，1982年通過鑒定，先后獲得了江蘇省和國家科技成果二等獎。

1973年，他恢復正常工作后就在浙大組織籌建了激光專業。他在教學中先后開設光譜儀器學、激光技術和儀器等課程。這期間，他譯著了《原子吸收光譜測定法及其應用》《光譜學辭匯》《近代光學測試技術》及一批學術論文，并升任副教授。由他負責主持機械部分設計的太陽塔及多波段太陽光譜儀，獲得了國家科技二等獎。

1978年，張浚生擔任了浙江大學黨委常委、光學儀器工程學系黨總支書記，并以全國科研先進單位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在中央黨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習了一年后，張浚生回到浙大。1983年經組織調動他到杭州市擔任浙江省委委員、杭州市委副書記，并兼任杭州市委秘書長、政法委書記等職。從此，他告別了長達25年的學者生涯，步入政壇。

縝密靈活，言多不失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正式確定了中國收回香港領土主權的日期。此時的香港，已經由英國政府統治百余年，英國的文化、制度在香港滲透很深。為了保證香港政權的平穩交接，需要有年富力強、文化素質高的領導干部赴港工作。中央組織部決定派時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并兼任市委秘書長、政法委書記、杭州市經濟開發總公司董事長的張浚生前去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接受了任命的張浚生離開了杭州，來到香港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從此踏上了歷時13年的香港之行，也注定了一生的香港之緣。

香港一角

新華社香港分社是當時黨中央、國務院派駐香港的一個工作機構，在香港回歸前承擔了一些重要職能。張浚生來到香港后，先后擔任香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香港分社副社長。

為了出色完成在香港期間的工作，他每天都投入極大的精力，忘我工作。他與香港媒體建立起友好的關系，積極宣傳“一國兩制”的政策，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此外，他還不忘記接觸香港社會各界的人士，抓住每一個突破口做好宣傳。后來，他還兼任了香港分社的外事工作，年過半百的他迎來了一生中最忙的日子。

在香港任職時，張浚生說：“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務很明確，就是按‘一國兩制’的方針，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使香港平穩過渡。有利于這任務完成的事就去做，該交往的就交往，該表態的就表態，因為我沒有私心，更不謀私利，心中自然沒有什么顧慮。”因此他也與香港上層社會的名流私交甚密，像董建華、范徐麗泰、金庸、邵逸夫、馬臨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來到香港的張浚生

1992年，彭定康出任最后一任港督。出任港督后，他與一些西方政客常常發表一些不利于香港政權平穩交接的言論。為了抵制這一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做法， 10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建立起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并由張浚生兼任新聞發言人。針對港督彭定康的“三違反”言行，張浚生代表中方進行了有理有節的反駁。

張浚生直斥彭定康

他回憶說：“當時斗爭真是激烈，彭定康上午講，我就下午講；他下午講，我就晚上講，甚至有時他前半小時講，我后半小時就回應。后來彭定康曾托人傳話說，張先生能不能少講他一句。我回答說，你不講我也不講，你講了我就必須得講。”香港民眾對他這一點很欽佩。后來，在他離任香港返回內地時，中國通訊社特意贈送他一塊紀念牌，上書八個大字：“縝密靈活，言多不失。”

見證香港回歸，宣揚“一國兩制”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五樓大會堂隆重舉行。作為中央代表團的副秘書長，張浚生也在主席臺上就座，見證了香港回歸儀式的全過程。6月30日11時59分，英國國旗徐徐降下；7月1日零時1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冉冉升起。張浚生眼含喜悅的淚花，見證了祖國洗涮百年恥辱的莊嚴時刻。作為一個為香港回歸祖國工作了十多年的華夏兒女，他為祖國的不斷強大和香港的順利回歸感到無比自豪。

香港回歸儀式

回到大陸后，任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忙于浙江大學建設的張浚生依然心系著香港發展。2014年，香港的少數人煽動群眾舉行“占領中環”游行示威，企圖迫使中央改變特首普選方案。與此同時，香港人民自發組織起來，進行“保普選反占中”示威游行，兩方爭論焦灼。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再次就香港問題對中國指手畫腳，妄言特區政府缺少領導力解決“占中”行動僵局，又聲稱政府要作出更大讓步，令占領行動的學生退場。在這一危急關頭，張浚生在港出席講座時明確指出，以梁振英為特首的特區政府堅守原則，處理事件冷靜而妥當；他直斥彭定康當年在香港留下禍患，希望他不要再就香港問題發表言論。

張浚生亦指出，在香港回歸之前，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就已預計到，要香港回歸后50年保持繁榮穩定，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不會“無風無浪”，回歸后的香港肯定還會有干擾和破壞的力量，因此對于“占中”事件的發生，他個人并不感到意外。他認為，“占中”是一場很重大的干擾，其組織者、策劃者、發動者及指揮者有政治目的，并在占領行動中“帶壞”了一部分青年學生。

張浚生

值此香港回歸20周年，張浚生再次發表了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俊生先生表示，雖然有部分青年由于受到極端言論煽動做出“占中”的違反基本法的舉動，但青年仍然是香港的未來。要加強青年的政策教育，讓他們建立對中國人的身份的認同、對基本法的尊重。

同時，張浚生指出，香港回歸20年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實施。香港依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發展勢頭強勁。香港要把握自身優勢，融入到“一國兩制”的政策環境中，探索新的發展模式。81歲的張浚生說：“香港的前途還是很光明的，得繼續保持他的優勢，而且得把優勢充分的發揮起來，要建立新的優勢，在整個國家的建設中起一個很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這位在香港工作了十余年之久，離開香港后又不斷為祖國發出聲音的老前輩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對祖國的熱愛和對事業的執著。對祖國的熱愛使他積極傳遞祖國的聲音，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的方針，敢于與反對的勢力作不懈斗爭；對事業的執著使他能夠從每一個突破口做好宣傳工作，讓祖國的聲音傳遍世界各地，傳到每一個角落。正是因為這兩種精神，張浚生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令人肅然起敬。

助力學校發展

回到浙江大學后，張浚生書記全心全意地為學校建設謀發展，讓浙江大學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2005年4月，邵逸夫老先生來浙大，張浚生先生陪同。

在創辦世界一流的大學中，張浚生還充分利用自己在海內外特別是香港特區的影響和人脈，1999年5月聘請了定居在香港的我國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擔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接著，浙大又陸續引進了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柏林工大等世界名校在內的一大批國際頂尖學者，極大提升了浙大的國際影響力。他還請邵逸夫、曾憲梓、田家炳、黃周旋、曹光彪、李達三、周亦卿、陸氏兄弟、陳曾燾、林百欣等一批鄉賢、好友給浙大資助，支持學校建設。

“浙江大學浚生貧困學生助學基金”設立十周年慶典活動

自2005年起，為了幫助浙江大學家庭貧困的在讀本科生、研究生順利完成學業，由香港和內地部分校友及社會人士發起，征得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本人同意，經學校批準，設立“浙江大學浚生貧困學生助學基金”，目前基金總額已超過3000萬，累計資助學生達到2300多人次。張浚生說，看到受資助的學生很好地成長，非常欣慰，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不負厚愛和責任，成為國家的棟梁。

（此文章發布于2017年7月2日浙江大學官方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