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與美日新印學者激辯“一帶一路”：回應不同關切 澄清種種誤解　

　　“我認為，‘一帶一路’就像一個還不滿5歲的孩子，你一會兒說這孩子長大了會吃很多東西，會不會造成人類糧食危機呀，一會兒又說他將來會不會生病呀，會不會打架呀。我問你們，有了這個孩子好，還是沒有好？如果美國能提供這些公共產品，中國等其他國家還會有機會嗎？在座的都是為人父母，對孩子要多呵護，而不是責難啊。”這是筆者3月6日在新加坡舉辦的“NHK-SIIA全球辯論會”做的一個總結。這個比喻一下緩和了氣氛，引發全場笑聲，有擺出討伐架勢的嘉賓也變得有些不好意思。筆者最近幾年去40多個國家和地區講“一帶一路”，但如此公開辯論的形式并不多見。“一帶一路”建設是否開放透明？規則導向還是發展導向？這成為西方的典型之問。此次辯論的經驗表明，我們應借力，積極參與有關辯論，創新對外講述“一帶一路”的形式。

　　養雞生蛋，不是殺雞取卵

　　日本政府近來對“一帶一路”態度有積極轉向，但還是有人擔心中國借此挑戰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NHK電視臺與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SIIA）聯合舉辦了這場“‘一帶一路’是否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辯論。現場錄制75分鐘，然后編輯成50分鐘的節目，預計3月24日在NHK國際頻道全球播出并上網。

　　辯論會由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戴尚志主持，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青山瑠妙、新加坡APAC Advisors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史蒂芬·歐坤、印度前駐華大使康特（現為新德里中國研究所所長）、新加坡盛裕國際集團總裁張永昌（代表東盟）及筆者五人進行辯論。錄制現場有50多名聽眾，辯論最后還有提問環節。辯論會開場和最后發言的機會是筆者。一個花絮是，辯論會前測試麥克風，筆者的話筒聲音太弱，測試三次才搞定。這時主持人強調說：“一定要讓中國的聲音被國際社會聽到。”

　　辯論開始后，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青山瑠妙發言稱，按照美國智庫報告和國會咨詢信息，“一帶一路”給所在國帶來巨額債務，中國應學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的做法。筆者立即糾正她說，中國可以借鑒日本海外投資的經驗，但“一帶一路”不是對外援助，所謂“債務問題”更是個偽命題，所有發展都會帶來負債率的提高，就如同中國自身一樣，關鍵在于投資形成的資產能否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改進提供支持。

　　筆者隨后舉的兩個例子極大增加了現場嘉賓和聽眾的興趣。一個例子是中國在最近十年內修了2萬多公里的高鐵，一公里高鐵成本約2億元，這么大的投入，用西方經濟學看，中國債務豈不到了天花板？為何中國經濟反而中高速增長？就是因為高鐵建設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推動產業沿線布局、發展旅游、房地產，推動脫貧致富。另一個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量從世行、亞行借貸，但經濟快速起飛后，根本沒有造成債務償還危機。

　　筆者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對外撒錢，而是投資。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希望其他國家能通過“一帶一路”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接著，筆者將“一帶一路”比喻為養雞生蛋，不賣雞，以此消除他們的“賣雞思維”和擔心債務的思維定勢。

　　美國制造泡沫，中國修路造橋

　　新加坡APAC Advisors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史蒂芬·歐坤是新加坡美國商會董事，他代表美國企業發言時質疑，“一帶一路”項目是中國投資的，誰給錢聽誰的，因此會造成其他國家依附中國的體系。筆者笑答：“這是典型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美國制造泡沫，中國修路造橋。中國是善于學習的，既從美國學習許多好的東西，也吸取美國的教訓。‘一帶一路’就是要消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問題，把全球熱錢變成冷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大的實體經濟就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是：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要共富，來通路。”

　　歐坤接著辯稱，中國修路造橋不錯，但是羅馬帝國時期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說法，“一帶一路”是條條大路通北京！因為很簡單，誰給錢，誰獲益，誰控制。筆者回應，都21世紀了，思維還停留在羅馬帝國時期！世界的技術標準基本上還是西方制定的，“一帶一路”是修補現有體系的缺陷，而不會重復近代以來西方中心的歷史。斯諾登事件提醒世人，美國才是全球互聯網的操縱者，12個根服務器中，9個在美國。“一帶一路”增加的是橫向互聯互通的內涵。“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互聯互通，并非跟中國通。中國在非洲推行“三網一化”（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區域航空網、基礎設施工業化），幫助非洲自主發展，而不是讓非洲的路通到中國。

　　中國承建，印度受益

　　去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來自130多個國家、國際組織的1500多名代表參加，其中近一半并沒有邀請而是自己主動來的，唯一邀請而沒派政府代表參加的是印度。印度前駐華大使康特卻在辯論中稱，“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工具，都是中國主導的雙邊安排，目的是排斥其他國家。

　　筆者告訴康特：“基礎設施從設計到建造、管理、運行、資金、技術等各個環節，中國具有無比優勢，自然在基礎設施先行的階段以國企牽頭，雙邊為主，

　　但建好了這些基礎設施更方便其他國家投資，又讓相關國家增強了自主發展能力。基礎設施缺口巨大，中國一家怎么融資？還不是發達國家參與、通過全球市場融資、遵循國際標準，怎么可能中國一家大包大攬？科倫坡港的改造，印度率先受益啊，因為科倫坡港七成貨物都是運往印度的！”

　　康特大使一看沒有占到便宜，于是轉到斯里蘭卡的另一個重要港口——漢班托塔港建設，稱“斯里蘭卡政府不顧反對黨反對，將港口租借中國99年，引發當地被中國殖民的擔憂”。在耐心介紹開發性金融做法前，筆者從口袋里掏出兩張貨幣來——印上中國人和中國承建項目的毛里求斯與斯里蘭卡貨幣，反問康特大使：“如果斯里蘭卡人民不喜歡中國投資，這些中國元素怎么可能進入別的國家的貨幣？這只是現任政府能決定的嗎？”

　　代表中國信用，也是回饋世界

　　新加坡盛裕國際集團總裁張永昌表示，中國借助“一帶一路”推廣中國模式，增強軟實力。筆者回應，中國發展是走符合自身國情發展道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也鼓勵其他國家走符合自身國情發展道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當年吃了很多蘇聯要復制其做法的虧，怎么可能讓他國效仿中國？再說，效仿也效仿不來呀！中國經驗表明，簡單輸入別國模式是不會成功的。中國視“一帶一路”為百年大計，代表了中國信用，一定希望它成功，因此不會輸出自身模式，不希望他國輸入外來模式。更重要的是，沒有純粹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也是學習借鑒世界一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的結果。比如中國學習過新加坡的產業園區經驗。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世界幫助了中國；“一帶一路”，中國在回饋世界。

　　主持人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多由中國國企參與，會不會造成不公平競爭，外國企業，尤其是西方私企無法參與？筆者回應，私人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在于企業的投資能力和經營規模，很多基礎設施項目并非排除私人企業，主要是它們一般不具備那樣大的投資和融資能力，更缺乏專業設計和運營管理的能力。外國公司無法參與更是個偽命題，中國公司能否在歐盟地區和美國國內享受國民待遇？現在看來，搞一個“一帶一路”的投資協定，也未嘗不是個辦法，不加入協定，就無法抓住相關機遇，泛泛的開放和共享沒有帶來預期的理解，反而為一些人的指責提供了口實。筆者戲稱，“一帶一路”是人類的孩子，孩子學會了游泳，就能從大海里汲取能量，而大海就是國際市場。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國企前期投入，成果共同分享。中國不想主導，不應主導，也無法主導。

　　太極文化：強調借力

　　提問環節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代院長柯成興表示：“剛才康特大使說過，中國通過投資脅迫其他國家參與‘一帶一路’，但東盟國家并不見得這么想。但也有人擔心中國借‘一帶一路’打造中國的中心國際秩序，甚至有人說朝貢體系又回來了。”

　　筆者回應，正如太極文化顯示的，“一帶一路”強調借力，而不是另起爐灶搞新秩序。尤其是美國想充當“所有國家的鄰國”，一定要爭取參與。美國公司已參與馬六甲皇京港建設，亞投行用的是美元，美國人和技術、標準大量進入“一帶一路”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通過平等協商，已同86個國家和組織簽署101個合作協議，涵蓋互聯互通、產能、投資、經貿、金融、科技、社會、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領域；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近2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數據充分證明，“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的，得到了沿線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和歡迎。筆者告訴現場聽眾：“這里面，哪一個是中國強加于人的？！中方從來沒有、也不會尋求建立一國主導的規則。‘一帶一路’倡議不是要搞什么‘小圈子’，也不針對任何國家，而是開放、包容的。”

　　筆者表示，包括美國在內也在改革現有國際秩序，使之更可持續。“美國優先”，但讓世界很擔憂。中國希望與印度等國通過國際合作共建“一帶一路”，提升中印等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因為世界政治格局要適應經濟格局的變化。如果說“一帶一路”打破了什么，可能打破的就是本身就不合理的“中心—邊緣體系。

　　在最后總結環節，筆者引用美國麥肯錫公司的預測說，到2050年“一帶一路”將在全球新增30億中產階級，激活80%的世界經濟增長，這就是“一帶一路夢”。“一帶一路”就是孩子，孩子就是我們的夢想。讓我們給予希望，呵護他健康成長吧。“一帶一路”還是相關國家共同的孩子，而不只是中國的孩子。嘉賓們聽到這里，再次以笑聲回應。整場辯論十分充實，聽眾提了3個問題后，主持人反復問還有什么問題時，臺下已鴉雀無聲。

　　用平常心爭取“統一戰線”

　　辯論會的形式與內容設置表明，與發展中國家關注“一帶一路”給它們帶來哪些機遇不同，發達國家既關注它們的企業如何參與，也擔心中國借“一帶一路”做大，打造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因此，辯論會一定程度折射出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某些認識與反應。特別是個別國家把中國與國際秩序對立起來，把美國視為自由國際秩序的當然領導，而中國是挑戰，把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對立，國有與私有對立，抱怨西方企業參與不多。對“一帶一路”理解狹隘，要么把它視為古代絲綢之路復興，要么把它當成基建項目，缺乏對“五通”的豐富理解，缺乏前瞻性理解。

　　借力國際辯論對外講述“一帶一路”的形式也是筆者的新收獲。聆聽者會明白，“一帶一路”不是讓條條大路通北京，而是互聯互通。中國不會也沒必要另起爐灶，推翻西方規則，“一帶一路”建設必須爭取西方發達國家參與，而西方參與也是希望參與制定相關規則，試圖讓中國遵守西方在全球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設定的人權、勞工、環保等各項標準。盡管將來在重大項目決策方面相關國家可能與中國產生矛盾和摩擦，競爭博弈也難以避免，但中國會以平常心看待，爭取“一帶一路”建設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王義桅，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責任編輯：初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