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易綱的前方
3月19日上午，新任國務院系統負責人名單公布。廣受關注的新任央行掌門人隨之揭曉——1997年加入央行系統的“老兵”易綱，成為執掌央行16年的周小川的接班人。
消息第一時間印發了外界的高度關注。美國Fortune雜志認為，“易綱是一個有著很強業務水平的領導，美國期待與中國制定的這位領導人進行深度對話”。CNBC則稱，“易綱是一位有著‘海外留學’背景的改革派，他的任命對海外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的確，作為一名資深“海歸”，易綱擔任央行行長，給世界釋放出了中國將繼續支持全球化的信號。同時，過去20多年，在央行、外管局、中財辦等多個崗位歷練過的易綱，對于中國與西方的經濟、金融系統都有著深刻認識。
但擺在易綱面前的，顯然還有許多壓力與挑戰，無論它們來自國內還是外部。今天，我們請到了在金融業有著二十多年從業經歷的中國經濟周刊特約撰稿人余莽，請他分析一下專業人士眼中易綱的新征程。
“兩率”政策
才3天，挑戰就來了——昨天夜里，美聯儲宣布加息。許多人在問：中國，跟還是不跟？
今天一早，央行宣布“小幅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作為應對。應該說，這一行動比較符合市場預期。但不可否認，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趨向正常后，中國“兩率”（利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運用，仍然是易綱將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早在3月初，新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就任時，就已經表達了漸進加息傾向；幾天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表示，對未來的通脹達標更有信心。毋庸諱言，從大環境來看，經過美國08年次貸危機后的多年掙扎，包括美國、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已重拾升軌，這也就意味著這些主要經濟體將逐步退出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形態。
這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兩方面影響：收回流動性、提高融資成本。此舉對人民幣構成的壓力相當大。
一方面，如果不加息，那人民幣必然要承受匯率走軟及資本外流潮重啟的壓力；另一方面，如果要加息，又不得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企業、政府甚至居民的債務和杠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未能完全解除、金融整頓使得資金盤面趨緊。
加之，中國經濟長期依賴貨幣過量投放推動經濟增長，如今經濟、貨幣外向度又不斷提升。在此情況下，如何實現貨幣的各方平衡？易綱面前的挑戰可謂艱巨。
人民幣國際化
事實上，外界對中國的貨幣政策以及貨幣匯率形成機制，曾一度感到困惑。
2015年，中國實行了“8.11匯改”。它的推出有現實原因：國內金融市場急劇波動、美元匯率上升、出口阻力漸大……但由于當時人民幣貶值幅度超過市場預期，加之其后央行又放棄了實行了一段時間的匯率形成機制，國際社會也對此產生了一定的疑惑，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就公開要求中國央行要對自身貨幣政策作出準確解釋和描述。
某種程度上看，這使得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挫。
從整個貨幣的發展方向看，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而貨幣的國際化程度高低無疑就是一國經濟實力、綜合競爭力的集中體現。但與此同時，貨幣國際化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其實現速度的快慢，并不取決于該國經濟總量的大小，而取決于該國經濟對外部經濟的影響力、該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及其穩定性等；其基本前提，則是匯率的相對穩定。
按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本次全國政協會議上的表述，中國的央行是世界大國中唯一“常態化地動用基礎貨幣，或常態化地動用信貸政策指引，來支持供給側結構性結構改革”的央行。在這一點上，央行如何發揮對金融市場的管控、支配功能空前強化的優勢，從效率上對其作出約束和引導，有待進一步加強研究。
此外，在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上，央行也應該積極拓展人民幣國際收支的網絡系統，抓住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人民幣計入SDR等，積極打造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結算的海外資本市場，以取得突破性進展。
金融穩定&發展
相較于貨幣政策的平衡，金融穩定與發展可能是一般民眾更關注的點。
去年11月底，國務院金融發展與穩定委員會正式成立。官方這樣定性：國務院的議事協調機構。其職責包括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相關事項、統籌協調金融監管重大事項、分析研判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研究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處置和維護金融穩定重大政策等。
更為重要的一點，金穩會的辦公室，設在中國人民銀行。
這也就意味著，未來事關金穩會的基礎工作都將由央行來完成，這既包括中國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也包括行業及市場的發展，還包括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防范及效率的控制等。這些工作，央行過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但從未像現在這樣系統明確，要求央行在傳統職責以外，再承擔起金融發展和穩定的雙重職責。可以說，這既是使命，也是挑戰。
制度法規
這次機構改革，銀監會與保監會合并。看似只是銀監會和保監會的事情，但其實，央行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此次最大的一項制度安排，就是把原屬兩個機構的擬定行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以及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中國人民銀行。
這樣的制度安排相當于明確了一項工作：未來，凡涉金融業的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都應由央行統籌擬定。反之，監管機構的職責就是一個：專事監管。
從方向上來說，這肯定是正確的，它解決了監管部門自己制定規則、自己執行規則的程序失當問題，避免了監管機構可能出現的任性表現。不過，具體實施上，還需掌握一個關鍵：監管機構內部建立了什么樣的工作流程，是否就權力運用有約束手段？
總的來看，此次兩會合并給央行帶來的工作起碼會是兩方面的：一是金融各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擬定，二是對各監管機構監管功能、監管邊際、監管效率的協調。
如何統籌協調好制度設計和監管效率的問題，對央行來說，應該是個不小的挑戰。
市場開放
其實，這也就等于明確了，未來中國金融業的開放規模、節奏，將由央行統籌負責。
過去，中國金融業開放，基本是通過金融機構數量上的增多推動行業競爭，從而達到提升市場服務效率的目的。但這樣的市場開放，是很難促進行業差異化發展、提高行業供給質量的。在今天，提高金融供給的質量水平就具備了極為重要的意義，故而，這也應成為未來央行考慮金融業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鼓勵那些能帶來更優質產品和服務的金融機構進入市場；同時，也要積極引導和鼓勵現有金融機構努力進入新的服務領域，致力提升服務供給層次。
對央行來說，提升金融業開放效率，還需要進一步打通國內外資本市場聯系，優化中國資本市，提升監管水平。易綱行長在之前曾表達過，“金融業開放要與監管水平相適應”，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金融監管
在前段時間的兩會答記者問上，周小川曾花了相當時間回答“虛擬貨幣”的提問。無疑，在今天，如何引導、規范金融新業態成長，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將成為一個重要任務。在不可避免涌現更多金融新業態的形勢下，央行應該怎么辦？
可以明確的是，央行本身掌握著非常全面的金融數據，并且對國內金融供給長短板、與其他市場的供給差距等非常了解。因此，央行應該在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呵護、鼓勵金融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同時對其適時加以引導和規范。
試想，如果對微信支付、支付寶等也按傳統金融監管方式管理，那中國可能就不會出現第三方支付向全球滲透的可喜局面。
當然，對某一時間段的超預期金融風險，央行則應該責無旁貸地介入，統籌化解風險的節奏和力度，避免顧此失彼的狀況出現。圍繞著約束、規范金融控股集團、影子銀行、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金融、高杠桿金融活動等，相關的監管應該及時到位。
政策權威性
而從整個央行的發展歷程來看，未來央行將如何保持政策、制度獨立性和權威性，也是一大重要看點。
一直以來，央行就是一個需要承擔協調各部門發展的機構。如今，隨著其功能的增加，要協調的利害關系肯定也要增加。如何擺脫各類掣肘，保持決策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引領金融系統高效率運行，就成了擺在易綱面前的一大重要考驗。
毋庸諱言，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漫長過程中，我們的一些居于決策地位的人，常習慣于把貨幣政策當成促增長的常規工具來使用。但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今天，這一觀念當然需要摒棄。
說白了，再不能動輒就搞“大水漫灌”、以發票子刺激經濟增長那一套，央行要有一種在新時代保持貨幣政策“新常態”的定力。
島叔以為，央行有責任使各級決策者弄清楚：貨幣政策屬于事關經濟增長的總量政策，無論如何變化，都會有利有弊；不當運用貨幣政策，不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效率，更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重重隱患。飄忽不定或者過快、過大地調整貨幣政策，更會引起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
總而言之，新由易綱擔綱的央行，無論是功能或職責范圍，以及面對的國內外經濟變化，都與以往有較大不同。這當然會帶來種種壓力和考驗，但也會給他留下極大地發揮專業才華和政治智慧的空間。
文/《中國經濟周刊》特約撰稿人 余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