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留學潮”目前在國內已經初露端倪，預計在將來會變得更加普遍，而且大家的期望值會漸漸從“海外留學”變成“海外名校留學”。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Lucy Yu

對于任何一個有孩子且重視教育的家庭來說，教育焦慮都是一個無法逃脫的牢籠。

近日，冰川思想庫接連發表了幾篇探討中國教育相關問題的文章，從天價補課費（見《補課費，正成為壓迫中產階級的另一座大山》），學霸補習老師（見《當“學霸”樂于擔任培訓機構教師，你是否受得了這股泥石流？》），低齡留學潮（見《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給中國教育投下了一張反對票》）等不同的角度來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在面對這些教育怪相長吁短嘆之余，我們也要用理性的視角來看待與分析，并盡可能努力地去尋求一個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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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曾經撰文點評過新加坡的“全民補習”現象，也將此現象歸咎于中產階級的焦慮。對于一個常住人口僅有500多萬的蕞爾小國，新加坡國民一年花在補習班上面的費用就超過10億新幣（近50億元人民幣）。

與中國有所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教育系統崇尚“少教多學”，即使是要馬上參加“高考”（A Level）的學生，在校上課的時間每天也不過五六個小時。老師“少教”了，學生又如何做到“多學”呢？補習班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缺。在新加坡，許多學生都是在補習班完成主要的學習任務，而在學校的正常授課時間里補覺則是一種并不少見的現象。

新加坡學生上學

日本、韓國以及中國香港等地的補習班，也都是暴利產業。

在中國，補習現象的出現因為國情的不同，要比前述地區更復雜一些。除了在教育資源過剩的地區由校外人士開辦的補習學校之外，在教師待遇較低與校外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地方，一些體制內教師會“強制”要求學生參加自己開辦的補習班。

拒不參加者，會在各種層面受到負面影響。輕則是老師已經給班內大多數同學在校外“開小灶”而在校內教學中不會全力以赴，重則是老師明里暗里給學生不公正的對待，對家長和學生施壓，讓他們妥協。誠然，這種現象是不健康的，但是我們又是否有想過教師的待遇問題，尤其是他們的待遇與付出是否成正比？

補課費正逐漸成為壓迫中產階級的另一座大山。是什么讓補課費如此之高？又是什么讓家長心甘情愿買單呢？教育機構要生存，一要得到學生和家長的認可，二要收到足夠的學費來維持運營。這兩者是互相關聯的。

一個能夠得到學生和家長歡迎的老師，往往在專業知識、教學技巧和人格魅力方面都相當出色。而這樣的一個人在其他的行業工作，報酬想必也不會低。所以要將這些優秀的人留在教育行業，就要付出足夠高的薪水。

要想在支付教師高工資的同時又能掙到錢，收取高額的學費就成為教育培訓機構的不二法門。要想把價格收得高，又讓客戶愿意買單，那只能是教育培訓機構給客戶提供的價值要高于客戶愿支付的價格。

倘若是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大部分的教育培訓機構會如此急功近利：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鉆研考題、教授學生應試技巧、張榜公布學生升學佳績，等等。畢竟，學生的成績和升入名校的數目幾乎是當前教育行業僅有的KPI（關鍵績效指標），焦慮的家長們看到往年的成功學生案例，自然愿意勒緊褲帶掏腰包讓孩子去參加這樣的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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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家長心甘情愿交出高額學費的老師，自然自己也非等閑之輩。“學霸補習老師”越來越多，也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 學霸當老師這件事原本無可厚非：他們自身本是成功的學生，有自己的學習方法與感悟。讓優秀的學生來當老師，會培養出更加優秀的學生。讓大家感到不適的，大概是學霸們清一色地投身補習行業或私立學校，而非在體制內的公立學校服務。公立學校經費有限，老師待遇有限，留不住學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補習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行業，因為教育很難做到量產。即使一個老師像機器人一樣連軸轉，他一個人能夠教的學生也有上限。對于履歷平平的老師來說，倘若脫離學校的平臺進入“贏者通吃”的私人補習行業，他們是幾乎沒有競爭力的。而對于履歷閃耀、自帶“流量”的名師來說，他們本身在教育市場就充滿了競爭力。從經濟回報的角度來說，當然是自己“單干”掙錢比較多、發展空間也更大一些。

歸根究底，教育行業和其他行業一樣，也由“看不見的手”掌控。如果優質教育資源能夠換取更多經濟報酬，那么優秀的教師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進行“知識變現”。而有經濟條件的家庭也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用自己掌握的金錢資源來換取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

教育本不應該充滿了功利性，也不該被分數與升學率進行量化。但倘若不用考試和分數來衡量教學質量，又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呢？所謂的“素質”嗎？

在這里，我們可以用美國大學和中國大學入學的標準來進行比對。

美國也有所謂的“高考”

與中國高考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相比，美國大學在招生的時候只把標準化考試作為一個門檻，過了這個門檻之后還有一系列的“素質”項目等著進行比對。

看似非常公平。但我們真正看到的是什么？是從中學甚至小學就開始殫精竭慮，為了一個“有趣”履歷而疲于奔命的學生和家長，是動輒幾萬幾十萬元的申請美國大學的中介費。正因為錄取標準“玄學”多多，才有更多可做的文章和可暗箱操作的空間。中國高考一直被人詬病，但大部分人也同樣認可這是目前來說最為公平的選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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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高考是公平的，那為什么又有這么多的家長苦心孤詣地要讓孩子出國留學呢？

大約是因為高考“太公平”了，以至于家長的社會資源和社會地位無法方便地傳遞給子女。試想一個能夠負擔“洋文憑”的家庭，何必讓孩子去遭受其他同齡人要經歷的“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有一個高三班的標語——“沒有高考，你拼得過‘富二代’嗎？”曾經紅遍網絡，顯然這是從家庭條件一般的考生視角出發的一個動員口號。對于那些有條件的人來說，為什么要去高考場上和其他人“硬碰硬”呢？

在中國剛剛恢復高考那段時間成長起來的一批知識分子正慢慢升級為祖輩。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大多數都“理所當然”地進入了名校。在20世紀90年代大學擴招前，絕大多數國民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并不把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必需品”來對待，子承父業是大部分人所默認的人生軌跡。許多人進入大學，成為本村、本鄉鎮的“第一個大學生”。這種殊榮在今時今日，估計很少有了。

1977年，全國高校恢復招生

而當這些大學畢業生們成家立業有了后代之后，他們對孩子的期望值自然會有所提高。經歷了動蕩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生人，親身體驗了中國這數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部分人的生活水準，比他們的父母更高，那么也會順理成章地期望自己的孩子過得比自己好。至少在學歷這樣“一目了然”的方面，不能輸給自己。

再加之少子女化、獨生子女化對家庭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家長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例如，一位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家長，自然會期望自己的孩子至少要讀到清華北大這樣的中國名校，或者美國常春藤、英國牛津劍橋一類的世界名校。

然而，期望歸期望，名校的文憑并不是有錢就能夠買到的，父母的校友身份也不能自動轉換為孩子的錄取通知。在中國名校競爭極為激烈且“過于公平”的情況下，越來越多有支付能力的家長唯有選擇“曲線救國”，將海外名校文憑作為提升或維持孩子階層的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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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知乎上看到一個問題：“是不是考牛津劍橋要比考清華北大容易得多？”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的存在，是因為從錄取率上看，牛津劍橋確實要比清華北大高。

但問題是，進入牛津劍橋這樣的海外名校真的就比清華北大容易嗎？好像對，好像也不對。

中國學生要申請海外名校，首先就要進入國際課程體系，或者在國內的國際高中、國際部，或者在中小學階段就負笈海外。這本身就是一個很高的門檻，大多取決于家庭條件和父母的教育視野。被這個門檻篩選一遍之后，進入世界名校確實變得相對“容易”。可是對于經濟條件不理想的學生來說，要通過邁向世界名校的第一關，就異常艱難。

剛恢復高考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趕上了好時代，他們的子女考大學時遇到了大規模的擴招。而擴招之后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呢？中國經濟騰飛之后，他們的子女又遇上了出國留學低齡化的大潮，留學不再只是對于碩士博士的選項，而慢慢延伸到了本科甚至中小學。

國內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開始留學海外

近幾年，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留學生歸國潮，我們不難推斷，未來這些擁有海外留學背景的父母幾乎會把子女出國留學視為一種“生活必需品”。“全民留學潮”目前在國內已經初露端倪，預計在將來會變得更加普遍，而且大家的期望值會漸漸從“海外留學”變成“海外名校留學”。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而家長、學生、教師這場教育游戲里的所有人，都會越來越焦慮。

無論是教育的市場化還是留學的普及化，都是階層固化的危險信號。價格機制的原理使得優質資源永遠流向有購買意愿和購買能力的人。這個困局是否有解決之道？起碼目前我還沒有看到特別好的辦法。只好先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記錄下來，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有建設性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