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知識階層始終是社會的良心：別林斯基和他的時代

撰文：朵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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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林斯基

1

1849 年4 月23 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回到家里，剛躺到床上，蒙眬之中，房間里似有人影晃動。不是在做夢吧？他微微睜開睡眼，看到床前站著兩個人：一位紅胡子警長，一位藍制服沙俄憲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們可以等你一會兒。”中校說，“我們是奉上諭而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鎮靜地穿好衣服，在女房東驚懼的目光中，隨警長走出房門。他被帶到了位于楓丹卡大街的“第三廳”大樓，在那里，已有不少參加“星期五聚會”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對待君主和祖國的態度上有越軌行為。“我并不害怕這種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公開地談論了一些別人認為有義務沉默的事物，但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現呢？我的罪狀在于我宣讀了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是的，我是宣讀了。但誰能說得出我更傾向于哪一方？”

無論他傾向于哪一方，調查此案的委員會主席羅斯托夫采夫將軍認為，既然被抓進了監獄，那就證明有罪，還審什么審，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個大老粗，沙皇的寵臣，認為審判純屬浪費時間。判決書很快就下達了，軍事法庭認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剝奪其職位及一切財產，并著立即將其槍決”。總檢察官建議將槍決改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對總檢察官的報告做了最后的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貶為列兵……但赦免的決定要在準備執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 年12 月22 日上午7 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馬車，駛向謝苗諾夫校場。

“預備……瞄準……”的口令下，身披殮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生死考驗。“哥哥，我沒有垂頭喪氣，也沒有失魂落魄！”在與死亡狹路相逢后，他在給兄長的信中說。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來：“在哪兒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們自己心里，而不是為外界條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9 年3 月得到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公開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雖有聽聞，但未得親見。4 月15 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星期五聚會”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應為大家宣讀那封公開信。詩人邁科夫還記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神情：“我記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蘇格拉底臨死前面對朋友那樣坐著，穿著一件襯衫，敞開領口，口若懸河地大講……”

在當時的聽眾里，有一個年輕的小公務員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將整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們送進了沙皇的第三廳。沙俄憲兵首腦、掌管第三廳的杜別爾特將軍，與別林斯基、帕納耶夫、涅克拉索夫、赫爾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識”。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讀那封公開信的時候，別林斯基已經去世將近一年了。

1848 年5 月28 日，彼得堡的上空籠罩著烏云，雨淅淅瀝瀝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他的好友雅諾夫斯基那里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別林斯基死了。當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一種被時人認為“神圣”的怪病，據說歷史上一些偉人如穆罕默德、拿破侖都得過）嚴重發作。別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視作恩人，當他還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剛剛寫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就被大批評家別林斯基宣布為“天才”，“另一個果戈理”。“一個二十歲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這些的……作為一個藝術家，您把握了、認識了這個真實，這是老天對您的恩賜，您要珍惜這種恩賜，要無負于這種恩賜，您會成為一個偉大作家的！”面對如此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簡直要暈了。要知道，在文學的王國里，別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啞的聲音慢條斯理地說上兩句，仿佛對學生上課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別林斯基，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個偏遠鄉間的肺病患者，雖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貧乏，卻憑著他堅毅的性格、誠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為他那一時代影響力最大、聲音最激越的火熱的道德家和批評家，一個“時代的薩伏那洛拉”。以賽亞·伯林在其名作《輝煌的十年》中說，19 世紀40 年代的俄國前衛青年，諸如巴枯寧、赫爾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理，哲學家卡特科夫、別德金，散文家科爾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納耶夫、奧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詩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時之俊彥，“但諸子之上，巍然聳立著批評家別林斯基。別林斯基在教育與品位上的缺點，盡人皆知；他貌不驚人，散文風格亦多可憾之處。

然而，他成為他那個時代的道德與文學獨裁者”。他是“俄國知識階層的良心”。他的影響力所及，可謂婦孺皆知。1856 年，著名的斯拉夫主義兩兄弟之一、對別林斯基并無好感的阿克薩科夫游歷俄國鄉鎮后不無沮喪地發現：

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鄉下生活的齷齪沼澤里渴求一絲新鮮空氣的人，都熟知別林斯基之名。鄉下教師無人不知別林斯基寫給果戈理的信。你要是想尋找誠實的人、關懷貧窮與受壓迫者的人、誠實的醫生、不懼奮戰的律師，在別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這樣一個人，“了不起的天才，坐頭把交椅的批評家，思想界的巨子”，經常要通宵達旦地寫作，卻連個像樣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說，“夜里頭要是凍死了也不會有人知道……”別林斯基去世后，他的喪葬費還是朋友們湊的。大家用抽簽的方式購買了別林斯基的全部藏書，全部收入留給了他那因貧極、孤獨而娶的非偶之婦和幼小的女兒。屠格涅夫還將別林斯基的女兒收為義女，答應撫養她長大。只有第三廳的頭目杜別爾特將軍略感遺憾：“我們本來要他在牢里爛掉的。”別林斯基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正當盛年，卻過早地耗盡了自己。

2

1842年，年僅24歲的屠格涅夫就與別林斯基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經常在一起激烈交談、爭論，通宵達旦。別林斯基因患肺疾，臉色蒼白，極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在人前也顯得突兀、局促、笨拙，有點自閉傾向。但與朋友們在一起時，又令他興奮、迷醉，經常徹夜高談，毫無倦意。有一次，在長達六個小時的聚談之后，別林斯基突然叫了起來：“怎么？我們還沒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們就想吃晚飯了？”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與別林斯基完全不同。這位富家少爺性情隨和，身體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種，一生離不開愛情和女人。雖然經常一副懶懶散散、無精打采的樣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種在草原上土生土長的貴族子弟。年輕時，他也曾對別林斯基深為服膺，別林斯基曾說：“我們這時代切望信念，對真理如饑似渴，輾轉苦求。”屠格涅夫對此呼應道：“有些時代，文學不能只談藝術性，有些比詩更高的利益。”當托爾斯泰向他提議創辦一份“以純文學與藝術為主”的期刊時，屠格涅夫答復他，當今時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樹上清歌的鳥”；“你討厭這片政治泥沼，不錯，這玩意兒齷齪，一派污塵，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臟東西，有灰塵，而我們到底還是不能沒有市鎮。”（1858年致托爾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個堅定的道德主義者，更非狂熱的政論家，而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一個不偏不倚的旁觀者。在赫爾岑眼里，他是“親切熱絡的老友，天賦極高的藝術家，軟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隨風屈服的蘆葦，一個積習難返的妥協者”。這種人不易產生激情，且會情不自禁地在某種程度上倒向對手的觀點。屠格涅夫說他這一生什么也沒干，除了戀愛、旅游、打獵和寫作。屠格涅夫家的莊園里住滿了聽憑少爺擺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時候就在她們身上初嘗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過巴枯寧的妹妹達吉雅娜，追求過少女薩維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戀。他一生追隨女歌唱家維亞爾杜夫人，可以說苦苦追隨了一生，“像一條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東游西逛、到處飄零”。他雖是個情種，卻一生未婚，只跟一個女裁縫生了一個私生女小彼拉蓋雅。“結婚吧，年輕人，”他在晚年寫道，“你們想象不出光棍漢的晚年是多么凄涼。”他在愛情上花費了太多功夫，連托爾斯泰都感到驚奇。“我決沒想到，他竟然這么深摯地愛著。”托爾斯泰在巴黎見到屠格涅夫時，屠格涅夫正毫無希望地追隨在維亞爾杜夫人身邊。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對托爾斯泰夫人說，他已不再寫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戀情了，而他從來都是只有在愛的時候才能寫作的。

屠格涅夫對待政治像對待愛情一樣，膚淺，游移，用情不專，不易產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頭暴動那一天，他雖身在巴黎，卻只記下了在人群中穿來穿去叫賣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態度。革命的失敗讓他的許多朋友沮喪不已，他卻對此無動于衷。“誰說過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說，“歷史證明恰恰與此相反。”以賽亞·伯林在評價屠格涅夫時說：“的確，托爾斯泰從來不會讓你疑惑他偏愛誰、譴責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從來不掩飾他認為得救之路何在。這幾位偉大、痛苦的拉奧孔里，惟屠格涅夫始終細謹而存疑；……他不曾具體任何清晰的原則，沒有鼓吹任何教條，對所謂個人與社會的‘可惡的問題’不提任何萬靈藥。”

3

1847年初，別林斯基終于準備動身去歐洲療養。在此之前，他剛剛離開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國紀事》雜志，轉投帕納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現代人》。在為文學包工頭克拉耶夫斯基賣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時光，“我將為這個雜志而死，我要將《祖國紀事》放進我的棺材當枕頭。”短短幾年間，他寫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卻也耗盡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著經濟上的盤剝，還要在精神上承受書報審查制度的摧殘。物質上的匱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體油燈一般耗光，經常咯血不止，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幾番猶豫之后，他決定去歐洲療養，也許歐洲久負盛名的溫泉和德國的醫學教授們還能妙手回春。旅費是朋友們湊的，主要的一筆錢來自赫爾岑。

赫爾岑最后一次見到別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聲講話，從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爾重現一下。”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寫下了給果戈里的那封公開信。

別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輝煌的十年》一文中對當時的情形有著更為清晰的描述：

……療程即將結束，我們不久也要離開薩爾茨堡。別林斯基覺得自己好多了。咳嗽減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穩了。他已經不止一次說過住在偏僻的地方太悶氣。幾乎就在我們離開薩爾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我，《與友人書信選》的出版給他招來很多麻煩，他并不期待我的贊許，但仍然想聽聽我對這本書的真實看法，一個沒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癥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結尾處果戈里突然提到別林斯基，并順便向他致意，同時還附了一封寫給他本人的信。果戈里在那封信中責備別林斯基在《現代人》第二期上對《書信選》的火氣太大……

1831年，出生于小俄羅斯波爾塔瓦省的小鎮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里，結束了自己毫無生氣的小職員生活，開始投身于文學創作。在22歲那年，他遇到了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普希金。隨后，他發表了鬼氣森森的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25歲那年，他被文學界的朋友推薦為圣彼得堡大學世界史副教授。為了偷懶和掩飾學識的淺薄，他講課時常在面頰上纏條繃帶，以示頜部腫脹，不便講話，然后給學生分發些古羅馬廢墟的小照片。在大學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辭職。“我們，我和大學，互相唾棄而分手。我又成了一個無憂無慮的哥薩克人。”隨后，是諷刺俄國官場的新劇本《欽差大臣》的公演，用納博科夫的話來說，當時的情況相當怪異：“聲名轟轟烈烈地降臨在他身上；朝廷帶著幾乎是惡毒的興高采烈歡呼這個戲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喪失了自尊；無行的批評家在發泄陳腐的惡毒言語；見解頗有影響的那些批評家把果戈里捧到了天上，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戲是一個偉大的諷刺……”果戈里有點受不了了，他決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國外生活和寫作，直到1842年《死魂靈》出版。

果戈里

別林斯基就是將果戈里捧上天的批評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別林斯基剛開始從事文學批評時，果戈里就是他最為關注的作家。如果說別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詩人”的地位，他寫給果戈里的筆墨絲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還有勝之。僅1842年一年，別林斯基就發表了5篇評論《死魂靈》的文字。別林斯基最為推崇果戈里作品里表現出的“人民性”，認為果戈里的創作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成熟的標志。面對別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溫和、性格內斂的果戈里認為，與其說自己的作品充滿了戰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說是善意的諷刺，是“含淚的笑”。他不愿意被作為一個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溫和的民粹主義路線，贊成溫和的改革與改善。為此，他準備著手寫作《死魂靈》第二部，從正面來描寫俄羅斯，以期對第一部進行必要的矯正。

第二部的寫作進行得極為不順，他不得不四處出游，想尋找健康和靈感，但什么也沒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與友人書信選》，意圖“把它當做一個標準，讓讀者具備適合接受《死魂靈》續篇的情緒”（納博科夫的猜測）。這部書甫一出版便招致罵聲一片，批評者認為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為古老的家長制、農奴制張目的“壞書”。書里充滿了對俄國東正教寬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對待西方派與斯拉夫派的態度上貌似騎墻，實則更傾向于斯拉夫派。“這簡直就是歷古以來用俄語寫的東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書！”別林斯基在給《現代人》的文章里說，這本書的作者簡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個果戈里，很難讓人相信一個擁有巨大才能的人“也會像一個最平庸的人一樣蹉跌”。果戈里分明走上了一條歧途，“在這條新路上，等待他的是無可躲避的摔跌，在這以后，要回到原來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4

安年斯基將果戈里的來信讀給病中的別林斯基聽。起初，別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聽著，當看到果戈里寫給他的那幾行文字后，突然變得怒不可遏，說道：“他不明白別人為什么生他的氣，應當對他講清這一點——我得回答他。”

接下來，重病的別林斯基開始在療養地寫作那封著名的公開信。

一連三天，別林斯基洗完溫泉回來后，沒上樓到我的閣樓里來，直接到他臨時布置的書房里去。這幾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擺在他書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禮服，坐在小沙發上，伏案寫信，一直寫到中午一點鐘吃飯的時候。午飯后他不工作。他用三個上午就把信寫好了……這期間他還常常激動得不能執筆，仰靠在沙發背上休息。其實這封信的寫作過程相當復雜。別林斯基先用鉛筆在各種紙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謄寫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這件事看得極為重要，仿佛他已經理解到，他在編寫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圍的文件。

信寫好發出之后，他們便開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們的朋友赫爾岑正在酒店等著。別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間里給赫爾岑朗讀了那封信，赫爾岑聽完后，悄悄溜進安年斯基的房間，低聲對他說：“這是天才之作。我想，這也是他的遺囑兼最后證言。”

別林斯基在信中劈頭便說：“鞭子的說教者，無知的使徒，蒙昧主義和頑固專橫的擁護者，韃靼人生活風習的歌頌者——您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腳下吧——您正站在無底深淵的邊緣上……”的確，果戈里竟然鼓吹農奴制度為神義所授，謂其基礎與其余俄國建制一般不容動搖。他甚至在書中教導地主如何對待農奴，說讀書對普通百姓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這使別林斯基簡直出離憤怒了。在他看來，俄國民眾受沙皇專制壓迫、受教會制度愚弄，已經夠其不幸了，人們只有在文學中、在書籍里還能稍微透口氣，找到沖決壓迫的出口。他們把俄國作家看做他們唯一的代言人，使他們不受專制政治、政教和國粹主義擺布的保衛者和救星。“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這里作家的稱號是這樣令人尊敬，為什么甚至是一個才能不大的人文學上是這樣容易獲得成功的緣故。”作為《欽差大臣》和《死魂靈》的作者，怎么能放棄自己所擔負的職責，在書中滿口胡言呢？可以“原諒一個作家寫得不好的書，卻永遠不能寬恕一本極為有害的書”。別林斯基在信的結尾勸告果戈里：“您曾經不幸帶著一種驕傲的謙遜否定了您那些真正偉大的作品，那么，現在您應當帶著真誠的謙遜否定您最近的這本書，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來贖取讓那本書出版問世所帶來的沉重罪過。”

收到別林斯基的信后，果戈里又回了一封信。別林斯基抱著同情的態度讀完了回信，只說了一句話：“語言怎么這么混亂。不錯，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果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執拗地思索著《死魂靈》的續篇。他發表《與友人書信選》，就是想讓輿論做好準備，接受《死魂靈》的第二部。但第二部的寫作進程極為不順，并最終在臨死前將其付之一炬。納博科夫分析認為，果戈里在創作上陷入了一個誤區，那就是“按照一個明確的意圖來創作”，而這個意圖在第一部里是不曾存在的。“一個作家倘若對‘什么是藝術’和‘藝術家的職責是什么’這樣的問題產生了興趣，那么他就會惘然不知所措。”納博科夫說，果戈里在創作上既想讓“藝術家果戈里”滿意，又想讓“僧侶果戈里”滿意，也就是說，他想讓一個道德說教的果戈里與一個藝術至上的果戈里達成和諧，他想讓所有人都滿意，這就太難了。納博科夫認為，果戈里是無法做一個清晰的道德主義者的，他就是一個“怪人”。所謂怪人，這是天才的標志，“只有二流作家才是心存感激的讀者心目中的老友……偉大的文學則接近于荒誕。《哈姆萊特》是一個神經過敏的學生荒誕的夢。果戈里的《外套》是怪誕、可怕的噩夢。”納博科夫說，如果說普希金深沉，托爾斯泰平淡，契訶夫婉約，那么果戈里就是古怪，這是他藝術的基礎。他完全不了解俄國現實生活，他只熟悉小俄羅斯和彼得堡。“每當他努力用文學傳統的流暢筆調寫作，合乎邏輯地對待合理的思想的時候，他的才能便喪失殆盡。”當他創作《死魂靈》第二部時，他“已經喪失了憑空創作生活的神秘能力”。而納博科夫也不贊成什么文學反映生活、干預生活，“文學要打動人類靈魂的最深處”。然而在俄國傳統里，一個作家必須身兼道德說教者甚至僧侶的責任，如伯林所說，“說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賺錢牟利之徒，兩種功能彼此十分獨立，可以分持……此乃悖實之論。人不容分割。”這種傳統與法國傳統恰成對比，法國作家認為，自己只是個作品供應者，他們對公眾只有一個義務——生產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而不必管他私人身份如何。作為批評家的別林斯基，首先就是一個痛苦但滿懷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偽的道德主義者。他對藝術之為藝術并不十分看重，更看重藝術所帶來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他認為在他的時代，俄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社會與道德問題，這正是作家大顯身手的時刻。到了后期，他更發展成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成為神學和形而上學的敵人，而純屬文學的爭辯也上升為道德之辯。果戈里與別林斯基之辯，自有其邏輯必然性，是注定“終有一戰”。只不過，別林斯基在爭辯中過度表現了他天性中激烈、粗蠻的一面，如伯林所言，他“時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斷，對求精求細太欠寬容，對純粹的美太過疑忌，有時候，更因道德獨斷失之強橫，在藝術與道德上俱成盲目”。

兩個人的爭論過去不到一年，別林斯基就去世了，年僅37歲。別林斯基的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自此，俄國社會進入一段更為黑暗的時期，不再有自由思想之光閃耀。別林斯基去世四年后，果戈里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看時人的回憶文章，果戈里的死況甚慘。死前一個月，他還操心著全集出版事宜，并且筆耕不輟，每天從上午工作到四點鐘吃午飯，然后出門散步一刻，回屋后繼續寫作。然而他的身體迅速惡化，終至臥床不起，卻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醫生們也束手無策。一天夜里，果戈里叫醒了小男仆，讓他從五斗櫥里取出一捆用緞帶捆扎的本子，用蠟燭點著，放進爐火里。小男仆一下子明白過來，那是《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趕緊跪下來懇求他不要燒。果戈里說：“不關你的事，你還是祈禱吧。”火熄了，只燒焦了本子的四個角。他又把本子取出來，解開緞帶，散開紙頁，繼續燒。燒盡之后，他一邊劃著十字走回自己房間，一邊親吻了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來，突然大哭起來。

他為什么要燒掉自己最后的作品？納博科夫說，一個藝術家之所以銷毀自己的勞動果實，是因為最終他認識到已經完成的作品并不忠于他的天才。是這樣嗎？彌留之際的果戈里什么也不說，什么人也不理，甚至不再配合醫生的治療。最后快昏迷的時刻，醫生們開始強行給他治療。先是往他的鼻子上放了八只肥大的水蛭，用來吸血；然后又把他抬進溫水浴缸里，脫光了衣服進行淋浴；后來又給病人放血，往頭頂上放冰塊，往嘴里灌蜀葵根汁……他不停地呻吟、哀求：“拿掉水蛭，從嘴上拿開……”呻吟越來越弱，直到再也沒有反應。

5

得知果戈里去世的消息，屠格涅夫沉痛異常。“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一生中所經歷的事情，沒有比果戈里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動的了。”事實上，兩位大師直到1851年10月才見過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互致景仰后，果戈里主動提起了關于《書信選》的爭論。時隔三年，他仍然不愿提及別林斯基的名字，可見這個名字給他造成的傷害之大。他極其氣憤地說起了赫爾岑，“赫爾岑為什么竟在外國雜志上狂妄地侮辱我？”并說自己一貫堅守的宗教情懷和保守立場，前后并無二致。“我先前也是這樣想的啊，所表達的信念同現在完全一樣！何苦責備我變節和背叛呢？”但最終，果戈里也向屠格涅夫坦白，“確實，我有很多過錯，我的過錯在于聽從了周圍朋友的勸告，如果說過的話能收回的話，我就銷毀《與友人書信選》。我就燒掉它。”屠格涅夫能夠理解果戈里的心境，他們在藝術觀念和氣質秉性上有相近之處。“死亡具有凈化與和解的力量，”屠格涅夫在紀念果戈里的文章里說，“誹謗與嫉妒，仇恨與爭執——所有這一切都將在最普通的墳墓前緘默：它們也將在果戈里的墳墓前緘默。”

屠格涅夫的紀念文章是在果戈里死后三天寫成的，先是投給《彼得堡新聞》，被新聞審查官否決；繼而投給《莫斯科新聞》，莫斯科的審查官尚不知此文已在彼得堡遭禁，并未阻撓其發表。文章登出三天后，第三廳的公文也下達了，屠格涅夫于是被抓進牢里，過了一個月的鐵窗生涯。為果戈里坐牢，屠格涅夫視之為榮耀。他不像別林斯基那樣激烈絕對，道德至上。他將作家分為兩類，一類作家有著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始終處在社會的邊緣，與他所屬社會的集體經驗若即若離；另一類則完全投入到他所屬社會的共同體里，無論在情感上還是心靈狀態上都與其發生有機的聯系。無疑，果戈里屬于前者，而別林斯基屬于后者，屠格涅夫則處在一種中間狀態。他溫和而執中，以渾融權變之道應物處事，鎮定自持而進退有據。他曾與托爾斯泰交好，但也因觀念不同而鬧翻，甚至差點到了要決斗的地步。但兩人心里都明白，對方是大師，是文豪，因此翻臉十七年后又重新取得和解。盡管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屠格涅夫在托爾斯泰的精神領域中始終感到呼吸不暢。“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他的《懺悔錄》，就它的真誠、直率和堅定的信念而言，這是一篇出色的杰作。可是，它的道德準則都是錯誤的，而且，歸根結底它會把我們引入歧途，把朝氣勃勃的人生看得一片漆黑。因此，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東西。”他不要道德至上，也不要宗教苦行，他要的是鮮活的人生；他不要絕對主義，不要自我犧牲，他要的是“事到臨頭，人人以人性使然而難以苛責”的善意與溫情。他曾多次與母親爭論農奴問題，但總是敗下陣來，并最終繼承了斯帕斯克村的幾百個農奴。晚年時，為了排遣煩悶，他曾用七百盧布從堂姐那兒買來一名年輕漂亮的女奴，教她讀書、識字，并維系著一種奇特的性愛關系。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隨后歸葬彼得堡。他的陵墓緊鄰青年時期的偶像別林斯基。臨咽氣前他說：“訣別的時刻到了……像世世代代俄國沙皇一樣。她便是皇后中的皇后。”最后時刻，他還惦記著一生追隨的女人維亞爾杜夫人。

別林斯基去世后，巴枯寧也被關進牢里，赫爾岑遠遁異域，格拉諾夫斯基緘默，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尼古拉一世駕崩……俄國社會進入民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盛行的時代。這一時代的“新人”形象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他沒有赫爾岑的深度、想象力；他沒有巴枯寧的雄辯、恣肆、氣質或推理力量；也沒有別林斯基的道德天才與獨特社會洞察。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誠正、極度的精勤奮勵，以及俄國人罕見的具體細節貫注力。……他的自律，他的不厭其煩，熱烈、專志、功夫細密的勤勉，他不容懷疑的誠意，他那徹底的忘私，無情的直接，他對私人生活的漠然不顧，他那讓人放心親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犧牲的能力，創造了日后俄國革命英雄與烈士的原型意象。”（以賽亞·伯林）

整個十九世紀，從十二月黨人，到“輝煌的十年”俄國知識階層的形成，西方派與斯拉夫派的論戰，民粹主義的勃興……俄國知識界雖然紛爭不斷，但俄國知識階層始終是社會的良心，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誠如別爾嘉耶夫所言，這個共同體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階級，迷戀于理想，甚至愿意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赴死。“只因人數寡少，又遠遠孤懸于政府與群眾之間，只因薄弱，只因忠于真理，只因誠摯，只因與別人極其不同，于是，他們有如置身黑暗森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種同仇敵愾的團結感。”（以賽亞·伯林）

1849年圣誕節前夕，免于一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戴上鐐銬，押上一架無篷雪橇，踏上了遙遠的流放地旅程。馬兒在白色裹尸布一般無邊無際的俄羅斯雪原上奔馳了半個多月后，終于來到了托博爾斯克。當牢門沉重地關上的那一刻，兩個圣母般的人物降臨了——十二月黨人奉維津的妻子娜塔莉亞·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安年科夫的夫人普拉克斯菲婭·葉戈羅芙娜來看望他們了。“這些俄羅斯婦女，她們拋舍了彼得堡的上流社會，放棄了貴族的一切特權，走上了長久（也許是永遠）同親人甚至子女離別的道路，去分擔苦刑犯丈夫的厄運。在這些俄羅斯婦女面前，怎能不雙膝跪倒？只要俄國存在一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人們又怎能不永生永世向她們頂禮膜拜呢？俄國正是靠這樣的女人的信仰和忠誠才有了生命，世界正是從她們的愛里獲得活力的呀！在這生活的十字路口，她們仿佛是奉了上帝的旨意來到他們身旁，為的是讓心靈不要在生活中迷失道路。她們獲準見面，對這些不幸的人們給予鼓舞和安慰。分手的時候送了他們每人一本福音書。”（謝列茲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靠這本福音書，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