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峰 時間：2018年3月26日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在新一屆太平洋證券“一帶一路”內部論壇上，對中美關系何以進入“新時代”，從學術上給出全新的分析與判斷。

在特朗普政府連出三份對華不利報告的背景下，北京戰略界經過一個月的消化沉淀，對競爭對手條件下的中美格局，得出諸多精辟論斷。鳳凰網大參考獨家報道論壇內容。本文為第一章。

“新時代的中美關系” 新在何處

倪峰（左）與朱成虎。?

2017年年底，中美關系似乎又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節點。10月，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演講中也宣稱，“美國已經進入競爭的新時代”。中美這兩個對世界有著重大影響的國家，幾乎同時宣布進入了“新時代”。

這兩個宣布看似偶然，其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對中美關系而言，可能有著重要的隱喻：既然中美兩國都走入了“新時代”，那么中美關系的演進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個限定詞，稱之為“新時代的中美關系”。

最近，筆者一直在思考，“新時代的中美關系”，“新”在什么地方？目前來看，有兩變量非常重要，一個暫且將其稱為“非常規變量”，另一個是“常規變量”。

一，特朗普是當前中美關系最大“非常規變量”

當下中美關系最大的“非常規變量”，當屬特朗普本人。這是一位相當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總統，同過去選出來的歷屆建制派總統相比，必然對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中美關系產生很不一樣的影響。

過去，我們觀察美國總統的對外戰略和對華政策思維，基本從四個維度看。第一個維度是地緣戰略，第二是意識形態，第三國家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第四則是國際秩序方面。這些維度上的思考和判斷相迭加，就大體構成美國傳統的對華戰略。自老布什以來的美國歷屆總統，對這四方面的考慮大體均衡，所以一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相對比較穩定，并具有一定延續性。

首先，意識形態方面，幾乎已經甚少強調，無論在特朗普的涉華文件、報告還是演講，以及訪問中國的議程中，相比過去都大為減少。其次，國際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美國不想再費時費力做現行秩序的維護者，對一些理想主義的多邊安排，持非常負面的態度，甚至在氣候變化、多邊貿易等領域，采取斬釘截鐵的單邊退出措施。

特朗普的邏輯是，長期以來美國在建制派和資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國家資源耗費在全球事務上，包括在海外打無意義的戰爭，而不是用于發展自己、改善百姓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國自己的事情搞好，這才是維護美國競爭力的根本。

第三，地緣戰略方面，作為商人出身，特朗普并沒有在體制內的工作經驗，上臺前也幾乎沒有接觸過相關概念。特朗普絕非一名地緣政治玩家。上臺以后，他放手讓軍隊、外交官們去處理，自己并沒有對美國傳統上參與極多的地緣戰略操盤和競爭顯示出熱心。

特朗普最關心的是如何通過與中國打交道，實質性減少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然后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國國內，或是減少財政赤字，或是增加軍費，亦或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之，讓選民看到即可。

到底什么能吸引特朗普

這樣一個“反傳統”的對華政策結構，對中方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過去長期困擾中美關系的一些敏感問題，如人權、勞工權益等，不再那么敏感，所謂“地緣戰略競爭”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囂也小了不少。中方在這些方面的精力投入也會相應減少。

另一方面，經貿合作的中美關系“壓艙石”作用明顯弱化，中方再如何強調通過互利共贏來穩定兩國關系，也很難改變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吃了大虧”的心思。畢竟，他和持“另類右翼”思維的美國人，在內心深處都是以“零和”方式看經濟問題，始終認為導致美國本土經濟困難的最主要外因，就是競爭和制造業向中國轉移。所以，從根本上講，特朗普是從經濟為出發點來審視中國。

但另一方面，無論特朗普如何在主觀上看待經濟問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問題主要出在誰的獲益大一些，誰的小一些，這是可以通過協調的辦法來處理的分歧。從此意義上講，中美經濟關系在特朗普任內再如何緊張，對方有多少不滿情緒，處理問題的空間也還是很大，用做大增量的辦法，去緩解兩國貿易不平衡狀態，對特朗普是有吸引力的。

避免高開之后低走 應對常規變量之“新”

在中美關系進入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我們牢牢把握了以上這種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態勢，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經濟外交、軍事外交、人文外交等的積極作用，妥善處理了臺灣、南海、經貿、朝核等敏感問題形成的障礙，成功地推動兩國關系實現了平穩過渡、良好開局，甚至在下半年達到了“高開”的狀態，成績之好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然，特朗普政府也有推動兩國關系穩健開局的需求，客觀上呼應了我們的努力。

接下來的時間里，雙方都應當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局面，避免兩國關系在“高開”之后形成“低走”。這就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應對好中美關系的常規變量之“新”。

二，中美力量對比變化趨勢是兩國關系最大“常規變量”

當美國跨界共識形成，以中國為對手展開競爭之際，中國戰略界難得一見的奢華陣容，齊聚北京。

自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啟動以來，中美關系最基本的常規變量，即是兩國力量對比的美強中弱，外界對此習以為常。然而，這一態勢近年加速醞釀根本性轉折。隨著兩國力量對比的日益接近，中國在對美交往中，變得越來越自信，美國則越來越焦慮。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焦慮感在美國國內正成為共同的情緒，競爭因素的增加，在中美關系恐怕是個恒定趨勢。記得2012年前后，美國戰略學界曾經展開過一次對華政策大討論，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布萊克威爾，與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阿什利•特利斯，合寫的一份報告認為，過去數十年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即將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國際秩序”以改造中國的政策，是以損害美國在全球的優勢地位與長遠的戰略利益為代價的，未來數十年中國是美國“最值得警惕的競爭者”，因而主張美國應該實質性地修改現行的對華大戰略。

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出臺，那33處點到中國的表述，“順理成章”地匯集了一段時間來美國戰略學界對中國的種種判斷，標志著美國建制派和“另類右翼”對中美關系性質的解讀在相互靠攏，彼此共識在增加。

兩股力量匯聚 美國對華疑慮總體上升

我們知道特朗普在意的東西是經濟利益，雖然中美已經簽了2500億合同訂單，但他仍不滿意，提出要中國每年減少1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直接定指標，這種方式前所未有。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系的重要問題就是經貿關系。

以前有句話講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原因就在于，中美經貿關系一直是壓艙石。但現在，特朗普正沖著這個壓艙石而來，動搖中美關系的基礎，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會是一個特別大的影響。

兩個變量，同時也是兩股力量。在2017年底，它們向著一個方向匯合，而這個方向就是中國被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美國戰略界甚至得出結論，尼克松以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總體是失敗的。

所以，何為中美關系進入了新時代？從學術上，就是常規變量和非常規變量的一種融合。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否意味著美國的對華交往范式將發生根本性的轉折，中美關系就迎來了向下的拐點，今后將“各走各的陽關道”了呢？我想未必這么看。

編者注：

特朗普2017年12月19日發表《國家安全報告》稱：中俄“修正主義大國”是美國戰略競爭對手。為配合該報告，201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發布《國防新戰略》，不僅提倡全方位國家戰略競爭，而且第一次把中、俄、伊朗、朝鮮和恐怖主義列為對美國同等重要威脅。

1月30日，特朗普在2018年度國會國情咨文中延續了上述兩個報告思路，即把中俄繼續定義為競爭對手關系，第一次使用“rivals”（對手）形容中俄，比過去“competitiors”（競爭者）更進一步，而且強調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國的利益、經濟和價值觀。

這種形勢對中、美、俄、歐多邊關系乃至世界格局、“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金融企業對美中長期業務，都形成巨大挑戰。因此，中方需要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和慎重評估，為下一階段企業對外業務提供良好的戰略分析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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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峰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著名中美關系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