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先
互聯網和娛樂圈這幾年每出勁爆消息喜發在節假日幾乎成了慣例。上周末,海航旗下天海投資關于與當當商談收購、重組標的資產一紙公告,將靜寂已久的當當網再次從大眾視野勾沉出來,一時間人人爭說李國慶,基本論調大多是關于當當“匆匆下嫁”的唏噓,畢竟之前亞馬遜和騰訊這些本來在業務上更有關聯性和想象空間的巨頭也曾向其拋出過橄欖枝,都被一口回絕。
在流量為王的當下,當當這個關鍵詞的確已經好久沒做過話題流量擔當了。
接連幾天鋪天蓋地的文章后,吳曉波在 3 月 13 日早上發了一篇《謝謝李國慶》。傍晚,李國慶太太俞渝出了一版看似給吳曉波、更是給吃瓜群眾的文字回復,稱”鋪天蓋地的網文里,我就看了您這一篇“,又說“當當的根深葉茂,源自當當作為一個商業實體的強壯 。當當網的前綴、后綴,不必永遠掛著國慶或者我,比爾蓋茨不管理微軟三十多年,Steve和現在的印度哥,把微軟發展的很好。”
話里話外透著些“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的驕傲倔強。
但實際對于這對“前后綴”和其一手帶大的當當來說,李國慶和俞渝之間角色與公司業務本身在過去 19 年時間里已經像分子雙鏈螺旋一樣盤旋交織。無論是從創業到盈利上市、退市、股權種種變化,中間摻雜著李國慶和俞渝的關系好了壞了近了淡了,總是被外界拿來和當當其時發展狀況一起提及甚至試圖彼此佐證。
畢竟這對夫妻在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的角色形象太特殊了,比如 90 年代末本土加海歸的創業典范、毀譽參半的“夫妻店”結構,又比如兩人早期同用罕見的“聯合總裁” 頭銜,以至于個體本身幾近被公司符號化,很有些成也couple敗也couple的意思。
壹
1964 年出生的李國慶今年 54 歲,名字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小其一歲俞渝,名字則透著鮮明的地域特征。二人走到一起第三年,當當誕生。
李國慶早期對自己 1983 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歷史一直津津樂道,同時提起的還有在北大校學生會當副主席這件事,常稱“當時整天在想怎么投進改革的洪流,使命感特別強”。
據說北大社會學系開始用社會調查問卷就是從 83 屆開始的。從大二起,李國慶開始接觸相關的社會工作,似乎樂此不疲,甚至忙得需要貼告示“花錢買時間”,以至于同時雇了好幾個助手,其中一個人負責每天來幫他收拾一個小時,每月 30 塊錢;另外一個人則專門負責幫他把要讀的書做譽寫整理,每周需要做兩個半天,每月李國慶也給他 30 塊錢。
當時正在距離北大十幾里地之外的北外讀書的俞渝,每個月從父親那里收到的生活費是有零有整的 19 塊5,其中學校伙食費是每月 14 塊。
但是她更會賺錢。
20 世紀 80 年代,國內能同時流利使用中英雙語的人相對還少,但市場需求開始越來越大。當時還是大三學生的俞渝做兼職翻譯、教英文課的工資就有一百二三十,請注意是每小時。在香港公司教中國雇員英文,在美國公司教美國雇員中文,時間精力還寬裕再做幾個公司口語翻譯、參加些雙語談判。
后來俞渝聊起這段經歷時說一是因為覺得在學校里很無聊,外面的世界有更大誘惑;二是想出去玩的錢,得自己賺。
不但不賺錢還每個月開銷不匪的李國慶其實也有著經濟獨立的渠道:在學校承攬課題。當時李國慶深得國家體改委、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領導的喜歡,“一立項總能給我一萬塊錢課題費,當時的一萬塊錢是個大事了”。
當幾年后李國慶說起這些時候,這位領導的身份已經變成了北京市市長,叫王歧山。
直到各自大學畢業,李國慶走進政策研究室,俞渝遠走海外求學,兩人尚無交集。
1992 年在紐約大學獲得MBA的俞渝順利畢業,但投出去 300 多封求職信得到的結果并不盡人意,俞渝決定自己做金融投資業務,好在逐漸有聲有色起來,也變得在圈子里小有名氣。
1993 年李國慶聯合了中科院、農業部等資源創辦了一家“北京科文經貿總公司”,小火慢燉,但也不算特別理想,接著又創辦了一家公司。到了 1995 年,李國慶被朋友調侃“簡直是在垃圾上跳舞” :“你這叫什么買賣啊,還跑到一個中學辦公, 45 分鐘就要打一次鈴,一點前途都沒有”。于是他也打算去美國看看。
在做世行顧問的俞渝這時把早期投資《世界都市Ilook》雜志的股份賣給了洪晃,同時認識了李國慶,三個月后,俞渝回到北京,兩個人閃婚。
貳
“我也不知道她喜歡上我什么了,我覺得對我來講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早期李國慶一直這樣向外界回應他和俞渝的結合。
1999 年前后,北京大開國內互聯網創業風氣之先,有著圖書出版銷售經歷與資源的李國慶和俞渝決定創辦一家類似亞馬遜的網上書店,當當網應運而生。同年,馬云在杭州的小民宅里創辦了阿里巴巴。劉強東則比他們更早一年創辦了京東。雖然那時三者的模式較后來還遠是胚胎雛形。
“在當當沒上市前,投我們的股東很信,認為我們倆的搭檔簡直是絕配……但是在中間這十年受到很多猜疑。”李國慶后來這樣總結兩個人的角色在當當發展過程中遭遇的過山車般概念起伏。以至于在一段時間內,二人要求當當市場部和媒體溝通時明確聲明不許談這個話題,有記者問起時一律回避。
作為朋友,時任網通副總裁的田溯寧后來也對李國慶說“你們倆還得分開,中國人不習慣給一個夫妻店干活”。
當當正式上線的 2000 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但兩個人還是艱難地挺了過來,這后來一度還被贊作二人同心其力斷金,國內輿論將其當作海歸精英與本土企業家共同創業的典范,也成了各節目的座上賓。最初更多是俞渝代表當當在媒體上亮相,李國慶被稱為“俞渝的先生”。
“因為在外面報道形象主要都是她,所以別人都會把她和當當劃成一個等級的符號,有時她的活動我去,由于她的知名度很高,尤其是外國人扎堆的地方,我就會伸過手去說我是俞渝的丈夫。”
但當時兩個人的title均是“聯合總裁”,這個概念看起來有些奇怪。俞渝的解釋是兩個人雖然是事業上的伙伴,但也在一起生活,覺得做妻子的如果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上會不舒服,她認為存在的另一個實際困難則是,“做當當是一個非常新的事情,我們要有很多(時候)跟外界的接觸,包括跟媒體的接觸,跟大家講網上購物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網上購物,媒體只喜歡采訪總裁,媒體不喜歡采訪副總裁,所以怎么樣我也得給自己型一個聯合總裁的頭銜。”
也許俞渝當時已經想到并做好了自己面對外界發聲可能更合適的心理準備,但后來事實證明,李國慶仍然沒少為當當帶來口舌之爭,這包括之后與當當IPO主承銷商摩根士丹利員工對罵,后來以李國慶給董事會寫檢查、摩根士丹利不承認參與者為其員工而結束。
但也因其多言,被外界送以電商圈“李大嘴”綽號。
甚至現在李國慶的微博簡介還是這樣一句話:“我口無遮攔,多有得罪,請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