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早晨，我收到了美國《歷史與理論》有關海登·懷特先生辭世的訃告。巧的是，那時我正在重讀他于1966年在該刊發表的《歷史的重負》一文。應南大孫江教授之邀，我將參加他在3月24-25日組織的“概念史”的學術會議，并決定就懷特與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對西方思想史的貢獻發言。我之重讀懷特《歷史的重負》，也因為斯金納在同年發表了《歷史解釋的局限》一文。他們兩人雖然年紀相差了12歲，但卻在差不多同時開始嚴肅思考歷史學在那時的狀況和突破的前景。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
對于中國人來說，1966年是難忘的一年，因為“文化大革命”正是在那時開始的。而在西方，1966年抑或整個1960年代，都是一個風起云涌的歲月，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十分深遠。懷特那時應該在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大學歷史系任教，而我老師伊格爾斯先生也于之前一年就任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教授，兩地相差大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他們兩人在紐約州的歐洲歷史研究學會上認識之后，一同接受了一個寫作歐洲思想史的項目。記得伊格爾斯先生后來對我笑瞇瞇地說：“作為一個‘好男孩’(good boy)，我認真地完成了我的部分，但海登卻爽約了，因為那時他已經在奮力寫作他的《元史學》。”其實伊格爾斯先生那時也在努力完成他自己的成名作，那就是初版于1968年的《德意志歷史觀念：自赫爾德以來的歷史思想之民族傳統》。懷特之寫作《元史學》一書，則更費時日，遲至1973年才出版。于是，兩人合作的歐洲思想史項目，就中途夭折了。但這個損失顯然十分值得，因為懷特的《元史學》和伊格爾斯的《德意志歷史觀念》，現在都成了經典著作，而前者還在2013年出版了四十周年紀念版。英國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為此特意做了推薦，其中寫道：“懷特批判了實證主義史家和他們對客觀性、科學和現實主義所抱有的幻象”。伯克指出，“在四十年前，對于史學界比較保守的人士而言，懷特的觀點讓人震驚。但四十年后，我覺得它們已經（在史學界）被普遍接受了”。這個看法并不全然，但至少說明，雖然當今有不少人希望“走出”或者“超越”后現代，但其實懷特的后現代思維，已經在史學界內化了。當然，內化并不表示全盤接受，而是認可這一立場的重要，同時希圖在這一基礎上加以進一步的反思。
像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先拜讀懷特的論著然后才認識他本人。記得應該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我在華東師大歷史系攻讀研究生，那時斯坦福大學的博士生、現在任教于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的傅葆石教授來師大做進修生。我們相遇認識之后，傅將他的《元史學》一書英文版借我閱讀，并說在他的美國同學中間，此書已經是一本必讀書。我當時讀該書的感覺是，醍醐灌頂，煥然一新，對懷特從“詩性”的角度探討歷史研究和書寫的特性，印象十分深刻。我的碩士論文（1984）做的是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讀過比爾德批判蘭克客觀史學的論文。但懷特的批判，另辟蹊徑，與眾不同。 1990年代懷特的后現代主義史學觀念受人矚目的時候，美國的老派思想史家葛翠德·希莫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指出，懷特的觀念只是老調重彈，認為以前就有人看到史家治史，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等主觀立場的左右。但顯然，希莫法伯沒有能看出和理解懷特挑戰近代蘭克史學的獨特之處。換言之，比爾德、卡爾·貝克爾（Karl Becker,《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的作者）對蘭克史學的批判，與懷特頗不相同。
《元史學》
1990年代也是我開始認識、接觸懷特的年代。1992年起在美任教之后，我開始與伊格爾斯先生多方合作，自己也參加了數次在歐洲和美國各地舉行的學術會議。1990年代中期，我在匈牙利的社會科學＊＊會，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目已經記不得了）。會議最后請懷特做總結發言。他思維敏捷、用詞精到。在其中他還寬厚地指出，今天會議上有不少學者來自英語非母語的國家，他們的發言值得稱贊等等。我當然希望他說的是我，但其實他也許更想稱贊那時開始就追隨他左右的波蘭史家愛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記得多曼斯卡在會議中間與我們交談的時候宣稱，現在已經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后現代時代”(a postmodern age by de fault)了。我不禁有點啞然失笑，因為顯然后現代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在她的母國波蘭還遠遠稱不上普遍。那次會議還有荷蘭史家法蘭克·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參加。與懷特的精湛口才相比，安可施密特講話支支吾吾，含糊不清，似乎嘴里含著一顆橄欖一樣。據說利奧波德·蘭克當年也缺乏口才，講課乏味。像這樣筆頭好、口才不好的學者，在今天可能要數年鑒學派的第四代傳人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了。這學期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授課，夏蒂埃也在那里上一門課。同學們對他的課反映是，夏蒂埃只是念他的稿子，頭也不抬，根本不管學生。而他的英語又夾雜著濃厚的法國口音，讓人似懂非懂，興味索然。我含笑評論道，歐洲大學教授地位崇高，自覺高高在上，不像美國教授那么注重與學生的交流、互動。
而在我認識的美國大學教授中，海登·懷特絕對稱得上口才一流。2005年開始我被選人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的理事，同年又擔任秘書長，與懷特、安可施密特等人多有接觸。那幾年我們一同到復旦大學，之后又在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臺灣大學、華東師大幾次開會。懷特雖然年高，但精神矍鑠，瀟灑自如。他演講的時候，聽眾濟濟一堂。懷特那時一只耳朵戴著耳環，講完之后與學生、老師互動，陽光的照耀下，耳環閃閃發光，讓人覺得與其說他是一個大學者，毋寧說他是一個大明星。
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我又讀了懷特的許多論著。美國同學們都說他的寫作十分難懂。但與他接觸多了之后感覺，其實懷特的表述本身并不故弄玄虛，而是力圖明白曉暢，但他的思想和觀念比較新穎，所以歷史系的學生會覺得晦澀難懂。而與他的接觸、交談，更讓我覺得他是思想清晰、立場鮮明的學者。從立場來看，懷特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自承他之批判蘭克的所謂客觀史學，主要是因為這一史學，以平鋪直敘、冷靜客觀為標榜，而其實是想證明資本主義時代的合情合理，因此他必須對之進行批判。西方世界在2007年發生金融危機之后，我們一同在希臘雅典開會。懷特一見到我就說，“Edward，Marx is right in the end”(愛德華，馬克思畢竟還是對的！)。他的意思是說，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會出現經濟的震蕩和危機。2010年前后，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主席換屆，我十分希望懷特能接任主席。但可惜的是，當時卸任的主席佐藤正幸另有安排，并為此多方操作，我的愿望沒有實現。（此事讓我覺得十分遺憾，也使我看到【某些】日本人的偏狹、小氣）。
懷特雖然沒有擔任主席，但他之后對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則予以了更多的支持。比如他個人贊助出錢，建立了史學理論、史學史的論著獎，但又執意不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以學會的名義出面。這個獎已經評了三次，最近一次獲獎者的著作是《后敘述主義的歷史學》。此書似乎在挑戰懷特以敘述出發檢討歷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但同時也延伸、發展了懷特本人的做法。在出版《元史學》而享譽世界之后，懷特仍然筆耕不輟，出版了多部論文集。此處無法詳述他的觀點，但其總體傾向是，懷特希望談討歷史書寫走出敘述傳統的可能和必要。懷特在1960年代建立起自己的學術生涯。從思想觀念上來看，他一直屬于那個群情激奮的時代。而那個時代的氛圍就是，希望學術多與時代互動，不但跟上時代，而且反映時代的需要。懷特的最新的論文集以《實用的過去》命名，便是一例。我們在雅典開會的時候，他便以此題目演講。我事后與他交談，說到中國傳統史家對歷史真理的追尋，也希望通過真實的歷史敘述，展現歷史書寫的社會功用。的確，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肯尼迪總統的一句名言所激勵：“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什么，問一下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么？”懷特對蘭克史學抑或整個西方近代史學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古人說“知人論世”。我們對懷特史學的認識，需要了解他生長的時代。
懷特除了有其鮮明的立場之外，其治學也有其明顯的特點。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概括，學者大致有兩種類型：刺猬和狐貍。余英時先生在其《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曾借用來分析兩人的差異。我想在此做一個也許拙劣的模仿，比較一下懷特與伊格爾斯。就我的了解來看，懷特是一只“刺猬”，而伊格爾斯是一只“狐貍”。古希臘詩人愛基羅秋斯(Archilochus)說道：“狐貍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則只知道一件大事”。伊格爾斯先生的博學多識、對多種歐洲語言文字的嫻熟掌握，加上他對新學問的濃厚興趣，讓他成為一只“狐貍”。與之相對照，懷特則是一只“刺猬”。余英時先生這樣描述“刺猬”的治學風格：“這一型的人喜歡把所有的東西都貫穿在一個單一的中心見解之內，他們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都全都歸結到一個一貫而明確的系統”。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懷特十分擅長演講，每次聽后都讓人激動。但之后細細思索，又會覺得有點似曾相識，因為懷特當然有創新之處，但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在寫作《元史學》時已經形成。任何熟悉他著作的人會覺得，如同他寫作該書時那樣，他非常擅長將所有的東西都為他所用，也即“六經注我”。在他的筆下，黑格爾、馬克思、蘭克、布克哈特、尼采、托克維爾、克羅齊等近代思想名家，都成了他的論據，其視野之恢弘、筆觸之新穎、氣魄之雄偉，在當今學界仍然罕見。無怪澳大利亞學者瑪尼·休斯·沃靈頓（Marnie Hughes-Warrington）在為羅德里奇出版公司編輯的《50位重要的歷史思想家》（Fifty Key Thinker of History）一書中， 將懷特列為其中之一，而名列其中的人物涵括了整個世界史學界的名人，從古代的司馬遷到今天的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
懷特又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名句，為人所熟知。但真想獨立創新，就有可能造成曲高和寡、無人賞識的局面。司馬遷本人完成了《史記》之后，也曾考慮“藏之名山”。懷特以其“刺猬”的專注，寫成了《元史學》一書。該書出版之后，有大約二十年在史學界默默無聞，被人視為“奇書”。懷特在出版該書之后，長年在加州的圣塔克魯茲分校任教，帶了幾個為數不多的史學理論研究生。每次他率領他們譬如在美國歷史學會上開會發言，聽眾寥寥無幾，因為他們講的對多數歷史系的學生來說，無異“天書”。但懷特不以為忤，仍然堅持他的立場和論點�？尚业氖牵睦碚撛谖膶W界、新聞界等其他學術領域，漸漸為人所重視。而史學界對他的關注，我個人認為要到安可施密特于1989年在美國的《歷史與理論》雜志上發表《后現代主義與歷史學》一文，引起多人反駁爭論之后，才漸漸引起多數同行史家的重視。當然，如同上述，在1980年代，他的《元史學》一書已經是一部名著，年輕一代的史家對其書、其人都相當熟悉，不過其中真正研讀過該書內容的人，恐怕還是不多。
懷特在其晚年，也即我與他較為頻繁接觸的時代，被聘為斯坦福大學的講座教授，長達十年之久。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聘請他任教的是該校的比較文學系，而不是歷史系。何兆武先生有過這樣的觀察，“史家習慣低頭拉車，不會抬頭看路”。意思是說一般的史家對史學理論，了無興趣。換言之，雖然懷特的批評之聲，對一些人來說震耳欲聾；他本人在演講的時候，也力求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對大多數歷史工作者來說，懷特似乎還是有點太遠，仍然深不可測、渺不可及�；蛟S他的辭世，會改變這一現象。懷特本人生前一直認為，歷史書寫應該是一種類似藝術、形同文學的創作行為，而許多人對一些前衛藝術家的認可，往往在他們過世之后。與這些人相比，懷特是幸運的，因為他的貢獻已經在他在世的時候便得到了關注。而對我個人而言，懷特的睿智、倜儻、風趣和仁厚，將會是一種永恒的記憶。
衷心祝愿海登·懷特教授長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