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關村誕生了創業孵化器——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后來發展成包括中關村創業大廈在內的三大孵化基地。圖/視覺中國

原標題：17位見證人講述中關村創業史

一部40余分鐘的紀實片，通過1978年～1988年中關村發展親歷者的講述，挖掘出中關村起步階段諸多不為人知的秘辛。

如今，數小時的采訪視頻被送至檔案館保存。本月，整理成書的30余萬字的《中關村創業史話》也將面世。

該項目由北京市政協科技委、文史委牽頭，聯合海淀區政協、中關村管委會和北京電視臺完成。

“創新從來都起著引領作用，”北京市政協科技委原主任申建軍說。但他也明白，創業從來都飽含著辛酸痛楚。創業維艱，這是他對話中關村親歷者后最深的感受。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關村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設立30周年。在與新京報記者的對話中，申建軍表示，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對中關村歷史的回顧，對于中國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有著資政作用，也將對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有所啟迪。

【緣由】

中關村開創者已有人離世

新京報：《中關村創業史話》口述史項目第一期已經完成，產生了什么成果？

申建軍：我們完成了一期口述史的攝制，采訪了17位第一批參與中關村建設的管理者和企業家，他們講述了自己的親歷親見親為，呈現了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之前的中關村。我們將完整的采訪視頻贈送給北京市檔案館和海淀區檔案館，填補了一部分史料的空白。此外，我們還將口述史整理成30余萬字，匯集成一本書《中關村創業史話》，計劃本月出版面世。

新京報：整個項目是如何規劃的？

申建軍：我們目前計劃做三期，第一期時間范圍是1978年到1988年，這段時間是“海淀的中關村”；第二期是1988年到2008年，是“北京的中關村”和“中國的中關村”；第三期是2008年到當下，這是“世界的中關村”。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和中關村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設立30周年，我們計劃年內推出第二期，也是包括口述史、檔案資料和書籍在內。第二期聚焦1988年至2008年之間的20年，這是中關村真正高度發展的時期，亮點會比第一期更多。很多大家熟知的企業家，例如柳傳志、俞敏洪等人的故事都在我們的計劃中。

新京報：為什么現在要做這件事？

申建軍：中關村創業史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中關村比較早地誕生了民營科技企業“電子一條街”，率先探索出一套體制創新、技術創新、政策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在全國都起到了帶頭作用。

另外，政協本身有存史、資政、育人的作用，一直以來記錄了很多老委員、老專家的親歷親見親為。解放初期，政協搞文史資料收集，就記錄了溥儀回憶的晚清民初歷史，國共兩黨將軍回顧國共合作和新中國成立的歷史，用來溫故知新。所以我們認為，政協來做這件事是順理成章，而且我們做的口述歷史不是政論片，比較親民、客觀。

新京報：這件事也有緊迫性？

申建軍：對，做這件事也越來越急迫，中關村的發展歷史已到了需要“搶救”的時候。

第一代開創者有的已經離世了。比如陳春先，他是改革開放后中關村下海第一人；還有中國激光照排之父王選，正是他在中關村做出的工作，讓漢字告別了鉛與火的年代，進入電子世界。

一批老領導、老企業家已年過古稀，如果不及時讓他們講述親歷的故事，以聲像形式作為檔案保存，會很可惜。所以我們本著檔案意識和對后人負責的歷史意識，也要做這件事。

【史事】

中關村1992年后再無“姓資姓社”爭論

新京報：經過第一期口述史的拍攝之后，你對中關村有哪些新的認識？

申建軍：我20年前在海淀區工作過，是中關村歷史的參與者之一。但這次參與又讓我對中關村感受更深。

感觸最深的就是創業艱難。當時的體制束縛和法律缺失，讓企業困難重重。比如，當時物價法規定，機電產品價格不能超過成本的12%，這么一來，科技公司就沒法發展了，而現在看這叫科技附加值，越高越好。另外，軟件不能定價，也不能算在成本里，現在看這就是知識產權。再比如，銀行不愿擔風險，不想給科技公司貸款，于是各企業之間互相擔保，有點共存亡的勁頭。

現在創業是很正常的事，但那時下海并不光彩，有些下海的是“兩勞”（勞改和勞教釋放）人員。當時中科院科研人員下海后，孩子在學校登記父母職業，都不敢登記是辦企業的。

采訪中，我們還了解到，在中關村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其實黨和政府很多領導的支持起到決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說是力挽狂瀾。所以，中關村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八個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至今仍不過時。

新京報：口述史中提到，中關村起步階段曾有過幾次大風波，是怎么度過的？

申建軍：根據當事人回憶，至少有三次大的風波。

第一次是1983年，社會上風言風語，說科研人員辦企業是中科院的大損失，把幾十年的科研成果拿來“倒買倒賣”。實際上，是這些科研人員去美國硅谷參觀之后，回國看見大量科技成果塵封著，覺得可惜，同時又有一批知識青年回城沒事做，他們就把科研成果拿來轉化，讓回城知青有事干。早期最有名的公司是“兩海兩通”，比如京海公司就是搞了幾個計算機機房，不算什么高科技，但卻帶動了計算機行業發展。

當時還有人說要“法辦”這些創業人員，給創業者和政府都帶來很大壓力。1983年1月的一天凌晨，廣播播發了《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中關村企業不是資本主義，可以搞。第一批創業者中的紀世瀛回憶，聽到后滿含熱淚，感覺得到了支持。一場風波戛然而止。

第二次風波是1985年，國家整頓清理皮包公司，又有人舉報中關村企業都是皮包公司。科技部和北京市聯合組成調查組來調查，主要焦點在于，民營集體所有制是私有制還是新型的公有制。最后的結論是，這是公有制的一種新型形態，中關村企業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到了1989年，四通公司主要負責人出走，又引發一陣爭論。當時北京市領導表態，指出中關村、企業和個人都要分開看待，鼓勵了中關村繼續自己的發展方向。

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肯定市場經濟，之后中關村再無爭論。中關村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自信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硅谷，發展知識經濟”的口號。那時有企業在中關村路口立了一個牌子：“中國離知識經濟還有多遠？向前走100米”，就是說，中關村就是中國知識經濟的標志。

【啟示】

中關村需要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館

新京報：整理中關村的歷史，有什么現實意義？

申建軍：直到現在，中關村仍是中國科技創新的策源地。比如現在最前沿的科技領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無人駕駛等，中關村仍起著引領作用。站在歷史的角度，中關村創造的是中國經濟的未來潮流。回顧歷史，能看到現在，中關村的精神對北京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乃至國際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城市，是有現實意義的。

我們其實是搶救了很多資料。若干年后，如果想要知道中關村的某些細節，都可以在這里找到。

新京報：中關村的發展經歷了前沿創新與體制機制的博弈，這種情況當今仍然存在。中關村能給當下怎樣的啟發？

申建軍：這是一定的，科技創新永遠起引領作用。十九大報告就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現在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大踏步前行，參照中關村發展的經驗，我們今天其他方面的創新應該更主動一點，不是跟著走，而是主動為科技創新開路。先把機制放開，使科研人員能夠放開手腳去做，這包括體制機制創新，也包括法治創新。

例如現在無人駕駛技術正在研發期，當無人駕駛車輛上路，怎么規范其行為？

新京報：關于中關村歷史，還有什么工作要做？

申建軍：中關村需要一座自己的博物館，記錄發展的足跡。現在最大的困難是選址，如果不在發源地“電子一條街”設立，就意義不大了。但現在這條街上也沒有空間，最好有企業能貢獻一片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