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災難面前的選擇：1793年費城的死與生

2015年11月6日是值得美國人慶賀的日子。這一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秘魯古城阿雷基帕舉行大會，授予費城世界遺產城市的桂冠。費城也成為美國第一座獲此殊榮的城市。在此之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在全球選出266座世界遺產城市，而美國城市無一入選。費城成為世界遺產城市，對于美國人的意義不言而喻。費城——獨立戰爭的重要見證者，美利堅共和國的誕生地，《獨立宣言》、1787年《美國憲法》等重要歷史文件都在這里簽署，城市內的獨立廳、自由鐘皆是美國革命的重要象征。建國初期，它還是美國的臨時首都、經濟文化的中心。然而，就在這座城市盡享繁華之時，卻差點遭遇被拋棄的命運。

今天的費城

費城：美利堅城市的未來

費城位于美國大西洋沿岸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從地圖上看，費城雖嵌于內陸，但它位于特拉華河入海處，遠洋貨船沿河道航行可直抵其港。獨特的地理環境，成就了費城大西洋沿岸重要港口城市的地位。這座城市始建于1681年，當時的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為償還大臣老威廉·賓（William Penn）的債務，將今天費城在內的賓夕法尼亞領地贈送給老威廉其子威廉·賓。威廉在獲得國王“特許狀”后不久，便提出：“希望在特拉華河沿岸最便利的地方，建立一座利于‘航行’和‘健康’的城市”，費城的歷史由此掀開。

費城地理位置

威廉親自設計了城市的發展藍圖。作為貴格派信徒，威廉曾遭受宗教壓迫，他希望自己所建的這座城市可以寬容吸納各個教派，成為友愛、自由的城市典范。當時英國倫敦貿易繁榮，但人口擁擠、疫病盛行。威廉認為，城市不僅要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還應該有利于居民的健康。他將城市街道設計成井然有序的網格狀，還仿照英格蘭的鄉鎮，要求城市房屋分散布局，并為花園綠地所環繞。他希望費城的居民遠離瘟疫的侵擾。威廉對費城發展的設想是美好的。到美國革命時，費城不但因其在大西洋三角貿易中的重要角色名噪一時，而且還是當時北美政治文化的中心。獨立戰爭中費城是領導革命的重鎮，被譽為美國革命的“自由搖籃”。

費城的網格狀格局

18世紀90年代，費城的居民寬容、堅韌并富有進取精神，城市人口雖為北美第二位，但其人口規模與最大城市紐約相差無幾，城市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費城成為大西洋兩岸重要的商業和移民中心。不僅如此，當時的費城在國家政治領域依舊風光無限，行走在城市街道的居民，偶然會發現華盛頓、杰斐遜、漢密爾頓等建國之父們就出現在他們身邊。從1790年至1800年這座城市作為美國首都長達十年之久。此時，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會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富裕、自由與活力。人們會在心中憧憬，費城就是這個年輕國家城市的未來。

黃熱病：死神籠罩城市

費城的繁榮可能最終還要歸結于其在經濟領域的杰出表現。城市的商人們極具全球視野，他們借助地利之便和經商傳統，開展遠洋貿易，與加勒比地區、西歐甚至中國展開國際貿易。1790年代在眾多國際貿易航線中，費城與加勒比地區的貿易尤為頻繁。當時加勒比地區的海地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富庶的殖民地，盡管這富庶的背后是法國殖民者對當地奴隸的野蠻掠奪。1791年海地暴發奴隸反抗法國殖民者的革命運動。這場看似與費城距離較遠的反殖民運動，卻險些給城市帶來滅頂之災。

1793年春，先后載有2000多名法國殖民者及其奴隸的商船，逃離血腥狼藉的海地島，駛向當時美國的首都——費城。昔日繁忙的費城港，隨著法國難民的涌入，變得更加擁擠不堪。這些死里逃生的法國難民，盡管得到美國商業同盟者的慷慨救助，但仍顯得驚魂未定。他們在向美國人講述海地動蕩、混亂場景的同時，也描繪著當地瘟疫如何讓法國鎮壓者變得毫無戰斗力，而在這些講述者中就有人正感染著瘟疫。費城市民輕松的聽著法國難民所講述的“逃難故事”，卻并未意識到危險正悄然臨近。費城作為當時美國典型的大都市，對于傳染病的流行并不陌生。歷史上，天花、白喉、麻疹還有霍亂都曾登陸這座港口城市。然而，即將侵襲費城的“黃熱病”卻極為不同，甚至城市中許多醫生都對這種疾病一無所知。它注定將給這座繁榮的城市帶來始料未及的巨大影響。

1793年8月，疫情首先出現在費城特拉華河沿岸的窮人社區。事實上，當各種疫病橫掃費城時，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區往往是城市疫情爆發最早且最嚴峻的區域。他們由于經濟拮據或者衛生觀念不強而放棄治療，致使疫情爆發也很難被市政當局所察覺。當時費城人口約4.5萬人，多數市民居住在沿特拉華河分布的七個街區。8月中旬，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城。這些病人高燒不退，頭痛難忍，面頸潮紅、結膜充血、皮膚和眼睛變為黃色讓人不寒而栗，后期出現鼻血不止，直至昏迷、嘔血、休克、死亡。8月末費城因黃熱病死亡人數達到325人。此后，疫情持續居高不下。據統計，10月某日費城一天的埋葬人數就達到119人。隨著每日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政府不得不要求教堂停止為亡者敲響喪鐘，以免市民惶恐不安。據估算，從8月19日至11月15日，費城死亡人數占全市人口的10%至15%。從8月至11月，整座城市都籠罩在死亡的恐懼中。

1793年費城疫情分布

費城居民的恐慌不僅源于對死亡的恐懼，同時也來自當時醫學對這種傳染病的未知。18世紀費城是美國醫學的中心，無論是富蘭克林創辦的美國第一所醫院——賓夕法尼亞醫院，還是享有盛譽的內科醫學院都匯集在這座城市。盡管如此，醫學界對黃熱病的病因、傳播途徑以及治療方法仍然缺乏權威、有效的解釋。城市中多數醫生面對患者恐怖的癥狀束手無策。醫學界內部甚至圍繞黃熱病的病因和治療手段長期爭論不休。關于黃熱病的病因，一種理論以威廉?柯里為代表，認為疫病由商船自海外輸入。另一種理論以著名醫生本杰明·拉什為代表，認為疫病是由城市骯臟環境所產生的“瘴氣”所致。前者主張對往來商船延長檢疫期，禁止疫區船只靠岸；后者主張改善城市環境衛生。對于黃熱病的治療手段，醫界同樣分做兩派，與法國醫學傳統淵源頗深的醫生會認為養生療法是最好的治療手段；拉什則代表了更多本土醫生的看法，他堅持“體液平衡說”，采用放血、催吐、腹瀉等“英雄療法”。事實上，醫學界的爭論削弱了醫生群體在市民中的權威性。不僅如此，費城作為當時美國政治的重要舞臺，黃熱病甚至成為兩黨政治斗爭的工具。以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因主張保護和發展國內制造業，支持對海外商船實施嚴格檢疫制度；而以杰斐遜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黨人則因主張農業立國，而對黃熱病的城市環境起源極力宣揚。面對日益嚴重的疫情和城市醫界、政界的內部分裂，費城市民該何去何從呢？

19世紀繪制的黃熱病病情演進圖

誰選擇離開？誰選擇留下？

當死亡來臨，在面對了醫生的無計可施、目睹了政府的慌亂無措后，費城市民開始了生死抉擇——離開還是留下。就當時的情形而言，逃離這座被死神控制的城市看起來是最明智的做法，但這也意味著將失去自己熟悉的家園和大部分財產。9月疫情迅速蔓延，許多市民甚至來不及鎖好房門便倉皇出逃。盡管市政府在港口已經派駐了負責防疫的衛生官員，并有醫生專門對患病水手和旅客展開救治，但是由于缺乏資金和有效治療手段，港口的公共衛生設置基本形同虛設。疫情暴發一個月后依然有來自西印度群島疫區的船只在碼頭靠岸。9月初，一名叫做約瑟夫·弗里的州政府職員因感染黃熱病而死在樓梯臺階上。死亡的恐怖氣氛，讓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辦公室的官員們第一次感受到疫情離自己如此之近。9月6日賓夕法尼亞州政府立法授予州長米夫林緊急處置權，這位州長在獲得權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關閉州議會，以便讓政府官員逃離費城。9月10日，聯邦政府宣布關閉，華盛頓逃離費城。截止9月底，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城市政府大部分政府官員逃離費城。這座為美國政治服務20多年的政治中心一時間被美國政府所拋棄。據當時的編年史學者馬修·凱里估算，從1793年8月底到11月，先后有17000多人逃離城市。

政府拋棄了費城，但相當一部分普通市民可能無法離開它。因為“逃離”將意味著龐大的路程花銷和落腳其他城市后的生活費用。留下的城市居民大部分是窮人。他們只能使用一些看起來并不奏效的方法保護自己。他們將大蒜放入口袋和帽子里，或將浸泡過樟腦油的袋子套在頭上。政府管理的缺失讓城市很快失去了秩序。亡命的盜賊闖入逃亡市民的住宅，肆意盜取財物；垂死的病人被家人拋棄在街頭；還有父母染病雙亡后出現的大量城市孤兒流落街頭。昔日繁忙的市場，而今一片肅殺。城市經濟瞬間崩潰。

如果說窮人沒有拋棄費城是出于對命運的無奈，那么還有一些人選擇留下，則彰顯著對這座城市的忠誠。費城市長馬修·克拉克森選擇與市民一道直面疫病。由于官員出逃，費城政府早已癱瘓，此時的克拉克森可謂捉襟見肘。他將城市中各種非政府組織視作挽救費城的重要力量。疫情暴發后，城市中一些社會團體自發彌補城市政府的缺位。“窮人守護者”社團對市民患者展開救助，他們四處籌款，為窮人購買醫療用品。他們深入疫情最嚴重的社區，挨家挨戶查看危重病人，救助變為孤兒的孩子。他們的勇氣和忘我精神是難以想象的。“非洲自由協會”是美國首個由自由黑人組織的互助協會。著名醫生拉什曾根據經驗錯誤的認為黑人對黃熱病免疫。他極力說服社團領導人理查德·艾倫組織黑人提供城市公共衛生服務。社團先后組織黑人護士對市民患者開展護理，同時運輸患者、埋葬死者。除各種社會團體外，還有一些卓越的社會人士活躍在抗擊黃熱病的前沿。史蒂芬·杰勒德本是一名費城富商，疫情泛濫時，他對管理混亂、環境惡劣的布什山醫院展開卓有成效的治理。他每天帶領志愿者趕赴醫院精心照料病患，甚至為痊愈病人設置獎金。

費城市長馬修·克拉克森

9月14日，一個由志愿團體代表構成的城市委員會在市長克拉克森的倡議下成立。盡管這個具有志愿性質的城市委員會在法律意義上沒有任何地位，但它卻承擔起“臨時政府”的角色全力指導費城應對黃熱病危機。委員會成員不但前往其他市鎮為費城籌措經費、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還組建醫院，派遣醫生照顧病患，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人和孤兒給予更多關注。不過，由于醫療知識有限，人們并不知道這場瘟疫的傳播途徑其實是攜帶病毒的埃及伊蚊。這種蚊子從患者身上吸取攜帶病毒的血液后，會將病毒注入新的受害者體內，最終造成黃熱病傳播。疫情最嚴重的10月每天有100至200人死于這種疾病。據統計，從8月中旬到11月初，費城因黃熱病造成的死亡人數總計5019人。費城的志愿性團體究竟挽救了多少市民的生命，現在已經難以估算。即便那些冰冷的死亡數字也無法抹去他們領導費城應對疫情做出的貢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城市將在死亡的氛圍中失去最后一絲信念。

迎接城市化的到來

1793年11月初，隨著天氣轉冷，肆虐費城三個多月的黃熱病疫情終于退去。這場災難給費城、甚至整個國家帶來的影響卻并沒有結束。當逃離的市民陸續返回家園，城市秩序逐漸恢復，他們發現昔日繁榮的費城已經不再。費城的歷史面臨選擇，要么從此沉寂走向衰落，要么持續創新完成復興。歷史上偉大的城市之所以偉大，在于它們總能在危機的環境中尋找到發展的契機。費城將走向何方？

由于黃熱病疫情結束后，醫學界關于這種疾病是由市內環境所致，還是外國移民傳入仍然存在爭論。費城開始謹慎的將檢疫和環境衛生同時作為開展公共衛生建設的重要路徑。1794年費城在全國城市中率先成立了專門負責城市衛生事務的衛生局，這在費城發展史上尚屬首次，它也是今天費城衛生部的前身。衛生局成立之初獨立于城市政府，專司檢疫事務，并承擔將患病窮人運輸至醫院的任務。此后，衛生局權力逐步擴大，1797年開始全面承擔城市檢疫、環境衛生以及醫院機構的管理工作。黃熱病暴發后，在瘴氣致病理論的影響下，費城開始對此前市民早已習慣的水源污染、動物橫尸街頭、皮革工場煙霧彌漫等環境衛生問題展開治理。他們不但規定城市每周清掃兩次垃圾，還將費城五個早已堆滿垃圾的城市廣場改造成市民休閑的綠地公園。值得一提的是，費城還雇用當時杰出的工程師本杰明·拉特羅布設計并建造了全美第一個城市公共供水系統。這個供水系統采用當時最為先進的蒸汽動力為市民提供新鮮水源。此后，城市供水系統進一步完善，將斯古吉爾河的水源輸送到城市各個社區，極大的保證了市民生活用水的質量。費城完備的供水系統成為美國19世紀其他城市爭相效仿的典范。

費城市政供水系統設計者本杰明·拉特羅布

黃熱病流行后，費城展開城市公共衛生治理的意義遠不局限于保護市民健康。建國后，美國政界圍繞國家建設方向存在激烈爭論。以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為代表的政治家們主張“工商立國”。他們面對剛剛起步的工業革命，憑借敏銳的洞察力，認為美國建國后必須發展商業和制造業，這是世界發展的大勢。以國務卿杰斐遜為代表的一派主張“農業立國”，主張建立由自由農民構成的民主國家，應大力發展農業，避免走西歐工商業、大城市的老路。倫敦、巴黎等大城市的腐敗與疫病橫行成為杰斐遜派反對“工商業立國”的重要論據。杰斐遜等政治家們一直在質疑美國是否應該走向城市社會。當費城面對黃熱病疫情手足無措時，更多的美國人也開始自問“如果城市僅僅能夠提供墳墓，我們是否應該建立它？”然而，費城展開的城市公共衛生治理正是對這種質疑的回答。隨后幾年接連出現的疫情促使美國費城、紐約、波士頓等主要城市先后進行城市公共衛生建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衛生環境和居民的健康狀況，而這些內容正是幫助美國人堅定城市化發展道路的重要注腳。“健康的城市”是美國工業化深入展開的前提，也是城市化穩步發展的基礎。

1793年費城黃熱病給城市社會帶來的影響不止上述。費城在應對這場疫病過程中，一個顯著特點是社會團體發揮巨大作用。黃熱病流行期間，費城的“非洲自由協會”積極組織自由黑人救助白人病患并承擔城市中基礎性的公共衛生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白人群體重建對非洲族裔的社會認知。當疫情結束，社會中謠傳黑人在救助病患期間索要錢財或盜取財物時，社團領導艾倫又出版著作逐一辯駁，作為美國首部非洲族裔出版的著作，這讓更多人有機會從非洲族裔視角了解黑人護士當時的工作環境和奉獻精神。這些都有助于緩解城市中的種族關系。再如，貴格信徒安·帕里什在瘟疫期間通過慈善組織對城市中幸存的婦女展開紡織和制衣培訓，突破了傳統慈善組織經濟救助的局限，為美國慈善事業開展提供了新思路。總之，各種社會團體有效彌補著政府應對疫情時出現的缺位，同時各種志愿性活動也喚起了社會公眾的責任意識。衛生健康問題從此不再是個人事務，而是事關社會安全的公共性事務。此后，美國城市化發展的各個階段，每當疫情來襲，社會團體都與城市政府共同協調、合作緩解危機。這也為我們今天思考社會治理問題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