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要防止對社會階層流動的阻礙
當我們日復一日被農民工去留、中產階層安全感、企業家精神等問題耗費流量和腦力的時候，不論是否經意，我們其實面對的是中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遷。
ink="">李培林 東方IC 資料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在北京日報撰文，詳述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變遷中，中國階級階層結構發生的重大變化。
在這篇題為《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的文章中，李培林分析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方面發生兩個重大轉變：一是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從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伴隨著這兩個巨大轉變，原來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構成的相對簡單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現在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了。
具體來說，這些變化包括：工人隊伍空前壯大，農民工成為新生力量；農民數量大規模減少，并且日趨分化和高齡化；專業技術人員成為中產階層的主力；私營企業主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階層；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不斷產生。
文章最后，他總結道，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第一，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形成我國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第二，加快了我國的社會流動，使各種社會資源實現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適合我國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的現代社會結構，為最終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李培林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發展、社會結構、企業組織和社會政策。
3月12日，李培林在京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對階級階層結構變化及一系列社會問題作進一步闡釋。
對于農民工問題，他指出，在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政府當然會有所投入，但是地方政府要看到，現行趨勢下，需要把這些人留在城市。只有吸引外來移民到當地，各種產業才能夠形成。這不光是地方政府該如何照顧農民工的問題，這也是自身利益。
“我們國家城鎮化再發展，也不可能沒有農民，要通過鄉村振興使鄉村多業并舉，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新型城鎮化的新，主要應體現在城鄉一體化和逆城鎮化，是促進鄉村的復興而不是鄉村的凋敝。”
他認為，中產階層的焦慮感可能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這些人急于在社會變化中擁有更好的前景，但又感到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什么把握，不能解讀成是社會普遍的焦慮。
李培林還談到，相比其他一些結構已經非常穩定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流動率還是很高。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社會階層已經固化的說法不一定準確，但是確實要防止對階層流動的阻礙。
“正常發展的進步的社會，應該每個人能夠憑借自己的教育平等機會、憑借努力，也就是后致因素，而不是先賦因素，來決定自己一輩子的道路和命運。”他說。
能否留住普通勞動力涉及城鎮自身利益
澎湃新聞：你在文章中提到農民工已經是工人隊伍的新生力量。哪些可以算作進入工人隊伍的農民工？
李培林：這次全國兩會上也有代表提出，農民工稱號是不是過時了？他們實際上已經是工人了。農民工這個說法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有城鄉戶籍的劃分。
這些人基本上是指那些已經完全從事非農產業，無論是三產還是二產，但還是農業戶口的人。一般來講，農民工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從事非農勞動，可能在假期或者農忙的時候回去幫一點忙，但和兼業農民是有區別的。兼業農民的勞動時間主要還是務農，雖然也打點零工、散工，但不屬于農民工。
這個群體現在非常龐大，2.82億，可以說是工人隊伍的主力了，特別是在制造業建筑業等方面承擔著支撐作用。應該說，中國這幾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和他們的貢獻是分不開的，在學術上叫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就是說他們用較低的工資，讓企業能夠有更強的競爭力。
當然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勞動力供大于求，農民工都是排著隊找工作，企業要挑來選去，而且還可能壓低工資待遇。2012年，農民工的數量規模達到一個峰值，之后，農民工的總數和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就開始下降了。
現在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大概減少400多萬，造成了“結構性短缺”，還不能說是總量短缺。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一些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出現破產、倒閉、停工的情況，但招工還是很難。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勞動力平均工資還在上漲。
澎湃新聞：結構性短缺，涉及到中國人口紅利在消失的背景嗎？
李培林：是，這是和我們的過去相比，但對比發達國家，中國人口的優勢依然存在。
要繼續保持這種優勢，要再創人口紅利的話，就要提高勞動力素質，在數量下降的時候，能夠增加勞動力的單位產出。從事一般的建筑業，搬個磚、扛個麻袋，和干技術工作，產出是不一樣的。增加勞動力單位產出的過程也是我們產業升級換代的一個過程。
澎湃新聞：今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你認為管理者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態認識農民工成為工人隊伍新生力量的這種變化，應該給予他們什么樣的對待？
李培林：這一點政府已經呼吁很長時間了，這兩年總的來說速度在加快。
我們現在講的城鎮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來計算。像農民工，他們在城鎮工作和就業半年以上，就成為了常住人口，所以按常住人口來計算的城鎮化率要高于戶籍城鎮化率。過去這個差距可能有十個以上的百分點，現在差距在縮小。
但是要推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不太容易，首先地方政府的資金從哪里來？
比如說孩子的教育。我們現在教育是分片的，工資里邊有一部分用于繳納教育附加費，那有的地方政府會認為，你的教育附加費交在其他地方，不應該由我來負責你子女的教育問題。這是一種比較狹隘的看法。既然他在這里就業，為當地做出貢獻，按照“義務教育法”，任何一個孩子政府都要提供同等的教育機會和條件。
現在上學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過去很多農民工的子女都是在專辦的一些民間學校，現在把這些人都納入了公立學校。
但是還有其他問題。比如說看病，他的醫療保險有沒有上？盡管我們有兩險一金的基本要求，但也有監督不嚴、打黑工的現象。再比如住房，沒有戶口，在一些城市買房子也有問題。
對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我們要求“同工同待遇”，在真正的市民化過程中，政府當然要有一定的投入。
但是地方政府要看到，現在這個趨勢下，需要把這些人留在城市。
現在各個地方都在搶人才，我想這種人口的趨勢發展變化以后，有可能對于普通勞動力，各個地區也要想法留住。只有吸引外來移民到當地，各種產業才能夠形成。這不光是地方政府該如何照顧農民工的問題，這也是自身利益。
我們國家城鎮化再發展，也不可能沒有農民，要通過鄉村振興使鄉村多業并舉，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新型城鎮化的新，主要應體現在城鄉一體化和逆城鎮化，是促進鄉村的復興而不是鄉村的凋敝。
焦慮感部分來自對前景預期的不穩定
澎湃新聞：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一點，要著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過去幾年，中產階層的焦慮感被討論得非常多，一些分析認為中產階層因為子女教育、醫療等問題而沒有安全感，對于自身階層的流動有一種擔憂。你怎么看這種焦慮感，從何而來，要如何化解？
李培林：相比其他一些結構已經非常穩定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流動率還是很高的。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社會階層已經固化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
我們衡量社會流動，一般就是看社會結構的傳遞機制是不是代際傳遞。所謂階層固定，是說龍生龍鳳生鳳，父母是什么階層你還是什么階層。正常發展的進步的社會，應該每個人能夠憑借自己的教育平等機會、憑借努力，也就是后致因素，而不是先賦因素，來決定自己一輩子的道路和命運。先賦因素則是指家庭背景、家庭經濟地位、性別等，這些都是生來具有，沒辦法選擇的。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確實處于大動蕩當中，大家感覺到機會好像一撥一撥地出現，先是下海富了一撥人，然后炒股票、炒房產。現在大家好像覺得這種機會喪失了，要改變位置變得不太容易了。可能有從這個角度看待的原因。
另一個可能是，雖然現在的生活還不錯，但是他對未來的消費的預期很不穩定。比如說房價上漲過快，以現在的工資水平一年的收入可以買一平米，攢了幾年積蓄還是買不了幾平米。再比如子女教育，有的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學就想送到海外，但海外的教育費用可能是這里的幾十倍、上百倍。雖然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對未來前景的預期越來越不穩定，好像不是自己能夠把握的。
這確實需要我們通過制度化的建設，來保證人民消費預期的穩定。為什么我們敢于搞信貸消費？那就是要有一個穩定的預期。你現在什么水平，我要保障這個水平能夠延續，你才能還上錢。制度化的建設還是非常重要。
獲得感也好，幸福感、安全感也好，都是一種主觀感受。有時候客觀水平和主觀感受不是因果關系，不是說實際生活水平提高了，獲得感就肯定提高，它受很多復雜因素的影響。
我們在調查中也發現，中國現在有一種階層認同的普遍偏下。比如記者行業，客觀指標應該是排在中上的，但如果讓你在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級別中作出選擇，你有極大的可能選的是中下。
為什么？當然這有客觀原因，我們國家地域比較大，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非常突出。
另一方面，媒體總是愿意報道一些首富、電影明星，無形中塑造了一個非常高的社會水準。過去社會相對封閉，大家在自己的社區里面生活，農民也不和外界接觸，有句話叫“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生活很幸福，小富即安。現在有人出去上學了、有人出去打工了，帶回來的都是廣州的消息、北京的消息、上海的消息，一旦社會打開，人們的比較體系發生變化，他的認識和認同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你說的這個焦慮感可能并不是存在于全部的中產階層，可能集中在一部分人，這些人急于在社會變化中擁有更好的前景，但又感到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什么把握。不能把這個解讀成是一個社會普遍的焦慮。
現在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我們生產什么，公共產品和服務怎樣供給，都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變化，這也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企業家精神需要幾代人來塑造
澎湃新聞：你在文章中指出，我國在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私營企業主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就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后，私營企業主階層從無到有，快速發展。你認為現在這些私營企業主是否包括了新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李培林：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是過去的話語體系。我們國家的國旗是五星紅旗，當時的設計就是大星星代表共產黨，小星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再進行這樣的劃分，在官方語言和法律語言里，幾乎不再使用這兩個詞，這可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資產階級”成了一個帶有貶義的詞語。這些人可能自己也不愿意被這樣稱呼，因為他們可能對“資產階級”這個詞有一種心理上的抗拒。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重新把這部分人叫做私營企業經營者，或者把他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需要一批有創業精神的人，我們國家的產業需要這批人的支撐，從目前的從業和就業情況看，80%以上基本是由民營企業來支撐的。
當然這一代企業家也有一個成熟的過程。過去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私營企業主是改革開放后從無到有形成的，沒有代際傳承，職業道德、社會責任需要重新建立。所以也偶爾會出現一些，被大家叫做土豪的，出言不遜、口無遮攔的等。最起碼要有自我約束，要注意企業的形象。
企業家精神需要幾代人來塑造。要塑造起一個企業家的聲望、地位、社會影響，這個過程中需要表現出對社會的責任。我們歷史上有這樣的傳統，發了財的都會回家，給家鄉修個小橋，留下對家鄉貢獻的印記，但這個傳統后來斷了。這種優良的文化傳統需要重新建立起來，富起來的人有責任幫助社會，幫助父老鄉親共同過上好日子。
澎湃新聞：你在結論中寫道，40年來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快了社會流動，也基本形成了適合我國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的現代社會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對于我們所擔憂的階層固化，是否是一種反論或修正？
李培林：我那篇文章很長，發表時只節選了前面一部分。文章想表達的是，階級階層結構發生了非常大的深刻變化，變化的主流還是走向社會進步的，但后面也提出了一些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比如說階層固化的問題。我們還沒有進入超穩定的社會，還在一個快速流動的過程中，很多制度還在完善之中，不是一個完全定型的結構，但是確實要防止對階層流動的阻礙。
中國夢是什么？是我們每個人的夢。每個人最大的夢是什么？就是能憑著個人的努力改變自身命運。
你想想，這對于農村的孩子還是很難的，如果不通過上學、參軍、考公務員，或者不通過嫁給城里人，還是很難改變命運。這需要我們消除城鄉差別，讓每個人都能實現夢想。
包括收入差距，中國的基尼系數現在比很多西方發達國家都高。這不是說我們過去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錯的，那是當時為了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調動積極性所必須采取的政策。但是發展起來以后，收入差距就必須當作一個突出問題來加以解決。
當然這種解決不能完全靠政府，靠劫富濟貧，還是要通過鼓勵人民，讓每個人能夠有一個上升空間。政府要把這個機制建立好。
比如說我們通過數據分析發現，農村的孩子，初中、高中學習經歷對他的命運決定作用很大。別看就是這么三年的高中學習，有和沒有，未來發展空間的差異很大。所以教育對于人未來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城市的孩子至少都上過高中，大學毛入學率都在60%以上，對于農村的孩子，最起碼要讓他們把高中完成，這能夠改變很多孩子一生的命運。上三年高中才需要多少錢？那比城里人把子女送到美國去讀大學省錢多了。這方面還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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