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上海》已下廠。本書通過舊照片等影像資料，再現了從清末到民國新舊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過租界里的青樓文化和商場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點與變遷，展現出文人筆下的“海上”的格局與氣象。在此特選一篇，以作為試讀。

光影

清末民初的日子，在守舊與變革中充滿了不安與騷動。

地處東南一隅的上海，因面向西方通商而生出租界。這是一塊近代中國城市文化的試驗地，東方古國的土壤，植上舶來的西洋種子，初始有排斥碰撞，繼而有接納包容，后來有滲透融合，最終便生出了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文化之樹。

這個過程中，有一群女性不能忽視。她們的職業很古老，她們的名聲不敢恭維，她們的生活徘徊在放浪與貪婪、辛酸與光鮮之間。

這就是租界里的青樓名妓。

假如換個角度看她們呢？不是從社會道德倫理的角度，而是從近代城市文化的角度，也許就能在相同的歷史光影中，見出不一樣的風景。

手邊有本極具啟發性的書：《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作者是美國學者葉凱蒂。她的研究延續了安克強（ChristianHenriot）、賀蕭（GailHershatter）、王德威（DavidDer-weiWang）等西方學者的視角，從文化的角度對上海名妓進行了審視。這種研究最初是安克強的導師開始的，研究對象是巴黎名妓。從巴黎到上海，時間和地點的改變，給這種革命性的研究帶來了空間和文化背景上的轉換，增添了探究的厚度；不變的則是研究對象，對名妓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其認識不斷得以深化。

葉凱蒂的結論：“在長達二十余年的時間里，風頭最勁的上海名妓，在空間、儀式、功能和社會意義上沖破了為傳統妓女所框定的圈子，重新界定了她們與客人之間的關系，為自己積聚能量。作為強大、自信、面向公眾的女藝人，她們真可謂‘公眾女性’。”

這段話有點長，有點學術，卻不難懂。上海名妓在城市文化新視野里被定位為“面向公眾的女藝人”和“公眾女性”，書中從這個全新的視角出發，多方面論及她們對上海文化發展的作用。

自租界青樓誕生近半個世紀過去，上海地界上又走來另外一群女性。她們隨著商品的流轉，散布在這個城市的角角落落——普通人家歷數日子時，會不經意在墻上看到她們；男人們吞云吐霧、酌飲啤酒時，會在裊裊煙霧和淡淡酒香中欣賞她們；家庭主婦面對琳瑯滿目的商品不知所措時，也會想著她們的指點。一時間，伊人似乎無處不在。

她們不存在于現實中，而是在月份牌的廣告畫上，雖然生成于畫家筆端，卻與大上海的聯系萬縷千絲，借此維系著自己活潑潑的生命。

她們是月份牌女郎。

李婷在《廣告摩登》一書中說道，月份牌女郎“在‘趨時務新’的約定俗成社會心態下，將生活時尚化，又將時尚生活化。……成為‘上海舊夢’的形象代言人”。

對于游走于生活與時尚間的“上海舊夢”代言人，可否也換個角度看她們，不單從商業廣告的角度，還要從城市文化的角度。

青樓名妓與月份牌女郎如同兩條溪水，從各自的源頭流出，在城市文化這一點上交匯，成了上海這座城市早期的大眾文化景觀。

20世紀初葉的上海，禮教依然禁錮著多數大清子民，市面上能公開見到的女性圖像，只有青樓名妓肖像和月份牌女子繪像——不是深藏在閨房或書齋里的私人小像，而是懸掛于酒肆茶樓，登載于報章雜志，刊印于廣告畫頁的“公眾女性”。她們或冷艷、或熱烈地注視著上海灘上的人來人往，面對著黃浦江面的潮起潮落。

青樓小照和月份牌作為平面藝術的產物，屬大眾藝術一類，內容淺顯，手法簡單，似乎深究無益且無趣。

其實不然，它們的制作是頗費一番心思的。

拍照時，照中人和攝影師，都期望照片將來能吸引人，他們一起討論，一起嘗試，無論是妝容、衣飾、發型、表情、儀態，還是布景、道具，還有鏡頭角度、光線等，無不傾心盡力。

月份牌的繪制也是如此。畫家主要考量的是構圖、畫面和人物對觀賞者的吸引力，聰明地把商品置于從屬地位。個中翹楚如畫家鄭曼陀“創造性地把照相擦筆水彩畫和水彩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畫中美女形象倍顯光潔細膩而滋潤”，更令人過目難忘。1940年代以后，“女性形象更為突出，也較少繪制背景和繁雜的花邊了，最后連月份也省略了，成為純粹審美消費的‘美女圖’”。審美的視覺沖擊力愈加直接強烈。

如果只是被青樓小照勾起獵奇心，或是被月份牌女郎的靚麗所吸引，那便不免有點淺薄，辜負了人家的用心。

1898年的花界指南《海上游戲圖說》中收錄了二十五封上海妓女的書信，取名《海上名花尺牘》。其中，有封名妓李巧仙給恩客的回信，信中說聞知索要自己的照片備感榮幸，接著寫道：

索寄詳照。妹處前印之十二張，均先后為人攘去，然承五哥摯愛垂念殷拳，必欲以薄命容顏為解釋相思之感，因特赴興昌鋪中，雇工重印，較前照加長三寸，特行寄奉，恐有情相見之余，當深訝花落容光，為郎憔悴。

近代以來，上海就以重商聞名于世，月份牌自不必說，它就是為推銷商品而存在的。青樓小照貌似男女傳情的媒介，寄托相思的物件，卻也是青樓倌人的名片，拉客回頭的手段。美嬌娘與商人合體，情場和生意場匯融，是青樓中的普遍現象。李巧仙雖在信中辭意纏綿，卻不諱言多張照片被其他男人拿去，透出對生意的自得。信的末尾，她不忘設想重逢的情景，暗示與恩客再見的愿望，這里既有感情的因素，肯定也不乏金錢的動機，從中不難見出攬客技巧和經營頭腦。

精明堪與李巧仙媲美的同仁，當時不在少數，以至于有學者造了“戀愛經濟”這一專有名詞，來概括滬上名妓們的此類活動。

月份牌審美表象下的商業內核也在實踐中演變，從最初宣傳具體的商品，到后來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推廣，讓人由對單個商品的消費沖動，發展為對優越生活方式的羨慕與追求，刺激人掙錢和花錢的欲望與頻率。

可見，青樓小照和月份牌一樣，都是在亮麗外表下，隱藏著一顆商業的用心，散發出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商業文化氣息。

身居同一城市的兩類麗人，雖然各自當紅的年代不同，生存的世界不一樣（現實與虛擬），呈現的方式也迥異（攝影和繪畫），但在她們的身姿容顏中，可以覓得相連的血脈，找到傳承的關系。追溯二者的聯系，對還原這座城市初始的文化發展脈絡，無疑是有益的。

別小瞧這些圖像，比之文字構成的皇皇巨著，確似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散落在時間的光影里。但“由于攝影能保存一件事或一個人的外貌，攝影術一直都和歷史的概念相關連”。寫實風格的繪畫也具有類似的性質。所以，它們的保真程度很高，不會因人為好惡被任意取舍，也不會被變化的社會思潮輕易左右；同時，因為細節辨識度好，對歷史面貌的還原就更真實，更具說服力。德國文化評論家克拉考爾（SiegfriedKracauer）說過，“城市是由許多片斷的符號所組成的空間”。青樓小照和月份牌若單個存在，便是含有文化信息的片段；若將它們歸攏聚合起來，以不同的年代和主題，置于不同的社會歷史框架內，在對圖像進行解碼的同時，遵循相應的邏輯加以“拼圖”，就能從感性的細微處，觀照出特定社會、歷史的大空間來。因此，英國文化學者約翰·伯格在論奧古斯特·桑德（AugustSander）的攝影作品時說：

如今幸存的部分（照片），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卓越的研究社會、人類的史料文件。

很慶幸，上海也有青樓小照和月份牌這樣感性的“史料文件”。

公共女性圖像要具有“史料文件”的價值，須兼具下列特點：

首先是“公共性”，即以公眾為對象，吸引或滿足大多數人的欲望與需求。青樓小照雖是為特殊消費的小眾準備的，但從觀賞角度看，一樣具有大眾緣：對一般男性觀者而言，可以滿足對名妓的好奇心，得到近距離觀賞“夢中情人”的機會；對于身處異地的男性觀者，小照成了赴滬一游的誘惑之一。對女性觀者來說，名妓的衣裝、發型、首飾等，都是她們關注的對象，也是她們追隨時尚潮流的依據。

月份牌的公共性，說來有點波折。最初百姓沒有看廣告的習慣，不為畫中夷人女子所吸引，后來改用了本國女子形象，又加印了日歷，使之有了實用功能，才得到市民青睞，日后廣受歡迎。所以，市井昵稱其“月份牌”而非“廣告紙”，原因就在這里。

其次是“流通性”，即流水般不斷出新，保持圖像的新鮮感，所謂“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也。

借石版畫為佐證：1880—1890十年間，與攝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石版畫十分流行，成為名妓倩影發布的又一平臺。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即有新人推出，刊印成畫，進入流通。有名有姓者，諸如：“金小寶”、“張書玉”、“王小寶”、“謝月香”、“林黛玉”、“馬巧珠”、“謝緗云”、“胡寶玉”、“鄭金花”、“胡繡林”等等，不勝枚舉。一眾美人交替現身，經年不絕，以香艷吸引大眾視線，青樓文化的公共影響力因此而歷久不衰。

月份牌作為廣告畫，在都市女性形象的創造上，根據不同的營銷需求，“花卉女郎”“書卷女郎”“音樂女郎”“寵物女郎”等先后粉墨登場，以此引導時尚的流行。畫面的構圖、色彩、裝飾手法和表現方式，亦迎合著世俗的審美變化，持久而不動聲色地誘導著都市里的蕓蕓受眾。

三是“互動性”，公共圖像不僅要符合民眾的需求，還要善于發現新的趨向，既“合胃口”，也“吊胃口”，在流通中與公眾達成充分的互動，宛如兩股水流不斷激蕩融合，方得長流水、水長流。

簡言之，圖像的公共性、流通性、互動性愈佳，同社會的勾連就愈繁復,與大眾的交流就愈頻密，其中的社會文化蘊蓄自然愈加豐厚，對后人探究歷史的幫助也就愈大。

青樓小照如此，月份牌亦然。

閑話說多了，就此打住。

- 作者簡介 -

禪修的蟬，本名周凡，金陵人氏。青年時喜好文學批評，80年代中后期，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同時還涉獵報告文學創作，有作品在文學期刊《青春》上發表。本書是其輟筆二十余年后，集理性思考和文學筆法于一體，對海派文化進行探究的嘗試之作。

- 內容簡介 -

本書通過舊照片等影像資料，再現了從清末到民國新舊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過租界里的青樓文化和商場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點與變遷，展現出文人筆下的“海上”的格局與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