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網

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白宮是一屆“正常”的美國政府的話，那么國務卿蒂勒森早就不應該待到現在了。問題不在于這位石油高管出身的國務卿在就職后不久就與總統本人離心離德，畢竟國務卿與總統相處不佳在美國絕非孤例，不少前輩國務卿都是與總統若即若離；也不在于他與除國防部長馬蒂斯之外的所有閣僚都鬧翻了天，畢竟政府同僚之間的傾軋拆臺本來就是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團結并不是其致命的缺點；更不在于蒂勒森一開始就沒處理好與國務院下屬的關系、成為“史上最糟糕的國務卿”，不如說這種與官僚機構之間的緊張關系在特朗普反而是一種“反建制”的加分項，應該是其留任而不是去職的理由。

2017年10月16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拍攝的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左）和美國總統特朗普。 新華社資料圖

“忍無可忍”的總統與“拒不辭職”的國務卿

蒂勒森的致命問題在于，他不僅與美國總統離心離德，而且多次不加掩飾地表達出來，不僅多次公開反對、諷刺美國總統，而且在明知白宮希望他“離開”的情況下，還始終拒不辭職；并且還在特朗普所厭惡的“外交建制派”的路上越走越遠。直斥總統為“白癡”還拒不公開否認相關報道、公開表示“老板”“不代表美國價值觀”，蒂勒森長期公開與最高行政長官唱反調，特朗普能夠在去年夏天和冬天兩次“戒急用忍”，已經算是仁至義盡。誰想到自己沒什么辦法的蒂勒森居然還對白宮與金正恩取得的“外交突破”大為不滿、指指點點。因此，解雇蒂勒森實可謂“忍無可忍”，留待他回到華盛頓再予以公布已經是保留了幾分最后的顏面。

然而，華盛頓對于蒂勒森的去職的態度卻遠沒有“蒂勒森活該”那樣一邊倒。固然是有不少聲音出于各種理由表示蒂勒森確實“表現糟糕”，例如在政策層面抨擊其在朝鮮問題、伊朗和中東問題上不夠“強硬”，拖了特朗普安全政策的后腿；或者指責其“無能的領導力和協調力”在組織層面損害了國務院的士氣和地位，導致諸多關鍵高級職務空缺和霧谷內部的分裂。但是，即使不能說是主流，仍然有不少人或委婉或直接地表達了對蒂勒森的同情以及對其繼任者很可能“重蹈覆轍”的擔憂。在這些同情者看來，蒂勒森的諸多“目無法度”的做法恰恰代表了明智的政策取向，他在卡塔爾、耶路撒冷、路易斯維爾、伊核、中國、朝鮮和貿易問題上與特朗普的矛盾公開化不僅不應當受到批評，反而應該大加褒揚。在他們看來，歸根到底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一職上既“忠于總統”又“服務于國家”，因此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勢之下蒂勒森好歹還是做出了“更好”的選擇，甘當沖動白宮的嘎吱作響的“剎車”。

其實，想必特朗普對于蒂勒森的“風評變化”也很是氣悶：明明是一個沒有任何積極作用、只會當建制派“復讀機”的“軟腳蟹”，反而被視為政府中“少數幾個成年人”之一；雖然與上級、同僚和下屬的關系毫無起色，但是在政策界中的聲望竟然不降反升。直至最后，一切正如評論家所說：誰曾想到，管理經驗豐富的蒂勒森會在管理表現上如此糟糕，外交經驗貧乏的蒂勒森卻又會在政策表現上如此卓越。

原本而言，蒂勒森的“抗命”表現甚至可能配不上如今“毀譽參半”的評價，但是特朗普執政本身的“特殊性”卻使得其具備了某種“合法性”，以至于不少人愿意欣然原諒甚至是贊成蒂勒森的種種“以下犯上”之舉。在他們看來，下級服從上級，國務卿服從總統確實應當是正常狀態下的政治倫理；但是當總統本身不能代表美國政治的價值觀、不能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時，作為下級的國務卿們至少有權在職權范圍以“我行我素”來減少白宮對美國的傷害，直至“光榮解職”為止。這同樣也是一種“不服從”的政治倫理。

事實上，后一種觀點也并不是針對特朗普的新發明。在國會的相關立法中，之所以會給予包括國務院在內的行政部門以“固有職權”，其目的就在于賦予其相對于總統的某種獨立性，以矯正可能的弊政。圍繞蒂勒森去職的種種評價，正是上述兩種同時內在于美國政治制度之中的政治倫理交鋒的結果。目前而言，蒂勒森的“雖敗猶榮”和后一政治倫理的抬頭也突出反映了特朗普政權本身的合法性不足。

后蒂勒森時期的美國外交難言新意

直到被解職之后，蒂勒森都始終如一地在建制派和特朗普之間選擇了前者。在發表臨別感言時，蒂勒森專門感謝了國務院下屬的奉獻和國防部同僚的配合，對其前雇主反而只字未提。一方面，蒂勒森的這一態度可以被解釋為思想上的頑固不化；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樣可以看作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從對國務院下屬的感謝可以看出，蒂勒森將對大公司的管理方式套用到國務院雖然產生了負面效果，但是這應該還不是他的初衷。歸根到底，和許多已經或者即將與特朗普分道揚鑣的精英一樣，無論效果如何，蒂勒森最終還是選擇向傳統的政策精英示好，為此寧可犧牲與白宮的關系。這往高處說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更實際的考慮可能是維護其在建制派中的個人聲譽。如果這一邏輯成立，那么問題就來了：蒂勒森的繼任者又真的能夠做出和其前任不一樣的選擇、提升國務院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改變美國外交決策的機制和走向嗎？

雖然特朗普如今將蒂勒森的可能繼任者蓬佩奧夸的“花好桃好”，又是“精力十足”、又是“思想在一個頻道上”，但是答案仍然不容樂觀。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一職的“燙手山芋”屬性是結構性的，而不在于個人品質。美國國務卿扮演的是在公開場合維護美國外交政策和價值觀的角色，同時還是與眾多盟國和非盟國的溝通管道。當前的問題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太快、轉向太突然，這一特征經常會使得“照本宣科”的國務卿處于“被白宮打臉”的尷尬境地。可以想象，除非蓬佩奧是一個特別不在乎個人聲譽、完全為特朗普服務的人，否則難免日后會和白宮心生嫌隙。更何況，“位置決定腦袋”更是美國政壇中少有的“鐵律”。雖然蓬佩奧在中情局長的位置上干的有聲有色，但是一旦去了下屬7萬多雇員的國務院、享受了遠勝以往風光的曝光度，能否“保持初心”實屬難料。

其次，比起蒂勒森來，蓬佩奧可能更難和其在國務院的下屬處好關系。因為后者更加“政治化”，推行的是一套與國務院主流格格不入的極端鷹派外交。畢竟，蓬佩奧緊隨特朗普將伊朗核協議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糟糕透頂，但是在國務院的專業人士看來這一協議恰恰是他們在過去數年中取得的最主要外交成就。因此，正如評論家所言，國務院的龐大官僚機構對蒂勒森充其量是感到“失望”，但是對蓬佩奧卻很有可能“恨之入骨”。對此，國務院的各級官員也是心知肚明。雖然他們認為蓬佩奧的入主可能拉近國務院與白宮的關系，提高國務院在決策中的地位，但是這種樂觀前景并沒有任何保證。

再次，蒂勒森雖然不吝于在公開和內部場合與特朗普的“沖動外交”唱反調，也與馬蒂斯保持了進退一致的緊密聯盟，但是無論是“蒂馬聯盟”或者傳說中的“蒂勒森-凱利-馬蒂斯-麥克馬斯特四角”，對于特朗普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難言有多少“矯正”。換言之，作為“剎車”的蒂勒森雖然聲音很響，但是卻沒有起到多少制動的效果。至今為止的美國外交，在關鍵問題上仍然是在特朗普而非蒂勒森或者建制派的軌道上運轉。因此，蓬佩奧替換蒂勒森對于始終處于“加速””狀態的特朗普政府來說，可能不會帶來多少政策上的變化，至多不過是短期內在對外口徑上更加一致。

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相比，蒂勒森的去職更多展示了特朗普強調“服從總統”這一政治倫理的立場和決心。在特朗普看來，無論是事實上的不服從，還是態度上的“屈尊附就”都是不可接受的。以此看來，無論是麥克馬斯特還是凱利，都難以成為特朗普的長期選擇，而且是否真的存在特朗普青睞、又足以服眾的選擇也非常可疑。畢竟，無論是服從還是不服從總統，都能在美國政治傳統中找到依據，而這決定了作為整體的美國政府永遠不會像一家公司那樣對其領導人保持順從，即便只是要求表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