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宇雜談】

服務業主導經濟的時代，城市主政者要做的是，讓更多人到本地工作、買房。

李宇嘉

房產稅霸屏了整個樓市消息面，如何理解呢？筆者將其與個人所得稅改革結合起來，給大家一個全新的描述。“兩會”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記者會上，財政部部長肖捷表示：“大家都將是今年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受益者。”因為，不僅個稅起征點提高，而且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稅前扣除項。前幾年的“兩會”還提出，首套房貸利息、養老費用也要稅前扣除。此外，未來還會將個人各種所得加總起來，讓那些綜合所得高的人適用更高的稅率。

可見，改革初衷是告別個稅淪為“工薪稅”的尷尬境地，根據當前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的比對，減輕普通工薪階層生活負擔，真正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如果說個稅調節的是一般收入所得，那么房產稅調節的是資產收入所得。房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暴漲，這是近年來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因，這個結論估計多數人會贊成。工薪階層或中產主要靠工資活，但富人估計很少看工資單，因為工資只是資產收益的零頭。調節資產收益拉大的收入鴻溝，必須要靠房產稅。

征房產稅是個難題。眾所周知，美國個人信用體系相當成熟，欠稅滯納金很高，信用約束也很強，但每年仍有超過120億美金的房產稅拖欠。另外，房產評估是否公允、怎么解決爭議，這些在法人單位納稅時代是不存在的。作為最大宗的消費和資產品，哪怕0.1個百分點的變動，也是不菲的數目，解決成千上萬的爭議投訴，考驗習慣坐在辦公室接收企業直報的稅務部門。

起草論證冗長，原因就在此，好在官方對房產稅解釋越來越清晰。“兩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開宗明義地稱，房地產稅主要是調節收入分配，特別是個人財富集聚，起到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同時，籌集財政收入，滿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需求。也即，房產稅首先是調節稅，然后才是收入稅。這個說法，從推進路徑看十分明了。史耀斌副部長指出，房產稅是“一種世界通行的稅種”，我國會參考其中共性的制度性特點，例如按評估值征稅、會有一定稅收優惠。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除扣除項以外，實際稅基還要在房屋評估值的基礎上再打四~六折，還會限制稅率和用途，房價漲了還要降低稅率，確保稅負不超過收入3%-4%。而且，首套房、低收入者、孤寡人群都會有很大減免。早在2012年的十八大，就明確提出要降低宏觀稅負，加上房地產穩定、輿論穩定是頭等大事，稅率和納稅占收入的比不可能高。另外，史耀斌副部長還指出，房產稅是地方稅種，地方用這些收入來滿足教育、治安等公共基礎設施供給支出。

這很類似西方的房產稅。西方收稅主體的縣（County）或市（City）級政府，征收房產稅后，房價并未下跌反而上漲。直接從居民口袋里拿錢，房產稅有很明確的用途，50%左右用到學區，其余的搞治安、修路架橋，服務完善外溢為房價上漲，業主受益甚至超過納稅。人口越密集，房子越多，房產稅也繳得多，居民享受好的教育、治安，業主享受房屋增值。

因此，服務業主導經濟的時代，城市主政者要做的是，讓更多人到本地工作、買房，稅收自然來了，這就是公共財政、服務型政府。現在，很多城市認識到了這一點，紛紛放松或取消落戶門檻，人口（而不僅是人才）才是城市最大的財富。因此，房產稅和個稅改革共性是保護中低收入，調節最高收入，以包容實現共贏。關緊一道門，必然打開一扇窗，稅負在群體間調整。房產稅也好、個稅也好，反映了個人財產從無到有，由從屬到主導的時代變遷下，建設公民社會，塑造財富觀念，構建公民納稅和政府服務的自主意識和良性循環，這才是現代化的彰顯。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