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改革者周小川 執掌央行15載

　　“你猜呀。”今年兩會的一場記者會上，面對高喊“誰是您的接班人？”的疑問，周小川笑言。

　　答案，在3月19日揭曉。

　　當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任命易綱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正式揮別了其執掌15年的央行。

　　作為“在任時間最長的央行行長”，無論是利率市場化、還是商業銀行改革、“811匯改”，周小川的名字已同中國近年來波瀾壯闊的金融改革緊緊系在一起。自1995年調任外匯管理局局長，在與央行“結緣”的23年中，既有人稱其最大功績在于使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也有論斷質疑其“貨幣超發”之政策，面對種種評價，周小川曾坦率地說：“也許能更好”。

　　“經過這么多年在金融系統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難挑出來說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3月9日，有記者問周小川央行行長有哪些難忘和遺憾的時刻，他說：“我覺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很有幸的一件事。”

　　[行長]

　　在熱議中“破格”三連任 操刀銀行改革

　　2002年12月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至今，周小川已執掌央行15載。如果算上1995年調任外匯管理局局長，周小川與央行“結緣”已有23年，對于古稀之年的他，幾近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

　　后來為人熟知的標簽——“史上任期最長行長”，在周小川調任后的第二年，已埋下伏筆。

　　“中國的金融是一個大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中國的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經破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國內外諸多主流媒體對中國金融作出上述嚴峻描述。

　　“外界媒體重點抨擊的就是中國的銀行搞不好、不可能搞好。我們認為，中國的銀行改革既是有必要的，又是可行的。這當中會有爭論，但改革要有魄力，要有前瞻性，不可能一點風險也沒有。”在2004年這段周小川的采訪中，還能夠看到他在這一階段的壓力。

　　彼時，大型商業銀行報告的不良資產率是25%，市場的估計基本在35%~40%，這被一些媒體用“中國的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經破產”來形容。

　　上述背景下，2003年以后，國家決定啟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運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大型商業銀行，按照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注資、境內外發行上市的財務重組“四步曲”方案，全面推動大型商業銀行體制機制改革。

　　其中，身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周小川被認為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之一。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回應國有銀行的改革思路、澄清外界的誤讀，一時間成了國有銀行改革的代言人之一。

　　這成就了周小川的2013。

　　當年3月，周小川被選為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突破年齡限制，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此前沒有進入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外界一度解讀周小川將退休。

　　對于周小川的“超期服役”，有觀察人士指出，一是決策者擔心市場會出現劇烈波動；二是在金融改革大背景下，短時間內亦難覓像周小川這樣，擁有豐富的金融系統經歷、深受國際認可的繼任者。

　　事實如此。一行三會金融體系下，央行行長身份的重要性格外突出。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來勢洶洶，分業監管容易產生監管的真空和監管套利，諸如互聯網金融誰來管、怎么管這樣的一系列問題，都有待當時的金融監管者們一一厘清。

　　一切圖景，在今年3月日漸清晰——今年兩會，《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布，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3月1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任命易綱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周小川，正式揮別了其執掌15年的中國人民銀行。

　　[改革]

　　“移動支付先生”的人民幣國際化之夢

　　“小川行長他是一個改革家。”

　　2012年，央行副行長易綱曾在公開場合評論周小川稱，“他對財稅制度的改革、對中國銀行的改革、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中國利率市場化匯率機制市場化的改革，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和操作的重要過程，都是在小川的設計和帶領下完成的。”

　　諸多改革中，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成為最“亮眼”的一個。

　　美國當地時間2015年11月30日，IMF總裁拉加德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IMF同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SDR）。

　　“我們給央行的領導很高的贊譽，因為他們有勇氣來推行這個改革，來爭取這個地位。這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最終的結果是什么樣的，是不知道的，這是個國際上的事情，是那么大的事情。”在成功加入SDR后，時任IMF副總裁的朱民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特別是行長周小川，推行這個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改革并非“一帆風順”。人民幣加入SDR要滿足兩大標準：一是出口指標；二是滿足“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條件。

　　“平心而論，2014年下半年進行內部評估時，人民幣在有的指標上還有差距。正如此后與基金組織進行技術會談時后者指出的‘人民幣還屬于第二梯隊’”，央行國際司編著《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一書指出，“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衡量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存在較大的數據缺口。”

　　這意味著，如果此次不予通過，人民幣加入SDR可能要再等五年。

　　了解到這一情況，周小川和他的同事們制定了推動人民幣加入SDR的整體戰略，針對當時存在的數據缺口、資本項目可兌換、市場化程度和開放程度不足等差距，彌補數據缺口、推進國內改革開放，同IMF進行了多輪磋商。

　　雖然人民幣加入SDR被輿論稱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然而，伴隨著2016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的急跌，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停滯”的聲音也一度出現。

　　“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沒有資本賬戶開放，你就不能說人民幣是一種全球性貨幣。”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伴隨著人民幣逐漸成為國際貨幣，接下來就是如何把人民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這樣一個更艱巨的任務，第一步已經做到了，就是把人民幣放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也是周小川15年來的主要功勞之一——“即使存在暫時的挫折，他也想要確保總體方向是越來越開放的。”

　　推動改革，被外界解讀為周小川對新鮮事物保持熱情的側影。

　　除媒體報道其愛好“逛電子產品商店”外，2017年兩會期間，有人留意到，周小川換了一塊蘋果的手表，有評論稱，原來有著“人民幣先生”之稱的周小川也是個“移動支付先生”。

　　曾有央行相關人士對記者評論，早年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的順利落地，沒有被“扼殺”在監管的搖籃中，與周小川對新生科技的支持密不可分。

　　[爭議]

　　避免“金融危機”or身陷“貨幣超發”？

　　只不過，改革需要代價。

　　根據央行公布數字，2018年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72.91萬億元，同比增長8.8%。從2002年初的16萬億到逾167萬億，談及周小川，“貨幣超發”的質疑也時常被人提起。

　　對此，周小川在2011年曾對媒體稱，在抗擊危機期間，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擴張型的，國家有意擴大了貨幣供應量，這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有針對性的舉措，它幫助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企穩回升，如果不這樣做，經濟一定會出現很嚴重的下滑局面。但政策總會具有時間滯后性，也會帶來一定副作用，在反危機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物價和資產價格上升等一些負面效果會慢慢顯現，但政策調整一定要及時，要把抬頭的物價盡快打下去。

　　“不能讓老百姓手中的錢毛了”，是周小川的“名言”之一。

　　2012年底的財新峰會上，周小川曾坦承，“我現在回顧起來，如果能夠再做快一點，也許更好一點。現在可以說，當時爭論是非常激烈的，關鍵在于前瞻性判斷并不容易，就會有很多爭論。”

　　沈建光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周小川過去15年最大的功勞之一，是使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我們看到海外過去15年，特別過去10年，危機非常嚴重，給中國其實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中國盡管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但是都處理得非常好，沒有出現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特別是去年的‘人民幣保衛戰’打得非常漂亮。”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執行總裁朱振鑫則認為，建立宏觀審慎框架也是近年央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傳統央行政策框架以貨幣政策為核心，然而伴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宏觀審慎框架越來越得到重視。2003年至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全球經濟處于強勁上升期，在此期間，全球CPI漲幅基本穩定，但同期初級商品價格和MSCI 全球股指上漲超過90%，美國大中城市房價上漲超過50%，積累了巨大的風險。

　　我國則是較早開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探索和實踐。如從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到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金融機構的行為得到了進一步的引導和規范；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廣義信貸指標范圍，表外業務的風險更是得到了有效管理。

　　在2013年兩會記者會上，周小川坦然對媒體表示：“我經常有做錯的地方，也有做得不準的地方，這些地方該修正就修正，總的來講，正確的東西肯定保證連續性和穩定性。”這或許能夠回答投資者和市場最大的疑問。

　　隨著3月13日金融改革方案的敲定，“一行三會”的金融格局正式轉為“一行兩會”。業界預估，央行在未來的金融監管體系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伴隨著新任行長易綱的誕生，央行在宏觀金融格局調整下迎來了新時代。

　　作為易綱的前任者，周小川與他主導的央行系統，歷經15年改革推進，或正應了周小川獲評東亞地區年度行長時，《環球市場》給出的評價——“帶領著中國央行趟過靜謐湖泊、沖過激流險灘”，如同他的名字“川流不息”。

　　新京報記者 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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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