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個“非職業”攝影師，用10萬張照片記錄家鄉30年變遷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著文化的缺失和對歷史的不尊重，是一個時代和城市的悲哀。這也是我要寫《古城拾遺——金州城影像記憶》這本書的原因，要為子孫后代留點什么。

▲“非職業”攝影師劉建國。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劉洋編輯胡杰校對王心

劉建國，68歲，大連人。他中等身材，常年背著十幾斤的攝影器材走街串巷，他走路飛快，面相上也比同齡人顯得年輕。

大年三十下午，在90多歲的父母家里，把年夜飯的餃子餡剁完，劉建國麻利地拿出背包里的三腳架，架在客廳，鏡頭對焦，招呼好家人，來了一張全家福。

“攝影大腕又給我們來了張照片啊。”家人們調侃著。劉建國是家里的長子，因為他三十年來的攝影經歷，對家人來說，每年的合影由他拍早是習以為常。而年夜飯的話題也必然與攝影有關，這一年拍了什么？又獲了什么獎？都是下酒好菜……

劉建國的書房里，是成堆的、發黃的日記本，分門別類的攝影圖集，大量的歷史建筑書籍……從1989年起，他開始進行古街巷、建筑的攝影記錄，如今僅拍攝的大連金州城圖片已累計達10萬余張。

去年年底，他撰寫的反映家鄉城市建筑的影像書籍《古城拾遺——金州影像記憶》攝影圖集即將付梓。

作為一位“非職業”攝影愛好者，劉建國連續30年拍攝大連，他的圖片成為一些已消失老建筑的最后留影，也成為大連發展的見證。“關鍵是我想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規矩的很標準的古城，這個古城怎么變化了？如今什么樣了？這是一段金州城的發展歷史。”

以下為劉建國口述：

從放電影到做磁帶

1971年下鄉回城后，我被分配到了電影膠片廠。我所要做的一個工序是檢驗成品電影片，需要通過放映進行檢驗，廠子就把我派到縣里電影院學習放映。

做放映員期間我開始接觸了影像技術。

現在電影院放電影用的是數字投影機，打開機器就放了。我們那時用兩極碳棒，正負極接觸打火，利用碳棒間隙產生的弧光照明，把膠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而碳棒之間的間距非常重要，距離不一樣產生的光線不一樣，太遠了會滅，太近了會刺眼。

那時候放映員很辛苦的，一個樣板戲兩小時十分鐘，左右兩個機器，一卷片子8到10分鐘就放映完了，為了電影可以接續上，兩部機器十分鐘一交替，稍微一疏忽，電影就斷片，熒幕就黑了，下邊觀眾就開始喝倒彩，嗷嗷你。

那時候我放過朝鮮的《廣闊地平線》、越南的《森林之火》、南斯拉夫的《橋》等電影，中國電影就是八大樣板戲，每天早晨從6：40，到晚上11:40，我們兩個放映員一場接一場放。觀眾真的太多了，那時買張電影票很難，都得托關系。

也是放映時積攢的經驗，為我今后的攝影奠定了很大的基礎。事實上，電影就是每一個攝影畫幅組成并流動，一部電影每一秒鐘24個畫幅，這些畫幅的構圖和影像藝術都潛移默化的滲入到我的腦子當中。

1974年，由化工部投資，我們這個膠片廠改建成磁帶廠。

我是建廠者之一，被分配做施工員助理，學習建筑。也是這段經歷，我對建筑的了解得到了升華，對建筑結構等技術層面開始了系統學習。開始針對性地了解金州城的歷史。

初期，磁帶廠是為廣播電臺做廣播帶，那時大陸并沒有盒式磁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有聲磁帶開始風靡。1986年起，便如雨后春筍般興盛，那年，我廠引進的高速復制機投產，生產的第一盤磁帶就是張薔的《再來一次春天》。

1990年，電視劇《渴望》令萬人空巷，毛阿敏的主題曲也在全國轟動，當時中國圖片社音像部的副主任何輝找到我，交給我《渴望》插曲母帶，讓我廠生產、發行。他是人大攝影系畢業的，聊攝影中我們成為了朋友，他幫我在北京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臺相機。

有了相機拍什么？世界如同一個萬花筒，可拍的東西不計其數，思考之后，我決定用我的攝影愛好去承載另一種愛好，那就是建筑。

想為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

上世紀80年代末，恰逢舊城改造，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改造尤為迅猛。我的家鄉金州區曾是一座古城，自漢武帝元豐四年開始，便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雖然金州城1948年就開始扒掉了老城門、城墻，但歷史給這座城留下的老建筑并不少。

日偽時期，這里建設了日本人居住區；日本投降后，又作為蘇聯的軍事基地，建了很多俄式建筑；加之城內的明清建筑，普通百姓的聯排平房……可以說，一座座建筑是一段段凝聚的歷史。

我當時就覺得老房子扒掉了太可惜了，就想為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我身背相機轉遍了金州城的大街小巷，這邊拆，我這邊拍，那邊建，我那邊拍。新的要拍，舊得更要拍，盡量留住那些即將消失的建筑和街景。

可以說，我背了一輩子“書包”，小時候包里裝著書，如今包里裝著我的攝影器材。

但我最核心的影像，還是老城金州。從舊城改造開始，至今，近三十年，我都沒有放棄過對城市建筑的拍攝。

哪一棟建筑是我記錄的？太多了，比如“金州民政署”，日本統治時所建，被老人稱為“大衙門”，解放后被蘇聯接管，成為其一個司令部，后改為一家俱樂部。我拍了這棟建筑十幾年，它曾經變成為旅館、飯店，風雨侵蝕，也會被粉刷、修葺，每一段時間都有微小的變化。

▲原來的金州民政署，現在已經變成酒店。受訪者供圖

這是被保護下來的文物，但許多老建筑，老街、老景在我還沒有準備好拍的時候就被拆的差不多了。譬如天齊廟、孔廟、南街浴池、邵家六大院、東街、曹家弄……

其實你站在金州的最高處俯視，如今金州城的格局并沒有變，老街道還是那個老街，以東城南北四條大街為輻射，城市布局并未變。只是城門樓城墻扒了，原來的四合院變成了一棟棟樓房。

▲俯瞰金州城，城市格局并未改變， 只是原來城中的四合院都變成了樓房。受訪者供圖

執著于古建筑的拍攝中，也有不少的憾事。2010年的一次，我背著相機走到了金州區八里，看到一棟老宅的窗欞雖然被用舊塑料封上了，但很別致，小院里兩棵樹明顯看至少有一百年。我走進院子里，和主人介紹我是攝影愛好者。他們就說“那你給我們拍個照片吧，給家留個影。”因為他們早就知道房子要拆遷，熟悉了之后，我就和這家人成了朋友。

這家老人說，這個房子是清道光年間的，院內的兩顆大棗樹就有百歲高齡。據說，甲午戰爭時期，他們的房子還被當做日軍的指揮所。

▲道光年間的老屋和屋內百歲高齡的棗樹。受訪者供圖

房子拆遷時，正好趕上《半島晨報社》和大連文保單位搜集全市的古樹線索，我就把幾張照片發給了他們，記者刊發了稿件，呼吁城市拆遷時保護古樹。

大概是因為這篇報道的影響力，老宅拆了，那兩棵古樹果然被留了下來。

但前段時間，我看到棗樹還是不見了，禿禿的樹根留在原地。如今，那里變成了小區物業停車場，能說什么呢？我很遺憾。

金州站百年變遷

在拍攝中，我有不少作品獲獎，并在報紙上刊發過。

2009年，我加入了大連攝影家協會，跟隨協會的朋友們走南闖北拍攝至今。

因為摯愛家鄉金州區，我一直在記錄這座城。我會為老宅的逝去遺憾，也會為新建的高樓商廈欣喜。比如第一家麥當勞在金州區開設時，我去拍了照片，名為“老城區來了洋快餐”。

▲劉建國攝影作品《老城區來了洋快餐》。受訪者供圖

在我的老城記錄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金州火車站。1898年，沙俄侵占大連之后，沙皇政府從華北地區招募民工四萬余人投入筑路，中東鐵路南段工程由大連向北修筑，同時在金州等地區修建火車站。

1903年金州站建成，自建成后的106年間，經歷了俄、日殖民時期，蘇聯軍管時期，解放后的建設時期和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今天，在我們述說金州站發展歷程時不能不回顧銘刻在她身上的百年滄桑史。

1938年，一場大火將金州站舍全部燒毀。重建后的金州站舍為和風仿古現代風格建筑，主體為雙坡屋頂，正面橫向一字展開，屋頂立著一個小小的中心塔樓，是座十分靈巧的小品建筑。

▲日偽時期建成的老金州站。受訪者供圖

從小時候起，我便目睹著金州站的不斷改造建設，屋頂按中國傳統建筑風格做了改動，檐部采用琉璃瓦裝修，正脊兩端和錘脊加了吉祥奇異獸（俗稱五脊六獸）……拆除雨棚天橋，修建旅客地下通道。

一條古城南門外大街（斯大林路）將金州古城與金州站相連。隨著歲月的流失，這附近的建筑、街道、花園、綠樹逐漸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一些老地名也被人們忘卻，如今應該已沒多少人會念起“大衙門下”、“八店”、“民校”、“機房子”、“地貿”……

之后，為了適應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客流量不斷增加的要求，金州區投入大量資金改造站前棚戶區，建設五萬平方米現代化音樂廣場，又斥資8000萬元，對金州站實施徹底改造。

▲建成之后的金州火車站， 站前的廣場建起了音樂噴泉。受訪者供圖

2008年6月11日，隨著金州火車站中心塔樓的轟然倒下，這座歷經百年滄桑的老站舍從人們的視線中永遠消失了。

如今10年過去，看到在站前廣場上噴泉旁跳舞的老人們，你很難想象到，幾十年前，那里小小的進站大門前還有叫賣的小攤業主，趴活的面包車……人們都在狹小而黑漆漆的候車廳內候車。

這里，已是翻天覆地了。

我們的古城怎么變化了？

拍的差不多了，我就想寫一本書。

我的目的是把拍的照片整理和分享一下。關鍵是我想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規矩的很標準的古城，這個古城怎么變化了？如今什么樣了？這是一段金州城的發展歷史。

為搞清金州古城的過去，我泡圖書館查閱各種史志，搜尋相關資料，閱讀文史書籍，請教專家學者，探訪金州城老人，尋找一切可以在我的腦海中形成各個歷史時期金州城輪廓的線索。

▲劉建國希望記錄金州的編年史。新京報記者劉洋攝

讀我的這本書，你會發現，早年的金州城東西南北四座城門外，都有一個甕城。

城市要發展，這城墻和甕城卻成了障礙。于是就都被拆掉了。

類似被拆的老建筑還有很多。

我理解，很多老建筑的拆除都有它的客觀原因。比如舊房子供水排污都有困難，還有采暖問題，防火安全問題，條件肯定不如現在的房子。作為老百姓來說，都渴望改善生活條件，破舊的小院子確實居住質量不高。大家向往現代化的生活。

但是，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來看，建筑是一個城市的編年史，是凝固的記憶，是需要保護的。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著文化的缺失和對歷史的不尊重，是一個時代和城市的悲哀。這也是我要寫《古城拾遺——金州城影像記憶》這本書的原因，要為子孫后代留點什么。

但是，我所寫的書里并不僅是惋惜和遺憾，我也記錄了金州的繁榮和發展。你如果離開家鄉，離開這座城市十年再回來，肯定不認識了。這代表我們并沒有落伍，代表了城市在發展，世界各城市有的、我們也有。

“人生苦短，而歷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歷史面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這是一位作家說的。

本文部分內容首發自新京報公號“剝洋蔥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