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解局]甘肅官場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在經過了各大央媒、網媒集體發聲，網友大片聲討批評之后，“甘肅省‘扶貧公路’偷工減料，刷層涂料就算整改”一事有了正面回應。
2日上午，甘肅省正式對外發出聲明：立即啟動問責程序，對偷工減料等行為進行嚴肅查處，對推諉扯皮等作風問題調查處理。
事件
事件的具體細節就不再贅述，可以參看昨天的推文（點此閱讀）。簡單來說，就是甘肅省的一條總投資近16億元的扶貧“折達”公路（折橋到達川），被媒體曝出偷工減料，隧道內原設計中的“雙層鋼筋”，施工后竟然變成“單層鋼筋”，被要求整改則敷衍了事，刷層涂料就算完事兒。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條新聞的調查中，央視記者也多次碰壁。找到公路局，公路局稱管不了；找到交通廳，交通廳卻稱應該去找交警，甚至給出這樣的處理結果——
上面領導說這個事情，已經接待完了，想待著就待著，不想待著就走，找公路局也行、找別的單位也行。
經過媒體的曝光之后，甘肅省終于正面回應問題。媒體報道，甘肅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林鐸就此事作出批示：
“這是一起十分典型的不作為不盡責、官僚主義、衙門作風嚴重的案例，發生在三令五申要求轉變作風、不推諉扯皮、正確對待各方監督的現在，必須嚴肅問責，責成交通廳黨組立即安排查驗現場，全面整改路隧問題，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檢查，省監委啟動問責程序，省政府正式函復央視，表明我省態度，誠懇接受監督”。
各項整改工作也在緊急推行。當地成立了專項調查組，從項目立項、建設、資金、管理全過程進行調查；在進行交通管制的基礎上，安排專人24小時疏導車輛，最大程度保障群眾出行便利和安全；請交通運輸部檢測中心專家到現場對原維修加固方案進行技術論證，進一步充實完善整改方案；同步明確整改內容、質量標準、施工進度等。
與此同時，責成省交通運輸廳黨組在昨天處理6名工作人員（省公路局副局長趙書學、省公路局建設處處長廖海東、副處長楊愛民等6名公務員進行停職處理、接受調查）的基礎上，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檢查，同時，盡快對其他相關人員進行嚴肅處理。此外，甘肅省也啟動了問責機制，重點查三方面的違規違紀和工作作風問題，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信訪接待、辦理情況督查，嚴查不作為、不盡責、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作風問題等。
問題
官僚主義是一個老問題，不新鮮。但凡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從革命時期開始，中共也多次進行過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一直到十八大以來的“反四風”，反官僚主義顯然“一以貫之”。無論是從中央令行禁止、政令暢通的需求，還是從“執政為民”的宗旨理念出發，官僚主義都是必須不斷“革”、“禁”、“反”的事項。
從這一事件的產生、醞釀到爆發成為輿情，顯然，當地的行政生態出了問題。
坦白講，以島叔多年一線實地調研的經驗，各地出現工程質量問題，并不罕見。但是十八大以后，在整改過程中敷衍塞責、推諉至此，也實屬少見。
從行政體系運行邏輯看，出現此次事件，暴露出背后的三個主要問題。
一是行政惰性太強，相關部門和官員敷衍塞責、推諉扯皮，將行政體系最為惡劣的一面展現無遺。
誠然，官僚制具有天然的惰性，它習慣于按部就班，各部門總希望利益最大化、責任最小化。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作為行業監管部門的公路局，也消極作為，在媒體曝光后仍推諉塞責。可以想像，在相關官員看來，形式上按部就班“履職”，組織調查組、出份調查報告，事情就算完結了。這是典型的科層制“卸責”的邏輯，是在鉆科層制的程序漏洞。
二是行政效率低下。問題并不出在常見的部門職責不清上，而是出在責任單位履職不到位上，很是少見。不能否認，基于部門職權有限等原因，以公路局牽頭來組織聯合調查組可能力有不逮，但這不能成為其卸責的理由。正常情況下，如果公路局無法有效行使職權，完全可以申請上級部門及主管領導介入嘛。如此拖延不辦，甚而應付了事，難辭其咎。
三是政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回應性很差，在處理上訪及輿論監督的過程中，顯示出權力的傲慢。無論如何，在記者調查過程中，交通廳安排保安接待信訪，且讓保安代表信訪部門領導宣布處理結果，是出于回避輿論監督的動機，還是有意刁難記者采訪，都顯得過于傲慢。
尤其是，在越來越強調輿論監督，也越來越重視信訪工作的今天，當地有關部門的做法，說明當地政府的回應性有待加強。
生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行政生態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內部生態，指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的權責分配及權力運作場域；二是外部生態，指政府與市場、社會、媒體等互動而成的網絡。
從這個角度看，當地政府的行政內部、外部生態都不夠正常。
從內部生態上看，如此之大、如此之明顯的政府失責問題，竟然找不到履職部門；即便有責任單位，還百般卸責。這說明相關部門和領導缺乏擔當，也說明其政府機構的權責關系有待理順；
從外部生態上看，行業主管部門竟然無法有效監管行業問題，這既是相關政府部門的原因，也在深層次上說明政府與市場關系之不正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地行政體系對群眾投訴、輿論監督如此遲鈍，甚至有意排斥，說明當地政府機構既沒有認識到政府的回應性是行政的內在要求，也沒有認識到，加強與社會、媒體的互動是避免行政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其實，如果我們把視野打開一些就會發現，當前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機構，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清晰的問責機制。因此，在出事之后，他們能夠迅速在輿論監督等外部壓力的傳導下，將輿論關注的一般的“問題”上升到“事件”，加大對其處置力度和速度。
這既得益于外部壓力的傳導，也得益于科層體系內部處理問題的機制的暢通，比如督查、開放群眾投訴等。例如，一般上級領導在接到舉報或者投訴之后，哪怕存在“懶政”思維，也多會出于避免引火上身的考慮，迅速處理。
當然，不可否認，科層體系往往有自我封閉和保護的天然屬性，它會盡力避免輿論監督等外部力量干擾。不過，在開放社會，這已不可能，也不可逆。然而，這樣一個不大可能發生在開放社會的事情，卻實實在在發生了。這說明，當地政府的監督體系并沒有完全起到應有的作用。
原因？或許是被官僚體系的惰性給吸納掉了。畢竟，當地政府是直到央媒介入、大規模曝光之后，才真正“被觸動”。
改善
亡羊補牢，猶為未晚。雖然這件事所造成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但痛定思痛，以此為契機，著力改善當地的行政生態，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卻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發生此類事件之后應有的進一步行為。
在島叔看來，對當地來說，首先要做的就是對科層體系進行有效動員。
我國是一個政治與行政合一的國家，行政行為往往承擔著諸多政治功能。普通群眾也恰恰是從相關部門和官員的具體行政中，來感知人民政府的職責和道義。經驗地看，很多時候，為了行政的政治內涵，各級黨組織通過政治動員，往往能夠打破行政部門的常規運作模式，使之加速運作，進而克服官僚制的惰性。
相信大家都有體會：很多行政事務，一旦上升為地方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便被賦予了極強的政治性，相關部門及官員也不會將之作為一項普通的行政事務來看待。
就事論事，這件事明顯反映出當地科層體系惰性太強，日常運轉中的動員太少。這才導致相關部門和官員麻木不仁，處理事務時推諉、搪塞。此外，當地對待媒體的做法，也反映出當地科層體系自我封閉的生態太強，不善于運用媒體監督等方式來改善行政生態。
如今，很多地方政府已經通過開放媒體監督，甚至主動采取電視問政等方式，實現了督查轉作風的目的，不僅訓練出了政府機構回應外部監督和訴求的能力，也在潛移默化中改善了政府機構的日常運作。
說實話，如果當地政府能通過此次事件舉一反三，對工程質量安全問題專項整治，嚴查不作為、不盡責、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作風問題，使計劃有序、持續進行，或許是改善當地行政生態的一個契機。
我們常說，危機倒逼改革——這也就是“危機”一詞當中，“機”字的真正涵義。
文/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點擊進入專題： 甘肅16億扶貧路刷涂料算整改 6人被停職問責程序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