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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彭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3日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我國設定的財政赤字率來看，不能簡單地與外國比，不同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

減稅降費仍有空間

劉尚希稱，“赤字往上走容易，而下來是很難的，那就必須要壓縮支出，增加收入，赤字和債務才能壓得下來。要算總賬，因此得有一個整體考慮。”

劉尚希表示，只看中央財政，我國財政赤字率好像比國外低。但問題是要明確“搞”出債務的目的是什么，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通過財政赤字、債務來大水漫灌擴大總需求，而是在結構上進行調整。讓企業通過創新提高效率、附加值、盈利能力和競爭力，這才是關鍵。

在減稅降費方面，劉尚希表示，今年還有一點空間。但無論是減稅還是降費，它不會是無限制的，明后年仍會存在問題。企業不能靠持續減稅降費來維持生存。作為企業，唯一出路就是轉型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升附加值，如此才能在競爭中生存。

降成本是一個分配問題，與多個環節相互關聯。劉尚希表示，比如原材料漲價，對企業上游來說是收益，但對購入原材料的企業則是成本。這涉及到生產要素價格問題，對上游是收益，下游則是成本。對勞動力來說，工資是收益，但對企業來說就是成本。這涉及到非常復雜的分配關系，不能只抓住一點去考慮企業問題，必須放到全局中來考慮制定政策，謹防政策出現蹺蹺板現象。

個稅起征點調整需考慮綜合平衡

談及備受關注的個稅起征點（免征額）調整，劉尚希認為，“要有一個綜合平衡的概念，否則結果就是赤字、債務擴大，它反過來會對整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國家的錢袋子與個人錢袋子必須綜合平衡，一旦失衡，偏向任何一邊就會導致公共風險，最終危及到所有社會成員。”

對于個稅起征點是否還有上調空間，劉尚希認為，個稅起征點調得越高，交稅的人就變少。個稅起征點確實要考慮生活成本問題，隨著生活成本上升而調高。但以家庭為單位來征收難度很大，很多規則還未建立，無法準確把握。比如，如何定義大家庭與小家庭。另外，以家庭征收，必須有家庭核算，納稅人必須把全家的成本、收入、財產核算清楚，自己搞不清，就只能找會計師來幫忙，政府必須對家庭所有的財產和收入一清二楚，財產包括金融資產、股票、債券、字畫、古董等。如果這些信息不清楚，則會帶來更大的不公平。

從稅改來看，劉尚希表示，它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但如何操作需考慮。對資本收入如果收重稅，資本就會“跑”，因此世界各國對資本收入基本都是實施比例稅，相對來說較輕。有的家庭靠的就是資本收入，并沒有勞動收入，但是他靠資產收入有可能比普通人的勞動收入還要多。

另外，從勞動收入來看，高管和打工者明顯不同。劉尚希指出，“此問題涉及很多基礎性工作，比如收入財產的信息系統，這些征管的基礎設施沒有建立起來之前，討論個稅如何大改革都是空想，頂多是小改革。”

對于個人房產稅的征收，劉尚希表示，房產稅與個稅征收具有相似之處。征收個人房產稅需將房產信息“摸清楚”，因為房產的持有情況非常復雜。

劉尚希表示，中國存在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大的問題。在征收上，是所有房子都征收，還是只針對一部分征收；是只針對城市征收，還是包括農村，這些都需考慮。另外，以北京為例，二環內一套房產可能價值上千萬元，但它的持有者可能恰恰是低收入者。在六環，可能有豪宅或別墅，但是評估價值低。因此，房產稅的征收是按評估價值還是按面積，需要謹慎權衡。

降成本需從整體考慮

“降成本要從整體考慮，從單獨某一個方面考慮是無法下降的，也不會持續。”劉尚希強調，減稅降費是階段性的，降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喪失潛力，沒了空間。

劉尚希舉例說，企業成本高首先是整個經濟的資源錯配成本高。比如，企業產能過剩會導致成本高、杠桿率高、利息多、財務費用大。另外，庫存多占用資金周轉，也會導致成本高。事實上，上述這些都是市場體制機制扭曲造成的。

“降成本是整體性的問題。從老齡化角度看，老齡化會導致適齡勞動力減少，造成用工成本提高。”劉尚希提示老齡化問題需要加大關注。老齡化快速發展的趨勢在短期內是無法逆轉的。

在劉尚希看來，繳費體制和征管體制也需要改革，否則遵紀守法、按規矩繳納五險一金的企業，成本會相對較高。因此，要拓寬費基，從而降低成本。費基的拓寬包括應繳費的企業必須繳費，否則財政補貼負擔會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