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參考消息；作者：鄭永年

“中國威脅論”始終是以西方國家為主體的國家群（即西方國家和它們的盟友）的一條對華外交主線。冷戰結束之后，“中國威脅論”已經經歷了好幾波。每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輕則曲解和誣蔑中國，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重則影響所在國的對華政策，阻礙甚至圍堵中國的崛起。2018年，正當中國在積極準備新年主場外交的時候，新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撲面而來，并且比以往來得更兇猛和廣泛。

這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覆蓋整個西方世界和它們的盟友，包括美國，歐洲的德國，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等國。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公開出來“警告”中國，而另一些國家則政府在背后，民間人士在前，指責中國。各國政界和學界盡其所能，已經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銳實力”、“債權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列強”、“修正主義者”等等。盡管西方在創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視為嚴肅認真，但在攻擊中國時，造詞一點也不科學了。一些人試圖用學術的態度和方法來分析這些概念，但白費心思，因為這些根本就不是像樣的學術概念，在學術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發現無法改變中國

說穿了，西方的“反華”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營造一個新的冷戰環境。和中國發生一場新“冷戰”甚至熱戰一直是西方“反華”力量夢寐以求的。簡單地說，西方的新一波“中國威脅論”建立在西方近年來流行起來的至少三個新“冷戰思維”之上。

第一，西方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戰思維。近代以來，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國家之間對抗和沖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這方面，西方和中國的價值觀全然不同。中國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諧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長期以來，西方相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會演變成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制度。但當西方看到中國不僅沒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時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斷是中國的“威權主義”趨于永久化。對西方來說，更為嚴峻的是，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對非西方國家產生很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會仿照中國的體制。在西方看來，這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和最大“威脅”。 

第二，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冷戰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漸趨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經濟模式”。近年來，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認為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外部影響，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層面：1. 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中國內部市場的不開放，西方企業在中國失去了“競爭力”；2. 中國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政治原則高于經濟原則，影響西方企業的競爭力；3. 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外部擴張”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蘇聯經濟模式是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被認為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 

第三，對所謂中國“新帝國主義”的冷戰思維。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對中國的戰略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面：圍堵和遏制中國崛起，至少防止中國挑戰西方的霸權；鼓勵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不想失去中國，即不想讓中國成為另外一個“蘇聯”；把中國改為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

但現在這些選項都沒有了。西方的新冷戰思維是：西方既沒有能力圍堵遏制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這樣西方至少可以團結起來盡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國的擴張，并且也能孤立中國，和西方進行一場新的“冷戰”。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國國防部2018年1月分別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國防戰略報告》，都直接稱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并聲稱美國將聚集資源應對中俄的挑戰。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宮新聞發言人把美國的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之為美國“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這種稱呼和中國領導人所提出“新時代”相呼應，其針對中國的目標昭然若揭。 

美國防長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返回美國的途中指出，美國決定公開稱中國和俄羅斯是戰略競爭對手，并非美國的自身選擇，而是國際安全形勢變化帶來的必然結果。他說：“將競爭關系公開化的行動是（中國）將南海的島礁變成軍事哨所。在歐洲將競爭關系公開化的行動是俄羅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亞，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支持分離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有了新的冷戰思維，認為這是中國國際擴張主義的體現。德國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論可以視為西方國家態度的變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這位外長聲稱中國借“一帶一路”打造有別于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體，西方國家應當提出對策。這位外長還警告歐洲被中國和俄羅斯分化的危險。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早先對“一帶一路”倡議持積極態度，但現在立場出現變化。這種變化并非僅限于德國，而是相當普遍。

這些互為關聯的思維加在一起，成為西方對中國發起“冷戰”的依據。正在形成中的“中國威脅論”浪潮覆蓋西方世界和它們的盟友，“反華”情緒和行為表現在各個方面，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涵蓋經貿、安全、文化教育與人文交流等領域。

“反華”情緒涵蓋諸多領域

在經貿方面，美國已經發起了和中國的貿易戰。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對中美兩國都必然會造成重大損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國的經濟，為了美國經濟，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諸多非常的舉措，尤其是貿易方面。歷屆政府在考量對華貿易政策時會把貿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聯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貿易政策改變中國的企圖。但特朗普政府沒有任何這樣的企圖，其對華貿易表現得更為直接，就是看看貿易平衡數據。這種對單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趨向于采取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當然，特朗普政府對其他國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如澳大利亞和日本盡管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非常高，它們從對華貿易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這些國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稱要對中國采取強硬舉措，并聲稱要作好準備為此付出“代價”。以日本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起死回生，同時這些國家向美國開放，隨時歡迎美國的回歸，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來在這方面也開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問題更多。中國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穩定了南海局勢，但美國正在推動南海問題重新“回歸”安全議程。在核擴散問題上，因為朝鮮核問題，中國不僅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主要來自美國），而且的確也面臨日益增長的核威脅。一旦被朝鮮成為核武國家，那么中國全部周邊必將被核國家所包圍。更復雜的是，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所有相關國家在朝鮮核問題上，和中國的利益不同，它們以各種形式拖延核危機，把壓力轉移給中國。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意是為了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且中國一直抱開放的態度，歡迎各國參與這個倡議。不過，西方并不這么看。美國和日本一直持懷疑態度。這尤其表現在美日對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態度上，它們一直相信亞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導的亞行。

在亞洲，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為了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印太戰略”，而美國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這種思路。拉印度來對抗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和日本多年來的重點戰略考慮，而隨著“印太戰略”的正式提出，這一戰略會很快進入操作階段，具體化和行動化。

這一戰略大致會從兩個方面進行，即軍事戰略和經濟戰略。軍事戰略方面實際上已經進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時候沒有這樣的提法。在圍繞核武器、南海問題、東盟等問題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國視為威脅，并且逐漸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已經有多年，且漸趨成熟。2017年，四國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確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開放”。“四方安全對話”被視為亞洲版“北約”的開端。

現在美日印澳又開始轉到經濟戰略層面。最近，這些國家初步達成對付中國“一帶一路”的“另外選擇”，即這些國家共同推出一個區域基礎建設計劃。在這方面，這些國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來也有相當的實力。對美國來說，其所擔心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會促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政治勢力范圍，從而抗衡美國。因此，美國必須力所能及地破解這個被認為是形成中的中國勢力范圍圈。這也是美國接受“印太戰略”的理由，認為這一戰略可以維持“自由開放的亞太區”。

印度對“一帶一路”始終抱非常負面的看法。因為“一帶一路”覆蓋很多印度的鄰居國家，印度擔心其會被中國“勢力”所包圍。這些年來，印度提出“東進戰略”，積極投資建設連接鄰國的道路和鐵路。

在安全方面，臺灣因素也在變得越來越重要。近來美國一直在提升和臺灣的關系來制約中國大陸，臺灣當局主動配合。在兩岸情勢緊張之際，臺灣的強硬派走上臺面，他們希望中美之間陷入一場“冷戰”，相信“冷戰”局面有利于維持臺灣的現狀，并企圖在這個過程中尋找“獨立”的機會。

可以預見，無論是“印太戰略”還是“四方安全對話”或者其他的組織，一旦針對中國的聯盟或者網絡形成，那么其功能會不斷擴展，最終涉及網絡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領域。“北約”的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邏輯。

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場無硝煙的戰爭也已開始。

歐美亞太多國拉幫結伙

和從前幾波“中國威脅論”浪潮不同的是，從前都是美國在挑頭，鼓動其他國家加入。但這次是其他國家在挑頭，鼓動美國來參與。實際的情況是，當美國挑頭時，其他國家不見得一定要參加，因為其他國家覺得有美國在行動就足夠了，它們自己不僅不用參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勁參加），而且可以和中國做生意。但這次，因為美國的特朗普要美國逐漸從國際事務中撤退，這些其他國家感覺到了要挑頭對應付中國。如果這些國家成功游說美國加入，那么這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要遠超從前。

美國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說，整個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國組織起來的。現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組織者和領袖了，很多國家就擔心憂慮起來。這種憂慮情緒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越來越濃重，德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很多國家甚至公開表達出來。很多事情，這些中等國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結合美國它們就可以做了。或者說，這些國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國能夠起到一個組織者的作用。美國是否和它們站在一起，對它們來說至關重要。

今天，這些國家開始采取兩種方案。其一，繼續邀請美國回來成為它們的領袖。它們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開始不那么堅持“美國優先”了，至少對美國的盟友來說。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堅持雙邊主義了，而是強調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這些國家自己開始行動起來，通過把中國視為“競爭者”和“敵人”把自己組織起來。TPP是這樣，“印太戰略”是這樣，“四方安全對話”也是這樣。從前是美國倡議，這些國家再加入；現在是這些國家先倡議，再鼓動美國加入。 

新一波“中國威脅”聲音到處可見。不同的反華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構成對中國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和外交關系上，A國對B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國對B國的基本判斷之上的，即是“朋友”，還是“敵人”？一旦A國判斷B國為“敵人”，那么A國就會動用所有的力量來對付B國。二戰結束之后，美蘇之所以形成冷戰局面，就是因為美國所做的這樣一個判斷，而兩大陣營之間全方位的競爭也從此開始了，直到蘇聯的解體。今天，中美兩國之間也正面臨著這樣一種情形。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鳳凰網國際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