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陳明（《原道》主編，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教授）

采訪者：任重（儒家網主編）

中華民族當然首先應該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去理解，但文化建設至關重要

儒家網：每年清明節，全國各地祭祀黃帝、炎帝活動越來越多，層級越來越高，并且不斷呼吁要上升為“國祭”，以促進祖國統一、國家認同。您對此有何看法？在今天，說中國人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是否恰當？

陳明：黃帝祭祀雖然歷史久遠，但炎黃信仰、炎黃子孫的概念卻是近代建構的結果。這跟近代史的反清排滿、跟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尋求共識的特殊情境和事件有關。革命黨人以民族革命的口號反對清政府，這實際是一種文化中國觀，即把中國當成一個文化共同體。

這樣一種視角在當時有一定的作用和根據，但主要從文化的角度理解國家顯然是不夠的，是有問題的，是會出麻煩的。

歷史上儒家主要持這樣的觀點，但那是特定時代特定政治情形的反映。國共兩黨同祭黃帝陵，是西安事變后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對付日本侵略者，拋開政治主張，在文化上尋找共識的結果。

換言之，就是在政治和國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那就退后一步，從文化血緣上找共識，因為炎黃二帝被視為祖先神，有“炎黃之裔，厥惟漢族”之說。

國民黨主政的民國時期，有國族建構意識，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它們在理念上深受革命黨思維影響，主要從血緣和文化上理解中華民族，政策節奏上似乎也有點操之過急。

傅斯年、顧頡剛講“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對的，意思是中華民族不能理解為五十六個民族的總和，而應該是五十六個民族在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基礎上生成的政治共同體，即所謂國族。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是希望以國內諸族“組成一大民族”，這個民族當然首先應該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去理解。而其中的文化內容，自然就不能簡單將屬于某種族群的文化符號升格推廣，那樣必然陷入諸神之爭，與中華民族建設的目標背道而馳。

但是，如果沒有文化的維度，單純的政治共同體不僅脆弱難以維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這樣，它的文化建設就變得至關重要，需要鄭重其事。

(照片：2017年4月4日，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與陜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17丁酉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在陜西省黃陵縣黃帝陵祭祀廣場舉行。)

在國族整合上，孔子最能滿足廣土眾民的帝國政治結構的文化要求

從歷史上看，秦滅六國，“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就是簡單以政治法律手段建構社會同質性，結果國家社會嚴重對立，結果就是二世而亡。漢武帝則與董仲舒合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重歷史傳統，而儒家思想也相應調整。正是這種“霸王道雜之”的政治文化結構成就了有漢的文治武功，齊人、楚人、秦人也因此整合成為漢人、漢族。

元朝、清朝都是少數民族主政，忽必烈、雍正等都是重視儒家思想的，你當然可以說這是意識形態化的使用，有利于它的統治，但這種有利于是不是也可以說是某種雙贏——政府和社會、政治和文化？如果是，那就需要思考，為什么是儒家儒學能夠做到這點？為什么不是佛教、道教、薩滿教？祭祀推崇的為什么是孔廟孔子而不是玉皇大帝、炎帝、黃帝？

我就覺得，主要就是相對來說，孔子最能滿足這種廣土眾民的帝國政治結構的文化要求，那就是對血緣的超越性和價值的普遍性。既具有歷史性又具有時代性，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應該是我們今天從事中華民族建設，尤其是中華民族建設之文化建設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原則。

（照片：2017年9月28日，由文化部、山東省人民政府主辦，丁酉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曲阜孔廟舉行。）

明確了這一點，再來看黃帝祭祀的國家化問題就比較清楚了。代表者如葛劍雄的批評或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想想，各個民族都把自己的始祖抬出來祭祀，政府都投入進去，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文化圖景？又會是怎樣的一幅政治圖景？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執政黨的政治目標，意味著中華民族概念被賦予了特別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意涵。對于這個政治共同體nation，漢族、滿族、蒙族等等族群ethnic都只是次一級的存在。

從個體的角度講，就是國民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優先——你首先是一個中國公民、中華民族一份子，然后才是漢人、滿人，然后才是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什么宗教信仰者。

誠然，漢族是主體，中原是中心，在歷史和現實中自然擁有更大的文化權重。但更大的文化權重首先意味著的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就是這個意思。

相對于黃帝祭祀來說，孔廟的激活，儒學的推廣應該更有必要性，也更具可行性。黃帝祭祀，我個人認為，作為漢族的祖先信仰，在一定地域范圍舉辦就可以了。

中華民族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目標，并不是一個完全的現實

關于龍的傳人的問題，與此類似。

雖然龍圖騰本身可能是某種部落和文化融合的產物，但后來又有新的族群融合到中國這個大家庭里來了，但龍這個符號并沒有體現。例如北方和西部的游牧民族，主要就是狼圖騰。顯然就不好說全都是龍的傳人吧？這些次一級的文化話語和論述記錄反映的是歷史，在現實中也有這樣那樣的作用，但要注意到它們的范圍和邊界，不應只是情感性情緒性的去發揮和想象。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在各種外來思想跑馬圈地告一段落之后，不忘初心又成為流行熱詞，歷史資源的激活又成為文化建設的前沿陣地。需要注意的是，面對歷史，要去發掘真正有生命力的元素；立足現實，心里要有愿景；情懷擔當，不要失去理智。

中華民族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目標，并不是一個完全的現實。國族是個想象的共同體，首先就要去激發每個人的想象力，凝聚大家的共識。在這個問題上，以未來統攝歷史和現在具有方法論意義。

祭孔和祭黃帝不僅有內容性質的不同，也有意義等級的不同、范圍區域的不同

儒家網：在當下中國，祭孔跟祭黃帝，有何不同？各自應該放在什么位置？

陳明：祭孔和祭黃帝是不一樣的。都是文化符號，黃帝主要象征的是血緣性祖先，而且身份不明，傳說色彩很重。孔子象征的是文化價值性，思想著作歷朝歷代都奉為經典。

孔子在董仲舒以后跟整個中國的國族建構和國家建構相聯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元朝和清朝這樣的蒙古族、滿族的政權，也尊孔，認同孔子的文化地位，認同孔子的思想和價值理念。以孔子為核心的文化是一個完整的敘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如何組建國家、如何安頓身心、如何與人相處等等，都有論述，并為不同地區的不同族群所接受。

所以，祭孔和祭黃帝不僅有內容性質的不同，也有意義等級的不同、范圍區域的不同。

當然，這不是一個反對關系。按照荀子“禮有三本”的說法，黃帝作為先祖是“類之本”，孔子作為圣人是“教之本”。血緣是有邊界的，文化才有超越性。從文化符號角度說，孔子顯然比黃帝更有普遍性，更有超越性，更值得重視。

祭祀伏羲、黃帝、炎帝乃至蚩尤、成吉思汗，可作為地方性活動，不可上升到國家層面

儒家網：那如果把黃帝定位為“三皇”之一即“圣王”，主要突出其人文性即“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淡化血緣性，可以嗎？

陳明：三皇五帝是一個歷史的敘事、一個歷史的譜系。軒轅黃帝在里面的地位當然非常重要。但事跡微茫，若有若無。黃帝主要是作為血緣祖先成為敘事的環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是道統的象征。這一切，已經在孔子處得到總結升華，用王夫之的話說就是“法備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用官方的話說就是“大成至圣”。這些東西，宜粗不宜細，用孔子、儒學來統攝、表述和發用比較好，比如恢復孔廟的活動。

(照片：2017年5月3日,丁酉年蚩尤祭祀大典在彭水縣蚩尤九黎城隆重舉行)

(照片：2016年4月27日，內蒙古十萬多人在成吉思汗陵園內參加祭典。)

儒家網：現在，各地不僅紛紛祭祀伏羲、黃帝、炎帝，甚至還開始祭祀蚩尤。您覺得蚩尤以及成吉思汗應該祭祀嗎？

陳明：作為地方性活動，是特定群體特定情感表達、特定資源開發，十分正常。但試圖把它上升到國家層面就不是很妥當了。蚩尤、黃帝、伏羲等類似于蒙古族對成吉思汗的態度，所以內蒙紀念成吉思汗，作為地方文化、族群文化也是十分正常的。對這一切，主管部門應該有自己的考量和籌劃，儒門內的學者也應該要有理性的態度，這對儒學的發展、國家的文化建設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