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艷潔
“我希望我可以為我們帶來的不安和動蕩,向全世界道歉。”3月21日晚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發表關于“特朗普時代下的全球化”的演講時,為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歉意。
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國已經深受特朗普政策的危害,希望中國能夠慎重應對。
就在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表演講30個小時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
斯蒂格利茨在1993年至1997年,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中國經營報》:特朗普提出要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鋁制品等產品征收高關稅,在你看來,這能夠削減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嗎?
斯蒂格利茨:美國的總體貿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觀經濟政策決定的,受到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的影響。特朗普的減稅法案會增加財政赤字、減少國內儲蓄,所以美國貿易將會在多個層次、對多個國家擴大貿易赤字。
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征收高關稅,是否能夠減少雙邊貿易赤字難以確定,要看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舉動。如果中國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減少波音訂單、減少進口大豆,那么美國雖然減少了從中國的進口,但也同時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
即使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也可能出現其他的情況。以墨西哥為例,當美國威脅要對墨西哥進口商品征收20%的關稅時,大眾的焦慮導致墨西哥比索貶值超過了20%, 這反而使得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增加了。
美國征收高關稅的舉動為減少貿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不能確保貿易赤字一定會改善。
對于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來說,他們關心的核心是他們的工作,特朗普的政策會加劇他們的困境。
《中國經營報》:對于削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有什么好辦法嗎?
斯蒂格利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雙邊貿易赤字并不重要,多邊貿易赤字才是全球體系中唯一重要的問題。
35年前,美國本來可以并應該做一些事情,以保持在制造業上的競爭力,但是時機已經過去了。現在沒有什么好辦法可以解決雙邊貿易逆差,這對雙方來說代價都太大了。
《中國經營報》:有人認為特朗普提高關稅不過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讓中國取消對于外企技術轉讓的要求。實際上,在中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如果外企愿意轉讓技術,可以享受優惠稅收政策,如果不愿意轉讓,就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有些外企既想享受稅收優惠,又不愿轉讓技術,因此提出抗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會全面放開制造業,在這方面不允許強制轉讓技術,將保護知識產權。你認為,特朗普的手段是成功了嗎?
斯蒂格利茨:不是強迫轉讓技術,但是鼓勵愿意轉讓技術的企業,這是更委婉的表達方式,實際效果是一樣的。這是言辭上的妥協,特朗普以為得到了想要的,其實并沒有實際的效果。雖然看起來好像他贏了。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評價特朗普的政策主張?
斯蒂格利茨:對于特朗普,不能用理智這個詞。我擔心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響應美國不合理不理性的論調,采取一點讓步,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和平,但實際上特朗普只會得寸進尺、提出更多的要求。這就和二戰時對德國的綏靖政策一樣。
特朗普和他周圍的人最糟糕的一點,就是反對理智、科學。減稅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攻擊大學的稅法,美國全球領先的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都被要求繳納重稅,很多共和黨人認為大學不好,這種思潮是對真理的系統性攻擊。一個習慣說謊的人,不希望周圍的人講真話。這對美國的未來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都有威脅,必須要依賴科學和啟蒙才能破除,就像過去250年我們做的那樣。
二戰后我們一直致力于打造一個邊界不重要的世界,但是特朗普不斷提醒國界很重要,這會毀掉過去25年打造的全球供應鏈。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利用美國的不平等講故事,進行政治宣傳蠱惑,責備移民、貿易協定不公平,或者外國人。即便他卸任,人們總是會記得這一點,其他國家也可能出現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特朗普的政策將會對全球化未來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經營報》:面對特朗普不斷升級的舉動,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擁有技術,有清華這樣的大學,可以獨立創新,不用依賴外國技術進口和轉讓。中國現在做出少量讓步,代價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價高。獲取知識和技術的方式很多,讓步是很危險的。中國應該堅定地不妥協,同時繼續擴大內需和內部增長。
我認為中國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過去一貫的做法那樣,非常慎重地應對,在法制框架內行動。不要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讓特朗普鉆空子,也不要讓他的行為升級。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應對是非常負責任的。特朗普就像一個運動場上的暴徒,我們不能讓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樣的層次。
《中國經營報》:你在《巨大的鴻溝》一書中強調,全球化出現了問題,也因此才導致和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為什么會出現問題?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現在面臨著巨大挑戰。我的觀點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全球化的管理出現了問題,歐洲和美國在全球化管理上都失敗了。
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嚴重,最底層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沒什么變化。美國9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有在顯微鏡下看是增長的,而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增長情況非常明顯。現在美國GDP增長帶來的收益,幾乎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獲取了。美國最富有的兩個家族,總計只有8個人,擁有2120億美元的財富,相當于1.15億、35%的美國人財富總量。
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美國預期壽命已經在下降。非西裔的白人死亡率上升,那些社會最底層的、30%只有高中學歷的人,死亡率上升速度驚人。我上次看到類似數據還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蘇聯解體時的數據顯示,當時蘇聯GDP減少了三分之一,預期壽命降低兩年。可能只有在社會崩潰的時候才能看到這種數據。這些死亡率上升的地區,主要是支持特朗普的。
現在沒有疾病和傳染病肆虐,毒品、酒精、自殺是死亡率上升的主因,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出現了問題。
我們現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歐洲構建歐元的方式,主要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最開始來自亞當·斯密,他的主張是更大的經濟體量可以讓發達經濟體更專業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滿足特定的條件,經濟學家用的模型都是假設現實中的風險不存在,而開放型的市場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風險,對個體帶來負面的影響,降低增長率。
這導致現在的貿易并沒有惠及到每一個人。功能齊全的經濟體,工人一旦失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行業,但事實上不是這樣。通常進口對失業的影響高于出口創造就業崗位的正面效果,因為下崗工人不可能馬上找到新工作。
兩個國家進行貿易,如果兩國收入水平相當,比如美國和歐盟,貿易可以增加產品多元化,但是不涉及分配。如果富國和窮國進行貿易,收入分配將受到很大影響。如果美國從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那么美國對低技能勞工的需求就會下降,由此這些勞工的工資下降、不平等現象會增加。
有人認為技術進步才是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化使得技術進步的效應擴大。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經濟一體化也會對低技能工人工資和不平等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市場是完美的,那么全球低技能勞工工資都應該等同。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來不提及這一點,因為工資大幅度削減聽起來不好受。
全球化的規則,促進大企業的利潤增長,不利于低技能勞工。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都不公平,只有大企業是從中獲益的,因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就是按照他們的需求建立的。如果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的觀點是,游戲規則主要是美國的企業制定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都沒有從中受益。這也是為何人們都認為全球化沒有好處。除非重構全球化的規則,帶來更多贏家,否則就會面臨美國的困境。
如果規則制定不完善,市場經濟不一定能表現良好。即便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但不能平等分配,財富還是會更多落到富人的手里。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制定全球化規則。國際社會上的合作、投資協議都是閉門會議達成的,沒有經過民主辯論。
要重新制定全球化的秩序,單靠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美國和歐洲在投資協定中,都給予企業海外投資更多的物權保護,要制定全球化的新秩序,就得破除這些舊的協定,刪除貿易協定中給予大型制藥企業的通用藥物的各種特權,我認為單靠中國一個國家是做不到的。
中國可以發起全球性的討論,應該怎么做才能讓全球化帶來好的影響,這樣在美國和歐盟才不會出現反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本來應該讓每個人都受益,但是現在,顯然并不是那樣。
中國正在架構市場經濟,在重塑市場經濟的方式時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對市場起作用的不只是經濟規則,還有技術進步、全球化,決定性的差別因素是政策。我認為應該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工進行行業轉換,以及鼓勵創新就業崗位的工業政策, 尤其是當傳統行業裁員的時候。
此外,法制不僅要促進國內經濟完善,也要對國際經濟的完善起到作用。全球公共產品中,最大的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現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一起宣布要繼續完成承諾。如果一些國家在生產方式上不是環境友好型,一定要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不能存在搭便車的國家。我認為碳交易稅是很重要的工具,15~100美元區間內,可以讓全球完成巴黎協定目標,也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