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建議拐賣兒童罪不設訴訟時效”

從十多年前創辦全國首個面對被拐、流浪乞討兒童的公益尋子網站至今,新任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尋子網創辦人張寶艷幫助2300多個家庭團聚。
張寶艷表示,在寶貝回家尋子網上,有四五十個家庭團聚后,卻因為過了追訴期無法對人販子追究責任。她建議,對拐賣兒童罪的追訴期進行修改。
昨日,張寶艷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
一個小細節幫助寶貝回家
新京報:從2007年至今,寶貝回家尋子網已經幫助2300多個家庭團聚,你們是怎么操作的?
張寶艷:實際上就是大家常說的“互聯網+”。我們利用網絡把有價值的信息收集到一起,分“家尋寶貝”和“寶貝尋家”等板塊,進行分析對比。志愿者整理信息時問得特別細,父母姓名職業、家附近的建筑物,小時候經歷的事等。比如一個孩子說,自己小時候特別調皮,有一次把家里紗窗給剪碎了,讓爸爸打了一頓。結果,有家長說自己的孩子小時候把鄰居家紗窗給剪碎了,被我打了一頓。最后一核對,這個孩子就是他家丟的孩子。
新京報:志愿者在網站最初建立時就有嗎?
張寶艷:剛開始沒有。那時大家對我們特別不理解,他們都認為找兒童是警察的事。有一次我進一個尋子QQ群,說我希望大家來把信息發布在這個網站上,結果我就被踢出來了,認為我是進去做廣告的,進去騙錢的。我告訴丟孩子的家長,說我建了一個公益的網站幫你們找孩子,不要錢,對方就非常警覺,認為我們是騙子。
我愛人是老師,第一批志愿者就是我愛人的學生,有十幾個人,他們到現在都還在。
新京報:現在志愿者發展到多少人?
張寶艷:馬上就29萬人了。國內各個省份、各個地級市幾乎都有我們的志愿者,美國、日本、新加坡這些國家也有。
創建網站源于一次“歷險”
新京報:在人們普遍不理解的時候,你為什么要做這么一個網站?
張寶艷:挺偶然的。1992年,我看一個報告文學《超越謀殺的罪惡》,反映的是幾個家庭兒童被拐,尋找過程各種艱辛。那個時候還沒聽說過誰家孩子被拐,我覺得挺可怕,就擔心這種事發生在我4歲的兒子身上。結果過了兩三個月,有一天我媽到我工作的銀行告訴我,孩子在商場丟了。我頭發都豎起來了,想孩子是不是被拐了,就一邊找一邊哭。雖然后來是虛驚一場,但從那以后,我就開始對這個群體特別關注,只要是看到報紙、雜志上有報道,我就找到聯系方式,給人家打電話去安慰。在安慰的過程中,我發現所有的家長都說不知道現在還有人販子。于是我感覺應該給大家提個醒,我和我愛人就寫了一個電視劇本,以我愛人為原型,塑造一個搞計算機網絡的人建立尋子網站。后來,劇本沒拍成,我們自己建了一個網站。
新京報:當時考慮過成本嗎?
張寶艷:當時想得特別簡單。我想一年也就是幾千塊錢的支出,把這個工作辭了之后,把網站做好了,再重新找一份工作。
當時沒想到這個事情能投入做這么多年。最初以為只有幾百個家庭,后來很快發現有成千上萬個,工作也越來越忙,忙到我和愛人兩個人都支撐不了,2009年就聘請專職人員幫我們做。其實那時候開銷也很大,一個月往外掏四五千塊錢。那時候電話費挺貴的,有一次去福建泉州,電話費沒了,我讓家里人給我充300塊錢,第二天早晨又沒了,又充300塊。
新京報:那個時候你們的捐款多嗎?
張寶艷:以前有一些企業想給我捐助,但是既然有人懷疑我目的不純,我就不接受這錢。到2009年底,知道我們網站的人越來越多,信息也越來越多,當時北京一家企業的王總要給我贊助被我拒絕了,他就說大姐你這個觀點不對,你做公益,不是說給你個人做的,你這個團隊必須可持續發展,不然的話靠你自己,你渾身是鐵能打幾根釘?后來,我們開始接受社會捐贈,租了辦公室,買了設備,網站才開始一點一點的擴大。
DNA數據庫是認親最好渠道
新京報:現在除了志愿者之外,還有什么力量支持網站尋親?
張寶艷:2009年時,我們找孩子一年也就找十幾個、幾十個,都不夠一個月丟的。我們就感覺應該從源頭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那年的兩會前,在一個活動現場把材料給了全國政協委員濮存昕,呼吁追究拐賣兒童的買主。濮存昕當晚就給我們打電話,說沒想到被拐兒童是這個狀態,你放心,我會去共同推動這個事情。
后來,我們又寫了一份中國被拐兒童犯罪調查報告,一位記者又據此寫了報告轉到公安部。當時,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就來電話,說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幫助的,可以直接聯系我。這太意外了,我們都很激動。陳士渠還加入了我們的QQ群,了解家長需要并出主意。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開始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4月下旬,公安部把我們請到北京座談,我們提了一些建議,包括發現兒童失蹤馬上立案,馬上偵查。很多被拐孩子認親要做DNA,以前在哪兒解救的到哪兒去測,家長來回奔波負擔挺重,我們建議做一個全國聯網的數據庫。結果,公安部不但建了數據庫,而且所有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去測DNA。
說實話,公安部對打拐的重視程度確實是沒想到的。
新京報:從2007年開始建網站到現在,你感覺拐賣兒童的情況有什么變化?
張寶艷:變化太大了,當初只要是加我QQ的,幾乎都是新丟孩子的家長,每天都有。現在很多地方警方把孩子失蹤視同命案,經過這幾年連續持續打擊,新發案很少了。我們寶貝回家現在做的工作主要都是對積案進行攻堅。也有新增的資料,但基本都是以前丟的了。
新京報:在解決積案方面,你有什么建議?
張寶艷:公安部的DNA數據庫,是讓被拐兒童認親的最好渠道,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知道,用上。
新京報:拐賣兒童案還有社會土壤嗎?
張寶艷:有,買方市場的存在。如果不把買方市場打掉,肯定人販子他還會鋌而走險,因為有利可圖。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已經對買主入刑了,對買方市場形成了震懾。
未來將帶動更多人做志愿服務
新京報:今年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有沒有帶來關于尋子或者打拐方面的建議?
張寶艷:有。我提了兩個建議,一個是對拐賣犯罪訴訟時效做修改,或者不設訴訟時效。我國對刑事案件的追訴期最高是20年,但很多兒童被解救是在二三十年之后,當初,警方只有在有證據表明孩子被拐賣時才給立案,但絕大多數家長找不到證據,所以這類案件基本都是按照走失處理,沒有立案,因此現在都過了訴訟時效。這些家庭明知道是誰干的卻沒法追究,這不公平。在寶貝回家網站上,就有四五十個這樣的例子。另一個建議是希望國家加大對重大疾病的醫療保障。
新京報:作為人大代表,未來5年將如何履職?
張寶艷:我是一個公益團隊的負責人,以后精力將集中在志愿服務方面,讓寶貝回家志愿者團隊向更多的公益項目發展,帶動更多人去做志愿服務。作為代表,也將主要關注這一領域,并就此提出議案和建議。
新京報記者 沙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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