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建議對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合憲性審查

　　委員參政議政不取決于自己能說了算、有多大權力，而在于要說得對，只有把問題找準、把解決問題的思路找對才有影響力，所以委員的作用還是靠發揮專業水準來實現。這無論對政協委員還是政協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從律師到政協委員的轉變，可以說是從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到維護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間的轉變。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從2008年起，已連續第三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作為政協委員中的提案大戶，在過去10年間他的提案已超60件。

　　今年，朱征夫又帶來了7件提案，其中備受關注的是建議對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合憲性審查。在朱征夫看來，目前的收容教育制度用一項行政法規來限制人身自由，與憲法精神及法律規定不符，“提出要對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合憲性審查，就是希望人大常委會對收容教育制度進行重新審視，從它是否與憲法沖突、是否符合《立法法》規定、是否跟其他法律規定相統一的角度進行審查。如果存在這些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對它進行廢除處理。”

　　談收容教育制度

　　用行政法規限制人身自由不合憲法精神

　　新京報：提案為什么關注收容教育制度？目前這項制度存在什么問題？

　　朱征夫：收容教育制度由幾方面構成，包括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國務院的《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再加上公安部關于收容教育場所的一個規定。它主要是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1991年左右社會風氣相對差一些，賣淫嫖娼行為在當時有一點蔓延的趨勢。現在來看，當時采取這些行為不能說不合理。但隨著憲法修訂及《立法法》的通過，收容教育制度當時的立法程序、立法權限以及執法上的問題就慢慢暴露出來了。它的問題主要在于，作為一種行政處罰，收容教育可以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前就限制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六個月到兩年，處罰生效之前沒有司法程序，也就是說沒有律師辯護、沒有證據的舉證質證等。長時間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卻沒有這些相應的程序保障，顯然違背程序公正。

　　新京報：也就是說對一項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懲罰，不應該由一個行政法規來做出規定。

　　朱征夫：對。《立法法》第八條第五款明確規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制定法律。

　　第九條還有一個規定，必須制定法律相關的這些事項，如果沒有制定法律，可以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先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除外，也就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項不能授權制定行政法規。而1991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中，授權了國務院制定收容教育的具體辦法，這就與《立法法》的規定不一致。

　　除了跟《立法法》不一致，還涉及法律統一的問題。收容教育現在被界定為一種由公安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手段，行政處罰是可以提出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但在《行政處罰法》中列舉了各種行政處罰的種類，卻沒有列舉收容教育。這說明作為最嚴重的一種行政處罰，收容教育制度與《行政處罰法》是不銜接的。

　　此外，《刑法》中規定了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的拘役、管制，還有定罪免刑，就是雖然構成犯罪，但是由于情節顯著輕微，免除刑事處罰。刑法是針對犯罪行為作出的處罰，而賣淫嫖娼現在只是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卻比對犯罪的處罰更重，這樣也會把刑法規定的各種處罰措施秩序打亂了。

　　新京報：你在全國兩會期間，多次提出要廢除這個收容教育制度，為什么一直緊盯著這個制度？

　　朱征夫：2003年，我聯合廣東省幾個政協委員，一起提出建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經過很多人的呼吁、媒體推動和一些重大案件，最終這項制度在2013年被廢除。收容教育制度和勞教制度相似，都是立法依據上存在明顯的瑕疵，都是由行政機關為主作出處罰來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2014年就提出要廢除收容教育制度，2016年、2017年也都提了。

　　原來提案都是從廢除這項制度的角度提出，今年提合憲性審查是換了一個角度。因為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強憲法的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既然十九大報告已經有這樣明確的論述，我覺得進行合憲性審查、樹立憲法權威的時代已經到來，所以就提出對收容制度進行合憲性審查。

　　新京報：關于廢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呼聲很多，時至今日，你覺得廢除這項制度難在哪里？

　　朱征夫：難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制度，涉及方方面面的關系，特別涉及一些利益關系，執法部門會認為原來這個制度的存在，能夠幫助處理一些事情，你把它一下廢掉了，可能就會認為缺少了某種執法手段。

　　談提案

　　呼吁規范扣查手機行為

　　新京報：除了對收容教育進行合憲性審查，你帶來的提案還涉及什么內容？

　　朱征夫：還有比如如何保護公民的手機權利，現在手機早已不是過去簡單的通訊工具，它已經成了公民的一個電子器官，其中很多涉及隱私權、財產權，甚至通信秘密。我覺得，現在手機里的寶貝可能比在家里的寶貝還多，在辦案中，執法人員對手機的扣押和審查不亞于到家里去翻箱倒柜。

　　但我注意到，現在在執法過程中，扣查當事人手機還是有點隨意，所以提出要對執法人員扣查手機的行為進行規范。現在的意見是用刑事訴訟法中的搜查程序來規范對手機的扣查行為，比如搜查必須由偵查人員來執行，必須有兩名以上的偵查人員，必須持有搜查證，搜查證必須明確搜查的范圍。搜查時還必須有當事人或者其家屬或者相關人在場，扣留了什么物品應該有相應的人員簽字確認等。

　　新京報：你還有關于國籍法修改方面的建議？

　　朱征夫：對，提案涉及了對《國籍法》的修改。現在網上有一些情緒，一些明星和企業家拿了外國國籍、取得了外國護照，有些人就說他是漢奸、趕他走。我非常理解這種情緒，但從國家利益高度來看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想法。現在大國之間的人才競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都在用精英人才計劃和投資引領計劃在全世界范圍內吸引人才。

　　而按照我國《國籍法》第九條的規定，定居外國、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中國公民自動喪失中國國籍。可以說這個規定相當于把我們的一些精英人才推到人家那邊去，所以我提了一個提案，建議取消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的規定，按照《國籍法》第十一條的規定，申請退出中國國籍獲得批準才喪失中國國籍；未申請或者未獲得批準的，我國承認其中國國籍，不承認其外國國籍。

　　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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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