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鋒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南海研究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執(zhí)行主任)

美國對華關系中指責、怨氣乃至爭執(zhí)的氛圍在加重。從去年底以來美國先后公布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防戰(zhàn)略和核態(tài)勢評估等報告，到最近國會通過“臺灣旅行法”;從特朗普政府提交措辭強硬的對華貿易大綱，到宣布提高鋼鋁關稅;從美國頻頻有人呼吁驅趕孔子學院，揚言限制中國留學生的專業(yè)和就業(yè)選擇，到“卡爾·文森”號巡航南海和訪問越南……仿佛突然之間，中美關系對立、沖突和不確定性的一面有所凸出。在此“多事之春”，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審視和看待中美關系？

為何對立與沖突陡然加劇

中美關系走到今天，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雙邊關系的“小氣候”與國際政治的“大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分析大國關系常常使用四種基本的分析范式：權力變更、國內政治變化、技術與武器的進步以及社會認同的再建構與社會化。

今天的中美關系，在這四種分析范式上都很容易得出“沖突難免”的結論。從中美之間的權力再分配看，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技術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領域也大步向前;從國內政治看，政治分裂加深美國治理困境，而中國則在政治核心的引領下沿著既定規(guī)劃穩(wěn)步前行;從技術和裝備看，美國甚至擔心中國在人工智能、近太空武器系統和高超音速導彈等研發(fā)領域趕超美國;從認同建構的角度看，美國民主基金會拋出的中國“銳實力”報告開始夸張地擔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警告“中國規(guī)則”會顛覆西方主導的秩序。

　這是一個在中美關系史上找不到對應點的時代，也是一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時代后國際關系史上從來未曾見過的時代。如果只是單純的權力變革，即美國人所謂的中國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答案倒會簡單得多，那就是同盟增強、國際體系再度“陣營化”，重回國際體系集團對抗的老路。但事實上，連大多數美國人都拒絕美中“新冷戰(zhàn)”，原因不僅在于中國是世界上人口和體量最大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已經廣泛走向世界、懷有愛國熱情的14億中國人不是其他任何國家可以“降服”的，這是對華競爭中美國真正的“心病”。美國還有一種“中國心病”，就是因無法有效影響和改變中國而產生的巨大失落感。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指出，這么多年美國一直想通過對華接觸“改變中國”的計劃已經失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而且“挑戰(zhàn)”美國。當下中美關系充斥爭議和競爭，說到底是美國的這些心病和焦慮惹的禍。

相信中美關系的生命力

中美關系同樣也是當代世界最具生命力的關系。從19世紀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到二戰(zhàn)期間的反法西斯同盟，從尼克松訪華實現“巨人握手”到上世紀80年代后中美經貿關系高速增長，從今天中美對世界穩(wěn)定與繁榮肩負的重大責任到人類未來的“智能化世界”，兩國的聯系扯不斷、理還亂。中美關系難以成為一戰(zhàn)前的英德關系，也不會成為二戰(zhàn)前的美日或二戰(zhàn)后的蘇美關系。除了對手不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帶來的仍在不斷深化的國家間相互依賴，信息化造就的中美之間廣泛的社會認知，以及世界政治中人性化價值的普及帶來的進步主義歷史潮流。

當然，今天中美關系中潛在的危險因素不能低估。當前對中美關系最大的挑戰(zhàn)不是東海和南海，不是“印太戰(zhàn)略”，不是貿易摩擦，而是兩國社會和民眾間的對抗情緒、相互杯弓蛇影般的“威脅論”、以及兩國政治和社會精英未能對雙邊矛盾和沖突予以及時管控。特朗普政府、美國國會以及美國的智庫、高校、研究機構尤需注意，不要給美國社會注入排斥性甚至仇恨性的情緒。一旦美國出現“新麥卡錫主義”，勢必會在中國引起連鎖反應。中國曾是美國狹隘、自私的民粹主義的受害者，1882年美國加州的“排華法案”就是例證。這慘痛的一頁對今天的中美關系仍具警示意義。

中美間的爭議和競爭并不可怕，因為對手不必然意味著是敵人，競爭者也可以是同行者。中美關系的處理需要雙方共同展現出堅定的戰(zhàn)略意志和戰(zhàn)略眼光。美國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1945年到現在在“老大”這把交椅上時間坐久了，難免“戀棧”。中國崛起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對于美國的“中國焦慮”，我們除了正視和面對，更需主動作為。管控中美關系，不只在于我們不做什么，還在于我們能做什么。今年2月以來，國務委員楊潔篪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先后訪美，保持兩國高層密切溝通。其中展現出來的穩(wěn)定和管控中美關系的決心，是讓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行的根本保障。

在同美國的互動和碰撞中壯大

當前中美關系中爭議甚至沖突的多樣性，基本根源在于美國國內而非國際。美國軍方需把中國樹立為重要戰(zhàn)略對手，以保證軍費和武器裝備;特朗普要把貿易赤字視為最大的“不公平”來源，實現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目標;美國的智庫和媒體精英要把中國說成“威脅”，才能獲得資源和地位。中國同樣需要防止簡單化甚至片面化的認識影響甚至主導對中美關系的處理和應對。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國就是在同自己、同世界、包括同美國的互動與碰撞中發(fā)展和壯大起來的。中美關系的歷史性意義之一，就是對中國既是壓力又是動力，推動我們不斷變革、更好地融入世界、更積極地在世界舞臺展現朝氣和進取心。從強調“和平與發(fā)展”取代“戰(zhàn)爭與革命”、從中國入世到高舉全球化旗幟，從熟悉WTO規(guī)則到發(fā)展全球治理，處理好中美關系對中國發(fā)展與開放的意義，遠超美國對中國的制衡與限制。未來，我們需要讓中美關系再度成為中國成長、美國他律和世界繁榮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