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淡豹：我想拼命踩一踩，那些對女性的偏見

我很尊敬的一位人類學家曾說，性別范疇是權利關系中最根本也最難以撼動的范疇，其他領域，比如上下級、人類對自然、民族間的關系、城鄉印象等，都是性別范疇內權利關系的不斷復制。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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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初，我24歲，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進行短期學習。國內一所戲劇院校的一行四人正在訪美考察。系主任帶著兩位年輕的女工作人員邊吃飯邊討論，系主任在回答一個中國樣板戲的問題時突然來了興致，對年輕女教師說：“小王，你到中間去，給大家演示一下我說的這個動作。”小王以前是演員，演刀馬旦。小王明顯不想上去，說“沒有音樂，不方便呀”，但系主任堅決要求，最后這女孩子只好放下碗筷，上去稍微演示了一下。你看她那個動作會覺得蠻尷尬的，可這主任還搖搖頭說：“小王，你今天怎么穿一個牛仔褲？這個褲子太緊了。”

那一刻，我真的快崩潰了，覺得自己好像參與了某個不好的場合，非常難受。一方面感受到一位女性像一個物件一樣被忽略、被指揮，也可以說男性對女性身體的那種打量，還有領導對員工的使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點羞恥感。

過年期間，馮小剛因要求女演員苗苗在私人聚會上跳舞而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我們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

而是父權和男權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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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讀人類學時有些田野活動，會不得不給官員、教授敬酒。我不想敬，還哭過，但當時沒有那種很強烈的性別歧視感。

2013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教授何光順在課堂和微博上公開發言，建議取消女生第一節課，讓她們多一點時間化妝打扮，好給男同學美的感受與愉悅。有些女權朋友批評這種言論。我也非常受不了，跟一些朋友一起寫文章，要求他道歉。

2016年11月，有位女讀者遭受性騷擾，問“正午故事”該怎么辦，我寫了一篇長文叫《為未來的女兒》。我當時覺得，如果不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思考并處理這個問題，針對女性的性騷擾根本無法解決。我們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而是父權和男權思想文化。

今年端午節時，我朋友孩子上的幼兒園發玩具，給小男孩發小汽車，給小女孩發小化妝包。這多可怕，簡直是從小按性別把人分類。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的副教授何光順曾經發表過“建議取消女生第一節課，讓她們多一點時間化妝打扮”的言論，引起網友熱議。

孩子們的父母還得吹捧老師，有年輕媽媽在家長微信群里夸老師會挑禮物，說“如果我家不是男孩，我自己都想要那個化妝包”。

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的性別差異沒有這么大。那個年代的一個潮流是社會主義遺風，大家都要去賺工分，不論男女都要參與勞動，階層、地域甚至城鄉差別都是比性別重要得多的差異。另一個潮流是計劃生育，“男女都一樣”的觀念一再被重申與普及。不大像現在的消費主義，女性再次成為性符號或者跟家庭密切相連的符號。

“女人天然應該讓男人疼愛”這種說法現在不是很流行嗎？但我小的時候肯定是“男女都一樣，誰都不要叫苦叫累”。現在無處不在的廣告宣揚著“女性就愛買買買”，實際上是把女性視為消費者、否定其生產者身份。幼兒園按男孩女孩分玩具，也是在隱形地傳達男女在社會角色上各有分工，暗示小女孩或者小女孩長大之后就應該關心打扮。

各種各樣的所謂“女德班”曾經無處不在。

不論在哪里，性別問題以及所有的歧視、羞辱，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傳統文化復興，不斷強調性別、代際、身份的差異，以維持某種家風或和諧，比如說父慈子孝、舉案齊眉，夫應該做什么，妻應該做什么，男人應該是什么樣，女人應該是什么樣。

時代不同了，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從小受到的關注，包括“男孩女孩沒有差別”這種幻覺，現在的孩子是不大可能有的。在《為未來的女兒》這封信里，我列了一個日常生活指南，建議我們拒絕“胸大無腦”的偏見，拒絕以愛護為名，讓女性滿足于弱勢地位的社會分工與角色形象。

這里的“我們”并不僅僅是指女性，而是我們所有人，我希望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挑戰和反抗現有的視角，重新定義成功、意義與美學。這封信的對象也不僅是那位女讀者，或者我自己未來的女兒，而是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女兒，是所有未來的女孩子。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有一種比較女性化的文化，它應該是不那么暴力的，它會關心不同的人，關心那些被淹沒的群體。

淡豹近照。圖/李偉

如果女性不自我表達，

那這些經驗就被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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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職業女性會介意在其身份前加一個“女性”的標簽，我能夠理解她們的不舒適，可能她們認為自己的女性性別在工作中并沒有那么重要，她們不想跟那些性別偏見有關系，也不想女性標簽把她的工作框定甚至否定掉。對我而言，加不加“女性”標簽都可以。我在寫東西的時候，就是希望能夠挑戰那些性別偏見。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和這個女性身份有關：我想拼命踩一踩那些對女性的偏見，把它們給踩碎了。

我小時候喜歡過一個國內女作家的作品，她會講某對夫妻因為擠牙膏的習慣不同而離婚了，自己是孩子時，會驚嘆她的犀利，覺得她的小說像左手一把手術刀、右手一個探照燈那樣，把生活里那些被掩蓋的秘密掀起來，讓你知道原來生活中有這么多需要忍耐的地方，有這么多陰暗甚至骯臟的地方。

在北京，我加入了一個女博士讀書會，主要是社會學、人類學的一些青年學者。這些學者討論性別問題，有些人會做小姐、二奶的研究，有人做性社會學，關心親密關系。我的一位師姐在記錄在北京北醫三院外面等著做試管嬰兒的女人們。女博士讀書會通過研究選題來做這些跟母親的身體經驗、親密關系有關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去發掘這些女性的身體經驗，女性不自我表達，那這些經驗就被淹沒了。

在蕭紅之前，沒有人寫過女性生產時的具體痛苦。

中國古往今來那么多經典小說，但在蕭紅之前，沒有人寫過女性生產時的具體痛苦。講到一個女性人物難產致死，就寥寥幾筆，《金瓶梅》里李瓶兒生孩子不容易，作者描寫了李瓶兒整個身體的樣子，看那些描述也還是站在外在去簡單觀察。到了蕭紅的《生死場》，才能終于跳出男性視角，看到女人尤其底層婦女生產的具體痛苦，她們怎樣用草木灰按住傷口，這些充滿血污、痛苦、恐懼的具體描述特別重要，女性不自己來寫這些經驗的話，一代代的女性又從零開始面對這些。

并不是說從前沒有過女作家，只是說這些經驗太少被描繪了。相反，男性的體驗被描述得太多太多，似乎誰都知道男性第一次遺精是怎樣的過程。我總記得趙清閣說老舍的一句話，“中年男人是世故和自私的”。趙清閣是老舍長久的婚外女友。在我眼中，很多男作家就是以世故和自私的視角在寫世情，他們看待世界的角度太單一、太傳統了，他們所寫的人類經驗太有局限性了。

缺乏女性視角，這世界是不完整的，完全是片面的。

除了生產，還有很多關于女性的經驗還沒有被寫。比如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很多老太太一個人生活，80多歲孤獨一人，她們的狀態是什么樣的，沒有人知道。也并不是因為老人沒有表達習慣或者能力，而是大家、有權力的人不關心那些問題。

我最近在看美國歷史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的中文版。它是一本關于陜西農村婦女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生命口述史。賀蕭發現，這群女性在回憶描述自己一生時，經常會以自己身體所遭受的創傷、家庭經歷的核心事件來劃分時間，比如說生育、結婚、大兒子出生、二兒子結婚等，但她們的丈夫，表面上是處在山高皇帝遠的農村，經常都以社會歷史事件為節點。

缺乏女性視角，這世界是不完整的，完全是片面的。男權視角下的主流敘述，多少年來大家以此為參照，以為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然而，事情不是這樣的。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4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