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艷潔

“我希望我可以為我們帶來的不安和動蕩，向全世界道歉。”3月21日晚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發表關于“特朗普時代下的全球化”的演講時，為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歉意。

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國已經深受特朗普政策的危害，希望中國能夠慎重應對。

就在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表演講30個小時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

斯蒂格利茨在1993年至1997年，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中國經營報》：特朗普提出要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鋁制品等產品征收高關稅，在你看來，這能夠削減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嗎？

斯蒂格利茨：美國的總體貿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觀經濟政策決定的，受到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的影響。特朗普的減稅法案會增加財政赤字、減少國內儲蓄，所以美國貿易將會在多個層次、對多個國家擴大貿易赤字。

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征收高關稅，是否能夠減少雙邊貿易赤字難以確定，要看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舉動。如果中國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減少波音訂單、減少進口大豆，那么美國雖然減少了從中國的進口，但也同時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

即使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也可能出現其他的情況。以墨西哥為例，當美國威脅要對墨西哥進口商品征收20%的關稅時，大眾的焦慮導致墨西哥比索貶值超過了20%， 這反而使得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增加了。

美國征收高關稅的舉動為減少貿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不能確保貿易赤字一定會改善。

對于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來說，他們關心的核心是他們的工作，特朗普的政策會加劇他們的困境。

《中國經營報》：對于削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有什么好辦法嗎？

斯蒂格利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雙邊貿易赤字并不重要，多邊貿易赤字才是全球體系中唯一重要的問題。

35年前，美國本來可以并應該做一些事情，以保持在制造業上的競爭力，但是時機已經過去了。現在沒有什么好辦法可以解決雙邊貿易逆差，這對雙方來說代價都太大了。

《中國經營報》：有人認為特朗普提高關稅不過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讓中國取消對于外企技術轉讓的要求。實際上，在中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如果外企愿意轉讓技術，可以享受優惠稅收政策，如果不愿意轉讓，就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有些外企既想享受稅收優惠，又不愿轉讓技術，因此提出抗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會全面放開制造業，在這方面不允許強制轉讓技術，將保護知識產權。你認為，特朗普的手段是成功了嗎？

斯蒂格利茨：不是強迫轉讓技術，但是鼓勵愿意轉讓技術的企業，這是更委婉的表達方式，實際效果是一樣的。這是言辭上的妥協，特朗普以為得到了想要的，其實并沒有實際的效果。雖然看起來好像他贏了。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評價特朗普的政策主張？

斯蒂格利茨：對于特朗普，不能用理智這個詞。我擔心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響應美國不合理不理性的論調，采取一點讓步，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和平，但實際上特朗普只會得寸進尺、提出更多的要求。這就和二戰時對德國的綏靖政策一樣。

特朗普和他周圍的人最糟糕的一點，就是反對理智、科學。減稅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攻擊大學的稅法，美國全球領先的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都被要求繳納重稅，很多共和黨人認為大學不好，這種思潮是對真理的系統性攻擊。一個習慣說謊的人，不希望周圍的人講真話。這對美國的未來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都有威脅，必須要依賴科學和啟蒙才能破除，就像過去250年我們做的那樣。 

二戰后我們一直致力于打造一個邊界不重要的世界，但是特朗普不斷提醒國界很重要，這會毀掉過去25年打造的全球供應鏈。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利用美國的不平等講故事，進行政治宣傳蠱惑，責備移民、貿易協定不公平，或者外國人。即便他卸任，人們總是會記得這一點，其他國家也可能出現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特朗普的政策將會對全球化未來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經營報》：面對特朗普不斷升級的舉動，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擁有技術，有清華這樣的大學，可以獨立創新，不用依賴外國技術進口和轉讓。中國現在做出少量讓步，代價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價高。獲取知識和技術的方式很多，讓步是很危險的。中國應該堅定地不妥協，同時繼續擴大內需和內部增長。

我認為中國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過去一貫的做法那樣，非常慎重地應對，在法制框架內行動。不要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讓特朗普鉆空子，也不要讓他的行為升級。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應對是非常負責任的。特朗普就像一個運動場上的暴徒，我們不能讓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樣的層次。

《中國經營報》：你在《巨大的鴻溝》一書中強調，全球化出現了問題，也因此才導致和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為什么會出現問題？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現在面臨著巨大挑戰。我的觀點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全球化的管理出現了問題，歐洲和美國在全球化管理上都失敗了。

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嚴重，最底層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沒什么變化。美國9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有在顯微鏡下看是增長的，而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增長情況非常明顯。現在美國GDP增長帶來的收益，幾乎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獲取了。美國最富有的兩個家族，總計只有8個人，擁有2120億美元的財富，相當于1.15億、35%的美國人財富總量。

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美國預期壽命已經在下降。非西裔的白人死亡率上升，那些社會最底層的、30%只有高中學歷的人，死亡率上升速度驚人。我上次看到類似數據還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蘇聯解體時的數據顯示，當時蘇聯GDP減少了三分之一，預期壽命降低兩年。可能只有在社會崩潰的時候才能看到這種數據。這些死亡率上升的地區，主要是支持特朗普的。

現在沒有疾病和傳染病肆虐，毒品、酒精、自殺是死亡率上升的主因，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出現了問題。

我們現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歐洲構建歐元的方式，主要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最開始來自亞當·斯密，他的主張是更大的經濟體量可以讓發達經濟體更專業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滿足特定的條件，經濟學家用的模型都是假設現實中的風險不存在，而開放型的市場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風險，對個體帶來負面的影響，降低增長率。

這導致現在的貿易并沒有惠及到每一個人。功能齊全的經濟體，工人一旦失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行業，但事實上不是這樣。通常進口對失業的影響高于出口創造就業崗位的正面效果，因為下崗工人不可能馬上找到新工作。

兩個國家進行貿易，如果兩國收入水平相當，比如美國和歐盟，貿易可以增加產品多元化，但是不涉及分配。如果富國和窮國進行貿易，收入分配將受到很大影響。如果美國從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那么美國對低技能勞工的需求就會下降，由此這些勞工的工資下降、不平等現象會增加。

有人認為技術進步才是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化使得技術進步的效應擴大。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經濟一體化也會對低技能工人工資和不平等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市場是完美的，那么全球低技能勞工工資都應該等同。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來不提及這一點，因為工資大幅度削減聽起來不好受。

全球化的規則，促進大企業的利潤增長，不利于低技能勞工。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都不公平，只有大企業是從中獲益的，因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就是按照他們的需求建立的。如果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的觀點是，游戲規則主要是美國的企業制定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都沒有從中受益。這也是為何人們都認為全球化沒有好處。除非重構全球化的規則，帶來更多贏家，否則就會面臨美國的困境。

如果規則制定不完善，市場經濟不一定能表現良好。即便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但不能平等分配，財富還是會更多落到富人的手里。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制定全球化規則。國際社會上的合作、投資協議都是閉門會議達成的，沒有經過民主辯論。

要重新制定全球化的秩序，單靠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美國和歐洲在投資協定中，都給予企業海外投資更多的物權保護，要制定全球化的新秩序，就得破除這些舊的協定，刪除貿易協定中給予大型制藥企業的通用藥物的各種特權，我認為單靠中國一個國家是做不到的。

中國可以發起全球性的討論，應該怎么做才能讓全球化帶來好的影響，這樣在美國和歐盟才不會出現反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本來應該讓每個人都受益，但是現在，顯然并不是那樣。

中國正在架構市場經濟，在重塑市場經濟的方式時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對市場起作用的不只是經濟規則，還有技術進步、全球化，決定性的差別因素是政策。我認為應該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工進行行業轉換，以及鼓勵創新就業崗位的工業政策， 尤其是當傳統行業裁員的時候。

此外，法制不僅要促進國內經濟完善，也要對國際經濟的完善起到作用。全球公共產品中，最大的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現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一起宣布要繼續完成承諾。如果一些國家在生產方式上不是環境友好型，一定要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不能存在搭便車的國家。我認為碳交易稅是很重要的工具，15～100美元區間內，可以讓全球完成巴黎協定目標，也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