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館的創設及其旨歸
張之洞序《勸學篇》，謂“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中國素有“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講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實際上兼系“政”與“學”兩者之興衰。尤其是歷經多年寒窗、一路過關斬將而最終金榜題名的“天子門生”，既是高級文官的主要來源，又是傳統學術標桿所在，其殊榮與前景舉世稱羨。至于進士群體中又能優選入翰林院者，則更負清望，明清兩代列宰輔、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問題在于，晚清中國值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于政于學，都出現從未面對過的局面與元素。既然為政在人，育人由學，教育改革遂為晚清新政要項，因此而有革廢科舉、擬定學制、興辦學堂、派遣游學等舉措漸次展開。對于科舉改制，其初步底線可概括為：八股當廢不當留，科舉可改不可罷，經史宜補不宜棄。實際運作中，改制主線為力圖將學校育才功能與科舉掄才功能結合，在內部調整的框架下應變。1901 年改制措施發布，時論盛稱此后“有學校以造就于先，有選舉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學堂，而后為士者無無用之學，為官者無不習之事”。然而，制度運作的現實則不盡人意。由八股而策論、由經史而西學的科舉改制，仍然難脫“新酒舊瓶”的困境。而新政展開，事務紛繁，需才孔亟，傳統對科舉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批評，此時尤見其實。
盡管如此，晚清政府無論從籠絡人心，還是穩定時局，抑或重拾權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將進士這一擁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體棄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樣照舊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師大學堂附設進士館，詳定章程，延聘名師，且新科進士免費入館、厚以廩餼，俾其以速成路徑，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經濟、外交知識，以佐新政。因此，進士館課程的整體設計思路，是在《論語》所謂“果、達、藝”三項從政素質框架內，分別開設相應學科，希望將新科進士既往接受的經史辭章教育革新為西學法政教育。在具體操作上，則力圖將傳統翰林院的“學館”與新建大學堂的“學館”銜接，將傳統的人才“分科”具體化為近代的課程“分科”，并將傳統資政的“經邦濟世”之學與近代西學中“法政經濟”學科相糅合。同時，也希望通過切實管課，整頓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館學業渙散、有名無實的弊病，令新科進士勉力學問，要在“講求實用之學”，兼求速成和切用。
京師大學堂
從選士史的角度而言，進士館之設，乃廢科興學之際人才選拔和培養體制的改革和過渡舉措，乃以學堂速成教育訓練科舉已成之才的具體嘗試。進士館的設立，標志著天子門生教育的重要轉型——從研習經史辭章的翰林院庶常館系統，過渡到接受法政經濟教育的大學堂進士館系統。從法制史角度而言，以“開官智”為目標的進士速成教育，也拉開了近代中國系統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舉立停，進士館亦因之停辦。進士群體負笈東渡，又成中國選官史及留學史上空前盛舉——中央政府竟將已獲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員群體的繼續教育委諸日本，冀望鄰邦成為改革強國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義上進士館的存續時間雖短，但在中國近代政治史、考試史、留學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從科舉改制，到設立進士館，再到派遣游學，以及癸卯、甲辰進士晚清的授職升轉，種種制度變革與運作之中，均可得見官僚群體與官僚體制之間微妙的共存與互博。進士群體的出身為舊制所授，其自身亦屬于龐大的官僚體制，故而維系舊有體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場。然而，每當制度設計與個體利益抵觸之時，官僚個體便會啟動抵制推諉之法，以個體理性謀求自己處境最優及利益最大。無論是科舉考試由經史八股改為政藝策論，還是令新科進士入進士館修業，抑或集體遣派留學，都是朝廷對末代天子門生進行教育提升的實際舉措。但晚清中央政府與官員群體之間，對“開官智”問題仍然不無分歧。清廷所關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穩定、新政的展開、國祚的延續，因此不惜耗費人力物力，多方創造條件以開其官員群體之智。但官員群體搖曳于“學”與“仕”之間，多數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識水平及行政能力對整體政局的影響，其個體理性所關心的主要還是仕途前景問題，此亦人情之常。
當然，由于晚清局勢復雜多變，加之決策所依賴信息的不全以及個體認識和判斷的局限，這種“理性選擇”未必能導向最優方案和效果。縱觀進士館創辦全程，作為最高政治權威所在的清廷、承擔制度規劃的中樞官員、負責實際執行的館中教員職員，以及作為改制對象和受教者的進士群體各方之間，雖然有相互依賴的共通利益，但是實際也各懷其志，反復博弈的結果就是開辦進士館的預期成效被削弱。對于末代進士群體而言，需要直面的問題也很現實和迫切：學問與仕途如何兼顧，新舊知識結構怎么銜接，朝廷/ 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能否調和。晚清中國在這些分歧中展開改革，使得許多看似設計較好的制度措諸實踐時，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舉改制中，最終采用的是“舊瓶裝新酒”的套路；進士館官立、官辦、官讀“三位一體”的現實，使其未能避免所謂“科舉時代的劣根性”及“老爺式學生”的弊病；而留學教育的展開，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齊，程度參差。
末代天子門生的際遇與浮沉
癸甲進士可謂同時代讀書人之幸運者，趕上科舉“末班車”而成為末代天子門生。然而，他們也趕上一個仕途壅滯的晚清時代，更是一個前所未遇的變革時代。朝考授職后，他們或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或簽分各部為學習主事，或分發各省為即用知縣，其實大多并無實缺。其后或入進士館修業，或在閣部學習歷練，或在地方辦學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學，輾轉于各職位之間，辛苦候缺。癸甲進士在清末階段的任職，呈現出“整體嚴峻”、“比較優勢”與“內部分化”并存的事實；清末官制改革，加之兩科進士多有新學經歷，對其補缺晉升有利。不過，其中仍約有半數尚未輪得實缺，清朝已被推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仕途就此終結。從帝制到共和的政體轉換中，連接該進士群體仕途的階梯并未被完全阻斷。盡管舊朝已沒，政體已新，但他們畢竟擁有進士出身這一關鍵“象征資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職資歷，以及新舊皆備的教育經歷，讓其中善于因應者成功過渡，華麗轉身，從天子門生變為民國精英。進士群體在傳統中國的“成功階梯”上，已近登頂；進士館教育和留學經歷，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階梯”。部分進士成功連接前后階梯，進入民國后不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會縱向流動中繼續上升。當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進士選擇繼續忠于清室，不仕民國，乃至為“復辟”南北奔走；或有進士投身新聞、法律、教育、金融、實業等，發揮其所長；又或鄉居著述，教學育人，募化勸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權建立，仍有部分健在進士繼續出仕，或以其他方式發揮影響。
葉景葵（1874—1949），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后成為著名實業家、金融家、藏書家
癸甲進士政治立場與政治認同之轉向與分化，亦頗微妙而曲折。作為科舉正途遴選的“天子門生”，他們理應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作為帝國龐大官僚體制內的成員，他們整體也傾向維系既有體制的存續。當然，其間時勢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進士館派出留學人員兼有官僚和留學生雙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觸革命思想，可能影響其政治取向。不過，他們此時也還是盡量維護現有秩序，因為他們本是舊有體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為了符合后定之論，過早、過分拔高部分進士的“政治覺悟”；當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責于人，謂該群體“革命性”不足、不肯與舊體制徹底決裂云云。以他們的經歷和身份而言，此種艱難而緩慢的轉型才是他們在那個時代中的真實境遇。實情如此，必至漸見立憲無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場才隨之逐漸轉變。其間，從天子門生、欽命職官到民選議員、國民代表等，癸甲進士的政治身份和認同開始發生微妙轉變。少數進士開始將其“忠愛之誠”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與忠于一國一群、職事大政的區分。傳統意義上君即國、朝廷即國的觀念，逐漸遭遇到來自內部的嚴峻挑戰。新知階層逐漸“判國家與君主為兩途”，成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最終，部分影響甚大的“天子門生”也站到天子對面，轉而傾向同情革命，乃至與革命黨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滅亡。此種“種瓜得豆”的結局，確非改革之所樂見。當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敗的論域，則可發現晚清改革對近代中國轉向與國家建構的重要意涵。民國肇建后，統合該群體的舊有體制已不復存在，他們的政治認同進一步分化。其中有總體支持民國而內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圖復辟帝制而視民國為“敵國”者，乃至有投敵附偽而身敗名裂者；其間，又有在國共兩黨及中間各派選擇與斡旋、輾轉進退者。其群體內部的復雜分化遠甚前清時代。時代世局之遷移大勢，誠有為個體及群體難以逆料和逆轉者。
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再次給在世的癸甲進士帶來新的升沉機緣。他們部分繼續在新政府內任職，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數進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館系統，繼續本行，發揮余熱；亦有部分不復出，或僻居鄉里，行跡難考；或客于他鄉，流寓海外，度過晚年歲月。其出處與動向，總體延續其民國時期的政治立場，亦有重新選擇者，均受到新政權建立前后的時勢與政策影響。由于該群體特殊的進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動與名望，在當時的官方宣傳中，他們也常被當作新政權優待舊式知識分子，以及舊知識分子政治選擇、接受改造、發揮余熱、擁護政策的深具象征意義的例證與型范。歷經登科后數十年的風雨滄桑，癸甲進士在世者日漸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門生”群體也逐漸走入歷史。經過后世的歷史記憶和書寫選擇，在國族、革命、現代化這類“宏大敘事”的話語中，他們的經歷有些被重構和詮釋，其形象再次漸趨清晰，但或樣貌已非；有些則被有意或無意地塵封遺忘，以致其自金榜題名后，具體形跡已斑駁難考。行之未遠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歷史書寫中“民眾”的失真、失語與湮沒，更可推見。
轉型時代的轉型群體
帝制的終結與民國的肇建，無疑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作為末代天子門生的癸甲進士，可謂“轉型時代的轉型群體”。他們既背負著舊時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對新時代的各種挑戰。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英的代表，他們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過渡階段的變化和動態，亦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縮影，同時也對社會變遷產生深刻影響。科舉的廢除，導致聯系國家與知識精英的大動脈被切斷，“一方面使得吟哦四書五經、牢守功令、恪遵倫理綱常的舊精英頓時失去憑借，同時也逼使這些漂浮流動的人才面向許許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傳統四民社會逐漸解體，新的社會職業、分層出現，進士群體亦參與其中，其橫向流動范圍不斷擴大。癸甲進士或因游學，或因教學，或因仕宦，或因營商，或因流亡，足跡遠屆港臺、南洋、日本、歐美等地；在職業分化及地域流動方面，已迥異于獨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傳統型士大夫。在社會角色方面，癸甲進士既部分延續傳統精英統合與服務鄉邦的職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間及公共事務中發揮影響。
在此時代巨變中，癸甲進士無論選擇如何出處，都既需要努力應對難稱完滿的現實世界，同時又要盡力維系日漸失落的“意義世界”。從政治立場及政治行動來看，辛亥后他們中只有少部分堅持做清朝的“政治遺民”；但從文化認同和文化心理來看，他們中絕大部分都是傳統文化的“文化遺民”。畢竟，他們歷經數十年的研習和浸淫，精通傳統經史之學既成為他們的晉身資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體”與“西用”二分的巨變時代，中學更是他們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撐。在轉型時代，他們不斷嘗試融通各種傳統思想資源，賦予其新義，以便能在用世、養身與治心之間有所依歸，并維系其已受挑戰的“意義世界”不致徹底坍圮。在此過程中，傳統同鄉、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關系不斷疊加重組，形成一張張復雜宏闊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塑造新的身份，維系群體認同，并伴隨他們在時代巨變中升降浮沉。
傳統中國的近代轉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現實世界內物質層面與制度層面的建設問題，還有更加深層的“意義世界”重建問題。清季民初中國社會的劇烈激蕩與變革，外層物質文化、中層制度文化與底層思想文化的變遷，其實并不同步。改試西學策論后，考官閱卷仍然堅持“圣賢矩矱”；留日進士剪辮易服，也還要仰賴舊有功名與政體；癸甲進士入民國后，主要還在維系傳統的“意義世界”。凡此種種，都可看出社會各個層面文化的變遷并不均質，步調也難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還是針對中層制度層面進行改革。透過進士館的個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實對此不遺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舉革廢，帝制終結，使“制度化儒學”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學’的壽終正寢，并不表示中國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學的消亡”。傳統儒家在制度層面的瓦解，并不意味著其在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影響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終結，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續；經學化的儒家已經退場，而子學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過考察進士館的設立運作及癸甲進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見中國近代轉向中制度建構的努力與曲折，以及文化傳統的斷裂與延續。
今天，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間”，已辟為面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游人如織。大成門外的廊檐下，靜靜佇立著198通元、明、清進士題名碑，講述著這些傳統文化精英曾經的毅進與恩榮。其中，即有光緒癸卯科及甲辰恩科進士題名碑。甲辰題名碑旁，特以銅牌鐫字，曰“末科進士題名碑”，并以中英對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別舉稱“新中國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沈鈞儒——來自浙江秀水的二甲進士，清末民國時期的憲政志士，新時期的政法領袖。題名碑上有關沈鈞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塵障，顯得格外清晰。
沈鈞儒
其前后左右的“同年”們，姓名與籍貫大多已斑駁難辨。除了少數人物之外，癸甲進士群體的經歷與事跡大多已漸行湮沒；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鐫刻的名字，其實無不曾為鮮活之生命體。依據甲辰進士題名碑旁銅牌的標識，此碑應屬自助導覽機講解范圍。當不同語言、文化及知識背景的過客云集，各自細聽導覽機講述“末科進士題名碑”的來龍去脈，時空懸隔，背景參差，游客各自體味想必亦大異其趣。前人筆記嘗云：“甲辰為清代末科會試。自隋唐以來之科舉制度，至此而歷數告終。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結科舉之局，頗不落莫。”誠然如是。癸卯、甲辰進士中頗多引領風會的人物，他們的雙眼見過清朝的鑾輦，辛亥的硝煙；見過民國的擾攘，敵寇的入侵；見過政權的更替，斯文的遠離。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所學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憂、所懼所惑，伴隨了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個族群，走過跌宕起伏、一波數折的未竟轉向。
本文節選自李林著《最后的天子門生：晚清進士館及其進士群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