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國行長周小川①|中國技術官僚的高峰
他是中國金融改革進程中主要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他手握中國央行行長帥印長達15年,他也顛覆了外界對中國官員的刻板印象。
他是剛剛卸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
在周小川擔任央行行長的15個年頭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2萬億元增長到了82萬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同時也成為全球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在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的同時,周小川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金融界不可忽視的發言者,他的只言片語都常常成為媒體頭條。也正因為此,誰來接替周小川也是此前全球媒體廣泛關注的話題。
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69歲的周小川曾戴上了一塊時髦的蘋果手表。而在2015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溫文爾雅的周小川被發現在西褲內穿了條秋褲。這兩個小小的細節,都曾被拍成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


手表與秋褲或許正是周小川身上亦中亦西的一種寫照,也展現出周小川在中國和世界金融體系中所獨具的形象。
在周小川任上,中國金融業在改革和開放兩個維度上都獲得了巨大突破:一度陷入“技術性破產”狀態的國有銀行實現了股份制改革并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人民幣被納入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利率改革和匯率改革都行過半途。
央行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央行將重新統領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并履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此前,負責統籌金融發展和監管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已將辦公室設在了央行。這些或許都意味著央行在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和監管中的地位穩步提升。

與此同時,周小川也逃不過各種非議。中國雖未出現惡性通脹事件,周小川卻背負著“貨幣超發”的指責。在這15年間,廣義貨幣(M2)從18萬億元膨脹到了168萬億元。此外,周小川也因2015年“8·11”匯率改革,一度造成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和資本外逃,備受質疑。
“很難挑出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在今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在被問及15年央行行長生涯中最難忘的事情時,周小川如是說道,“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是很有幸的一件事”。
書齋中揮斥方遒
周小川出身于1948年,籍貫江蘇宜興。父親周建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走上革命道路,建國后曾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68年,20歲的周小川與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樣“上山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接受鍛煉。
1972年作為第二屆工農兵學員,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系統研究室工作。兩年后,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機械研究院系統工程應用工業研究生。
在2010年接受央視專訪的時候,周小川曾回憶錢學森對他的啟蒙。
錢學森等一批系統工程學者倡導,要運用系統工程解釋社會發展問題、人口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在前輩們的指導下,周小川從那個時期開始從事經濟方面的應用開發。
1985年,周小川從清華大學經濟系統工程專業博士畢業,畢業論文為《國民經濟模型與經濟大系統的分解途徑》。畢業之后,周小川擔任了國務院體改領導小組成員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
這里雖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卻“談笑有鴻儒”,在此周小川與當時中國頂尖的學者一同揮斥方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郭樹清等被稱為“整體改革論者”。

1996年他們的代表論文也集結成《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一書出版。關于外匯管制與人民幣等問題的改革路徑,周小川在彼時就已論述成形。這期間,周小川也走向金融工作愈發重要的崗位。這些“整體改革論者”此后也一直活躍于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工作的一線。


1986年走出書齋后,周小川歷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從1991年開始擔負金融管理重任,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1991年至1995年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從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國家外匯局局長,第二年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周小川論文《企業與銀行關系的重建》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分獲1994年、1997年度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獎“孫冶方獎”。
奏響變革的序曲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親身參與制訂中國銀行業十年改革歷程的每一個關鍵決策。
而在這期間,音樂一直伴他左右。
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他的《與中國打交道》中這樣評價他的老朋友,“我認識周是在1998年初,……他身長而優雅,多才多藝:英語流利,1980年代學會打一手好網球,熱愛西方古典音樂、歌劇和百老匯音樂劇,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協助下邊寫了一本西方音樂指南。”

新世界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王勇告訴媒體,當時的周小川行長除了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外,還在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音樂劇的相關課程,由于自身對音樂劇感興趣,做過相關研究,就與時任《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副主編、后任《比較》雜志執行主編的肖夢共同寫作了《音樂劇之旅》。
王勇介紹,《音樂劇之旅》1998年初版印了有二到三萬冊,后于1999年、2002年多次再版。王勇說,當時國內還沒有人對音樂劇有系統的了解,作為國內第一本全面介紹音樂劇的書,八個章節里既有音樂劇的基礎知識,也涉及到了許多著名音樂劇劇目,如《貓》《歌劇魅影》《悲慘世界》等。
1998年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000年,周小川任中國證監會第四任主席。

周履新后,提出眾多改革思路,較之前封閉的資本市場來說,這些前沿思路很有挑戰性,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向前邁進:變“審批制”為“核準制”、引進國際會計準則、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他在證監會主席任上最后一項重大改革: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
2002年12月,即將離任證監會主席的周小川在《歐洲貨幣》、中國工商銀行和匯豐銀行共同舉辦的“中國:資本之年”國際研討會上做了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的演講,他說,“市場機制能夠調節的,就讓市場去調節,解除管制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證監會取消了32項行政審批事項,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體現。”
同年12月28日,周小川被任命為央行行長,再次被推到中國金融改革的前沿。
周小川執掌央行后第二年,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決定,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銀監會,央行原有的對銀行業的監管職能被剝離,并成立國有銀行改革領導小組。同年底,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啟動,周小川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啟動,央行大刀闊斧動用外匯儲備注資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作為首批試點,至2010年農業銀行在內地和香港掛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順利改制上市。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著名經濟學家曹遠征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參與了中國銀行的改制工作,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銀行業的股份制改革是周小川對中國金融業的最大貢獻,“90年代的國有銀行都已經資不抵債了,因為這一重大改革,此后中國的金融業才能討論利率市場化,才能討論匯率改革,我們也才能成功地抗擊金融危機。”
2008年3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小川再次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2013年周小川正好年屆65歲,先是當選為政協副主席,不受65歲退休年齡限制的他再次接受執掌央行的任命。

曾在央行貨幣政策部門任職十余載的經濟學家伍戈向澎湃新聞肯定了周的堅持與執著,“周小川自始至終貫穿著市場化的理念,這在技術性官僚中是很難做到的,也很務實,采取漸進和務實的策略,在中國的國情下時不時還有計劃經濟思想占上風,如何與計劃經濟思想作斗爭是需要智慧的。”
盛名之下無虛士
外媒將周小川稱為“中國的格林斯潘”。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近20年,親歷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四任總統。

曾供職于央行的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向澎湃新聞表示,“說他是‘中國的格林斯潘’對他而言是低估了。”
丁爽稱,周小川在這個位置上坐了15年,其影響力不用比作誰,從任期的時間和影響力上就已經不證自明。更何況在中國,央行的工作比美聯儲要難很多,美聯儲在美國是獨立的機構,而央行在中國直屬于國務院,此外還要協調與包括三會在內的其他部門的政策,難度比美聯儲大很多。
“很少看到央行行長全世界跑的,是個很不容易的央行行長,很愿意去學習。”伍戈說,周小川的另一大特點是非常國際化,可以說是幾大央行行長中最國際化的。周經常在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后抵達國外某城市參加數小時的國際會議,隨后不停歇地飛十幾個小時趕回北京。
2009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周小川發文建言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雷曼兄弟倒閉后,全球流動性隨即告罄,國際貿易幾乎停擺,彰顯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的脆弱性和隱含的系統性風險。周小川提議創造一個超脫于任何一國經濟狀況和利益的國際貨幣,發展“超主權儲備貨幣”,以克服“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

英鎊“狙擊手”索羅斯200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周小川對金融市場有獨特的理解,美國濫用了美元作為主要貨幣的優勢與特權,人民幣可成為更為強勢的貨幣,他也贊同可以由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幾種主權貨幣組成一個特別聯合貨幣,但仍需解決如何兌換成另一種貨幣的問題。
“過去15年中國都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周小川最大的成就。” 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告訴澎湃新聞,這15年來,中國經歷非典、全球金融危機等等“威脅”,每過幾年海外都會有唱衰中國的聲音,中國都幸免于難正體現出中國央行政策的前瞻性。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部主任Paola Subacchi在其著作《人民幣的底牌》中寫道,放眼全球歷史,像20世紀后半期這樣以一國經濟和軍事強權發行的單一支配貨幣,是少有的特例。國際貨幣體系在改變,盡管步伐緩慢,全球經濟秩序、國家治理、地緣政治也在改變。
貨幣等同于一國的地緣政治實力,泱泱大國自有泱泱貨幣。
人民幣的崛起攸關經濟狀況和金融,周小川也被冠上了“人民幣先生”之名。
人民幣國際化政策從2003年開始。當年底,央行開始為香港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的銀行提供清算安排。從2007年首只人民幣債券登陸香港到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再到歐洲幾個央行宣布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正在向世界各個角度蔓延。
但只用一條腿走路是不行的。中國的金融和銀行體系改革才是中國經濟下一步轉型的重大關鍵,周小川也在多個場合強調,人民幣多快蛻變成完全的國際貨幣,完全取決于國內金融改革的步調和深度,而中國決策層似乎默認人民幣并不是非要走英鎊和美元等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所走的路。
無論如何,人民幣制衡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大勢已定。
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周小川任職的15年是中國過去30年中通脹水平最穩定的時期。
利率市場化也取得重要進展,2013年至2015年間,央行擴大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取消存款利率的浮動上限制,被市場認為是利率市場化實質性的一步,推出短期流動性調節政策、常備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中期借貸便利,臨時流動性便利等工具。
貨幣政策上已越來越多地從量化指標轉向使用以價格為基礎的工具,工具種類也有所增加;雙支柱體系的建立也是一項重大的金融改革,發揮了央行在金融穩定方面的職能。
但是,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央行資產超過美聯儲成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也背負了“貨幣超發”的指責,也將帶著匯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遺憾卸任。
金融危機后,伴隨著人民幣地位的日益顯要,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顯著提升,周在國際上贏得很高的聲譽,但在國內也引起了爭議。
評價中國政府過去10年的經濟政策,無法繞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推出的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政策。5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基本上都是圍繞4萬億政策的推出、執行、退出及應對其副作用這一主線展開,周小川也是這一政策的最重要決策者之一和最主要的執行者。
不過,周小川卻把這些對4萬億政策的批評比作“事后諸葛亮”。
他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稱,決策的核心是做出明智的取舍:“現在回頭看,適時退出還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鮮明一些。但也不要當事后諸葛亮。……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價;也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
曹遠征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貨幣是否確實“超發”還得看物價指數,而過去十年來通脹沒有高企,物價很穩定。
2005年7月央行宣布開啟匯改,人民幣從此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人民幣匯率也從此“浮”了起來。2015年8月11日,中國央行將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下調1000點,正式走向浮動匯率安排,但是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創下歷史記錄,也引發了全球市場波動。此后央行不得不動用大量外匯儲備,實行外匯管制穩匯率。

周小川多次強調,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而這次以市場化方向為初衷的變革卻被視為走向了市場的對立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一方面肯定了金融領域改革取得的重大進展,但也指出2015年的“811匯改”的時機選擇不當。“在人民幣貶值壓力最大的時候搞匯改,這個時機選錯了,造成了金融對外開放的反復,其后不得不進行外匯管制。”
中國金融40人論壇撰寫的《徑山報告》亦分析稱,匯率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不夠,金融改革領先經濟改革,人民幣國際化領先金融改革,由于配套措施跟不上,令金融開放政策事倍功半。
金融危機后央行行長們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而人民銀行在主要央行中的地位愈發不容忽視,與其他央行風格的不同也進而凸顯。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和耶倫在美聯儲“去格林斯潘化”,增強政策透明度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而格林斯潘則是出了名的“晦澀難懂”。
周小川也因說話愛繞彎子,被稱為“難搞懂”“難猜”的行長。他的每次公開演講都備受關注,市場竭力挖掘、揣測他一字一句間的信息。


2012年在回答“人民幣升值是否已經結束”時,他說,“我想這個事主要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不會那么簡單。”次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了《中國暗示人民幣可能停止上漲》一文,而《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是《北京暗示人民幣的上漲尚未結束》。
曾先后供職于芬蘭央行和歐洲央行的沈建光說,從國內的視角看,人民銀行在與市場溝通上已經進步了很多,公開市場操作也在增加,過去幾乎沒有溝通,但與海外央行相比,人民銀行與市場的溝通還不夠,仍然缺乏一個明確的溝通機制。
在金融改革推進的同時,金融風險卻在蔓延,金融業脫實向虛之勢愈演愈烈。爭議聲中,過去總是“很難搞懂”的周小川在即將離任之際,發表言論更為頻繁,也更為直率。
他直接使用“明斯基時刻”來警示過度負債與投機性投資的風險,他也進一步敦促應進一步放開資本管制,他警告稱,如果不允許外國銀行更多進入中國市場會導致國內銀行“懶惰”“競爭力更弱”。
他鮮有的直率似乎也暗示了部分改革沒有達到他的目標,而這也是為他畢其一生所倡導的金融開放與改革最后的呼吁。
開啟技術官僚的時代
“周行長不僅熱愛經濟和金融,也熱愛音樂。思維敏銳,才華橫溢,能力全面,思想開放。”IMF總裁拉加德如是評價周小川。

“他有一點兒理想化,不腐敗、執著、謙恭、儒雅,也不像當官的。”這是國務院參事夏斌眼中的周小川,他曾于周共事過。
而在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眼中,周小川像是一個可以給自己出主意的朋友,周小川勸他接受財長任命的話語令他記憶猶新。周當時說,“我是一個為政府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你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腳的地方。”
當然,在那些認為央行過度“放水”進而推高房價的人心中,他們對周小川不會有很高的評價。
我們無從得知周小川最看中哪種評價,興許,他并不在乎。畢竟,這位從知識分子成長起來的中國政府官員,已經出色地完成了關乎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多項改革任務。
英國金融時報就把周小川稱作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實際上,周小川在中國央行系統開啟了技術官僚的時代。
隨著銀行家鮑威爾接替經濟學家耶倫成為美聯儲新一任主席,美聯儲暫時告別了技術官僚引領的時代。相形之下,周小川辭任央行行長后,他在央行打造的技術官僚傳統或許將延續下去。
在周小川擔任行長的15年里,中國央行除了研究局等專門從事研究的部門之外,其余部門也都有很強的研究能力,這些司局長們也都帶有很強的研究者氣質。
過去40年中,技術官僚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他們是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先行者,他們游走于官僚與知識分子的兩端之間。他們既“坐而論道”,也“起而行之”, 以“經世致用”的精神與務實的作風為中國帶來了變革。
周小川無疑是這場變革浪潮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