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最好的紀念來自于一個新成立的國家部門。

它平時不起眼，但到危難來臨就顯示出極為根本的重要性。

4月16日，應急管理部在北京掛牌

沒錯，它正是應急管理部。這個嶄新的部門由13個不同部門職能整合而成——基本涵蓋地震、水旱災害、重大火災、爆炸、生產事故等各種的社會安全事件，也打通了事前預防、事中響應、事后恢復的職能。

這個部門成立的直接緣由，正是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高烈度局部戰爭后的國家動員”】

汶川地震之前，中國的應急體系也已經起步，但條塊分割的問題非常嚴重。

2003年“非典”初期，有些政府機關出于部門利益瞞報疫情，反而造成疫情擴大，人心惶惶。其后國務院緊急成立防止非典指揮部，集中統合防疫斗爭，并推動強化信息透明。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央政府公布施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應對突發事件正式進入法制化軌道。

但眾所周知，中國之前的應急體系是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上建立起來的，分散在公安消防、森林消防、抗洪救援、地震救援、水上救援、鐵路救援、民航救援、危化品救援和礦山救援等十多個行業或部門，想要協調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2005年正式成立的國家減災委員會，就是國務院副總理領銜的部際協調機構，類似于一個“減災工作群”，這個群里有哪些部門參與呢？民政部、中央軍委、外交部、發改委、科技部、公安部、國土資源部、財政部、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商務部、安監總局、中科院、監察部、衛計委、農業部、水利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鐵總……一應俱全，復雜度也可想而知。

2006年國務院應急管理辦公室成立后，全國應急管理又有了“值班室”，但應急管理辦公室職級不夠，常常難免“小馬拉大車”的尷尬。所以應急救援仍然是九龍治水的格局：2007年《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自然災害主要由民政部、水利部、地震局等牽頭管理，事故災難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等牽頭管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由衛生部牽頭管理，社會安全事件由公安部牽頭負責，由國務院辦公廳總協調。

這樣的多頭系統應對單一風險尚且勉強，但對于現代社會的復合型風險就捉襟見肘。比如一次雪災可能導致大規模停電，進而導致交通擁堵、城市癱瘓；一次地震則可能震垮維系現代生活的所有必需品，救援需要各個部門的合力。但面對“高風險的城市，不設防的農村”，傳統單一部門的職能常有重合，也缺在平時缺乏橫向協調，難免在突發事件中影響救援效率。

條塊分割的應急體系，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經受了巨大考驗。

2008年5月17日下午3時左右，四川北川，救援人員突然接到水庫決堤緊急撤退的命令，上萬人急速撒離。

汶川地震之巨大破壞力無需多言，中國人所展現的團結和堅毅令世界震驚，這也無需多言。

我們在新聞報道中，往往對國家迅速的反應能力和強大的動員能力而震驚，在知乎上有問題“汶川地震時中國的動員能力水平如何？”，644個網友分享了自己的所見所感，許多答案令人淚目。

但不得不承認，救災的過程中有很多不足之處，眾多救援人員從不同角度均有提及。而在這些反思之中，中國的防災減災體系迅速發展，不斷演化，歷經玉樹地震、蘆山地震、魯甸地震，制度和經驗終于成熟。

“如果說1998年大洪水是一場全面戰爭，08年諸多事件就是多條戰線、多個領域上數場小規模但是高烈度的局部戰爭。事實和歷史都證明，我們打贏了。”

中國的國家動員，也徹底從舉國體制轉變為更為靈活高效的現代化體制。

“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當時有報紙標題如此寫道。

如何理解這句話？可從順著災難發生的時間軸分析。

【震后初期災情搜集：醫療隊“失聯三天”，所屬醫院院長“快瘋了”】

由于應急機制不完善，汶川震后初期出現了不正常的通訊中斷、遙感失靈、烈度圖缺失種種問題。

上面幾種災情信息有多重要？

舉個例子，雖然地震震中在汶川，但受災最嚴重的區域卻在北川，因為信息無法及時傳遞，救災指揮部一開始在北川安排的救援力量相對較少，影響救災工作開展。同樣因為設備缺乏，很多地方出現重復救災，浪費救援力量的情況。

地震后，汶川、理縣、北川、黑水等7個縣對外通信完全中斷，瞬間成為中國地圖上的7個信息孤島。而最后一個孤島黑水縣通信打通是在震后第147個小時。當時，受災嚴重的汶川縣音訊全無，仿佛從地球上消失一般。

紅框內為汶川震后的7個“信息孤島”

此外當時各省到四川話務擁塞，幾大運營商網絡全部告急。

有參與救災的網友回憶，當時他們進入災區之后手機沒有信號，還有的醫療隊“失聯三天”，所屬醫院院長“快瘋了”。

誠然，運營商的損失極大，也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搶險行動。但地震還是證明了衛星通信的重要性，至少衛星通信應該作為備份承擔應急作用。

但事實呢，由于缺乏統籌機構進行通信應急建設，加上承擔災情通信保障功能的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長期資金短缺、業務不明、高層變動頻繁，基本喪失了特殊情況下的通信備份功能，不禁令人扼腕。

備份功能不如人意，只能靠零星的衛星電話和北斗系統（北斗可以傳遞短報文）傳遞信息。

地震當天汶川幾乎與外界斷絕聯系，電信部門唯一的海事衛星電話并不穩定，第二天中午，一支攜帶北斗衛星終端的部隊進入汶川境內。13日晚上九點多，攜帶10部衛星電話的中國衛通員工經過7個小時的長途跋涉，終于從映秀打出了第一個電話。

2008年5月14日，時任13集團軍軍長許勇用海事衛星電話報告震中映秀災情

后來配備1000多臺“北斗”的救援部隊抵達災區，才真正建立起各點位之間，點位與北京之間的救災信息網絡。

減災型北斗導航手持終端

但條件所限，北斗這種導航裝備也沒能在一開始普及，5月31日，成都軍區一架米－171運輸直升機因地形和氣象復雜失事。11天后，陸航部隊執行救災任務的上百架直升機全部加裝北斗系統。

當然，后來也有人回憶“北斗系統好多單位不會用”，這是后話。不過自此之后，中國的衛星通訊系統開始大爆發，到蘆山地震時“北斗”終端已經配備到班排，目前中國已經有400萬套車載北斗終端。

有人會問，沒有北斗通訊，那通過航拍和遙感和也應該知道災區的情況啊。

“地震當天下午是個晴天，如果當時能把災區飛一遍，那就可以得到（分辨率）0.3或0.2米的圖像，就能把災區現狀搞清楚，即刻部署救災力量。”兩院院士李德仁說。

但一線的情況可能更為復雜。

當天下午只有陸航的直升機到災區進行了勘查拍攝，但沒能覆蓋到震中汶川。

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震后很快飛赴災區，飛機上的工作照顯示，他手里拿的還是地圖，而不是遙感出的現勢圖。

溫家寶在飛往災區的飛機上布置工作

除去天氣的原因，早早要調用遙感飛機的中科院遙感所也遇到了體制障礙，飛機要申請到空域才能起飛，而此前淮河大水時，遙感所申請空域用了10天。中科院遙感所“布鞋院士”李小文曾說，科研遙感飛機要起飛，需要給某些部門遞那種“不規范的信封”。

而隸屬民政部的減災委，同樣無法調動飛機。2008年，中國有240多個分布在不同部門的遙感機構，但在國家層面并無統一的協調機構，也沒有國家層面的應急體系。

其后，中國國土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受命協調空軍、總參謀部、國家測繪局、商業機構的7架飛機進行航空拍攝。14日中科院遙感飛機在雨中航拍，15日制出分辨率0.5米的圖像急送國務院。國土部也在空軍支持下進行了航拍，圖像很快送到都江堰前線。

按理說，如果在災情發生的第一時間，在國家啟動應急預案后，即刻出動飛機赴受災地區探明災情和架設通訊設施，確保信息通暢，是應該做得到的。

我們國家不是還有遙感衛星嗎？

李小文曾遺憾表示，地震發生時，“他立刻去查衛星，但能出高清圖像的衛星剛剛過去，再繞到四川上空還要還幾天。”當天，世界上的很多衛星都沒能發揮作用，晚上意大利衛星才能運行到上空，設備先進的日本的衛星ALOS距離汶川的垂直上空很遠，圖片的分辨率低到幾乎不可辨認……

光學衛星因為云霧無能為力，而能夠穿透云霧的雷達衛星數量又太少，變軌調整的敏捷度也較差，以至于震后一天多的時間里幾乎沒有滿意的圖像獲取。當時中國借助“空間與重大災害國際憲章”成員國身份向美國政府求助，希望能得到相關衛星的支援。

5月13日下午6點，國家測繪局得到災后雷達衛星影像（意大利COSMO-SkyMed衛星星座提供），并制成國內首張災區震后高分辨率雷達衛星遙感影像圖，從圖中可以看到滑坡體、水系、道路等震后情況；5月18日，“北京一號”小衛星經過災區上方，測繪人員快速編制了近100萬平方公里區域的背景影像圖。

汶川地震中，來自日本、意大利、美國的多顆衛星也向中國提供了災區遙感影像。

但是中國衛星的2-3米分辨率并不高，當時最清晰的是美國軍用衛星“鎖眼12號”，分辨率為0.1到0.15米，它所提供的紫坪鋪水壩的0.1米拷屏影像，足以看清大壩上微小的裂縫。

這對于救災和災后重建的意義可想而知。

而救災力量要合理調撥分布，需要拿到另外一種資料——地震烈度分布圖。

但據報道，地震局在公布三要素（時間、地點、震級）后便沒了下文，晚上8點，國家減災委副主任史培軍在實驗室里，看到美國公布了模擬的汶川地震烈度圖，很快他和學生分析出了不同災害的分布區域、會有多少人死亡等信息。這正是指揮部所迫切需要的。

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圖

知恥而后勇，十年之后，中國在軌衛星數量已經從40顆猛增到200顆以上，大約占到世界衛星總數的15%。其中環境減災衛星、北斗導航系列衛星、高分衛星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北斗導航、無人機和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也已經成為救災的標配。

而在制度上，此前《國土資源應急遙感監測工作預案（試行）》等文件出臺，加上新的應急管理部，整合了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防治等職能，理順了災情信息管理的職能關系。

到了蘆山地震、魯甸地震時，震災評估工作已經可以在災后1小時內完成。去年九寨溝地震，震后兩小時政府就在網上公布詳細的烈度圖，進步之速，恍如隔世。

【震中協調：從互不通氣到配合默契，大地震救援中的協同】

信息來之不易，但在缺乏協調的制度下，發揮的作用也會打折扣。

汶川地震后就出現了這樣一幕：重要大橋斷了，省政府知情，但負責搶通道路的交通廳則完全蒙在鼓里，做了很多無用功：

震后兩小時，成都軍區兩架直升機沿著都江堰向山區進行災情偵察，發現都汶高速公路廟子坪大橋斷了一截，而在紫坪鋪大壩的繞壩公路上出現了巨大的塌方體，返航的直升機將這些照片和視頻帶給了趕來的省長。

2008年11月12日，地震中斷裂的廟子坪大橋成功連接。

幾乎與此同時，四川交通廳副廳長乘車前往都江堰查看公路狀況。車在灰窯溝大塌方前停下，她無法知道這個巨大的亂石堆后面是什么情況。軍區直升機帶回的消息正是交通廳夢寐以求的，但當時并沒有傳遞這一消息的意識。實際上交通系統有人也看到了這一情況，但是在信息的層層傳遞中，廟子坪大橋斷了的細節丟失了。而后來搶通道路時，交通部門還在孜孜不倦地試圖繞到廟子坪大橋進入災區。

部門統一協作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一點點打通道路，穿過信息的迷霧之后，救援人員齊聚災區。

以映秀鎮為例，當時有尖刀挺進的軍隊、國家地震救援隊、各省消防隊、醫療隊、各地防疫、物流單位。這增加了救援的力量，同時也增加了協調的復雜度。

與美俄相比，當時的中國沒有常設的全國巨災救援體系，只能成立臨時指揮機構協調。

需要協調的包括十余萬解放軍、來自全國20個消防總隊的官兵共1.3萬余人；衛生部派出的2000人的醫療防疫隊伍；交通運輸部搶修道路的隊伍、科技部調動的衛星和遙感飛機、工信部和運營商調撥衛星電話搶通基站的工作人員、農業部開展農業抗震救災的人員、鐵道部、外交部、環保部、商務部、央行還有從四面八方趕來支援的志愿者甚至外國救援隊……事務繁雜，千頭萬緒。

在專機上緊急成立的抗震救災總指揮部，一開始有8個功能組——搶險救災組、群眾生活組、地震監測組、衛生防疫組、宣傳組、生產恢復組、基礎設施保障和災后重建組、社會治安組（其后又增加了水利組），每個組由國務院相關部門領銜，協調其他部門的職能開展工作。但傳統行政條塊分割的弊端，在緊急狀況下一時難以消除，一些跨部門的關鍵職能，比如信息匯總，就出現了一定時間的空白。

當時國家地震應急預案過于宏觀，缺少不同等級災害的相應程序、啟動要求以及保障運行機制，針對性和實戰性都不強。而各級政府、軍隊及通訊、醫療電力等重要行業雖然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應急預案，但各個預案相互銜接不夠，術語不統一、標準不一致也很常見。

平時責任分散，缺乏有效的應急管理，執行效率必然低下，這類技術問題自然難免。根據媒體的報道，在救災初期各個系統前線指揮部注重點上的救援救災，缺乏面上的統一協調，信息報送和溝通不及時，造成震后初期救援救災各自為政的局面。

“在汶川地震救援前期，一度是抵達部隊各自為戰，軍地指揮不統一。”一位地震救援隊領隊曾表示。“指揮協調能力不足，部分救援軍隊被滯留機場約40小時”這些也是親歷者的觀察。

為了調度有方，地震災區的各地方長官成了總指揮。比如時任阿壩州州委書記侍俊，就獲得了調動所有在映秀救援的部隊與其它救援組織的權力。還是以映秀鎮為例，救災指揮中樞救災漩口中學門口的土坡上，侍俊和四川省軍區副司令員、解放軍總后勤部官員，武警成都指揮學院院長，鐵軍127師長楊劍開協調會，用半個小時部署了一天的救援工作。

震后漩口中學

各個部門的關系一旦理順，工作自然效率高出很多。

同時，專業救援力量和民間志愿組織之間的配合也還可以優化。

【專業力量：權責明確的營救點搜救更有效】

專業救援力量配置分散、缺少聯動是汶川震后的教訓之一。

“如果有更多消防員乘直升機進入重災區的話，人員生還的數量還會更多。”有消防人士事后總結道。畢竟，消防部隊經歷多年實戰檢驗，有能力有裝備進行快速人員搜救。但缺少運送人員裝備的直升機。而先期乘直升機進入災區的官兵缺乏專業技術裝備也難以施救，這就留下了可以改善的空間。

汶川地震救援中，消防官兵以不足現場總救援力量10%的警力，搜救出26%的生還者，是所有救援隊伍短時間內救助生命率最高的一支隊伍。

與專業救援隊伍相比，作為救災主力的部隊只好開展“人海戰術式的救援”，由于缺乏專業的救援工具和救援訓練，軍人們多是徒手挖掘廢墟，甚至因為缺乏工具束手無策，只能輪流坐在小木凳上陪被埋的孩子聊天直到她死去……第一位帶隊沖進映秀鎮的軍人表示，他如果有相應機械，搶救及時，救出來的生還者至少要多出幾倍。

專業為主、協調有效、資源共享、各司其職，才能讓救災更有效率。

但是之前中國的救援力量分散于各個部門：森林消防部隊隸屬林業系統，礦山救援專業隊隸屬能源系統，港口消防隊、海上救援隊隸屬交通系統，機場消防隊隸屬民航系統，國家地震救援隊隸屬中國地震局，醫療救護隊隸屬衛生系統，缺少有效的整合機制，更遑論與軍隊、外國救援隊等部門展開聯動。

這些隊伍局限于各自專業領域，只能應對較為單一的災害事故，通用性差，一旦發生重特大災害事故，尤其是涉及多種災害事故同時發生時，僅依靠單一部門應急救援力量難以應對。

而在應急救援過程中，管理部門臨時組織、調動應急救援力量之間因職責不明、協同不夠等因素還會產生巨大的運行成本。比如有消防人士指出，受本位主義驅使，有的隊伍容易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責任最小化，互相推諉的現象很難杜絕，這在有些地方導致救災行動缺乏協調，在局部形成了混亂，延誤了最佳搶救時機。也有人指出，救災現場“職責任務劃分不明確，有的地方一天消毒7次，有的地方好幾天沒一人去消毒”。

有記者在營救點調查發現，相對而言，那些權責明確的營救點搜救質量較高。比如映秀電廠在責任上被劃為山東消防總隊的搜救點。他們的搜救日夜不息，僅在5月15日就救出了3人；5月16日又發現了5名幸存者。

映秀電廠救援現場

而且分散組織應急救援隊伍，會造成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問題，資金分散，導致大多數應急救援隊伍裝備配備不足、技術落后，應急救援手段原始。

汶川地震時，四川的民兵預備役應急救援隊伍只有壓縮餅干，一床軍用被，裝備簡陋。救援人員甚至“眼看活生生的人壓在下面，但手中只有幾根棒棒，無法撬開水泥板。”

而專業救援力量發展的催化劑正是汶川地震。

汶川震后，四川省先后投入1.5億，組成了一支專業救援體系：包括有綜合應急救援隊，醫療救援隊，防疫防化救援隊和民兵應急突擊隊。

等到投入玉樹地震時，四川的救援力量配備了銥星電話、對講機系統和無線電系統，第一時間攜帶生命探測儀、蛇眼探測儀、破裁裝備、無人機等裝備進入災區。

同樣是在汶川震后，公安消防部隊參照聯合國國際搜索與救援咨詢團(INSARAG)標準和國際搜救隊建設模式，在全國消防部隊組建重型地震搜救隊144個、輕型地震搜救隊408個。

根據公安部出臺《地震搜救隊人員構成和器材裝備配備標準》，每個搜救隊由指揮員、建筑結構專家、探測組、破拆組、營救組、醫療組、保障組、通信組、安全觀察員、搜救犬訓導員等構成，配備了防護、偵檢、搜索、破拆、頂撐、照明、通信、救生等8大類62種救援裝備，以及72小時自我保障物資，能夠滿足獨立救援、自我保障的需要。

國家地震災害救援隊也在2009年通過國際認證，成為全球第11支通過聯合國認證的重型救援隊。小組指揮和心理應對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每個隊員都接受了搜索、營救和后勤的全能培訓，營救效率自然今非昔比。

再到今年兩會，公安消防部隊轉制成為應急救援主力軍和國家隊，這意味著應急管理部增加了大約25萬專業救援力量。

這個嶄新的部門終于打通任督二脈，而中國的專業救援力量也有望再上一個臺階。

【民間救援：如何從資源浪費到配合默契？】

汶川地震后，成千上萬志愿者從全國各地趕赴災區，緊急救援、物資發放、醫療救助、傷病陪護、心理援救、衛生防疫、兒童教育……災區聚集了各個救災領域的機構和個人，給救災工作帶來了很大支持。

但也有一些地方既不知道如何管理民間救援組織，也不知道如何引導，甚至采取排斥態度，導致一些志愿者“被氣回去了”。

可以想見，在大地震后短暫的混亂里，民間組織應該去找誰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汶川地震有志愿者帶著奶粉和紙尿褲開車前往映秀，但卻不知沿途的都江堰有市民求奶粉而不得。而映秀鎮的道路剛剛搶通，志愿者只好拉著物資返回。

此前，協調民間力量的救援部門并不統一，有時是共青團，有時是工會，有時是民政部門，這給政府部門與民間救援的協調帶來了混亂。有志愿者之間因為物資轉運產生沖突，也有NGO與政府之間形成隔閡。

學生志愿者在發放礦泉水

民間救援組織在專業化方面有一定實力，可以作為政府救災的有效補充。

在汶川地震后長期的互動中，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也基本形成了成熟的互動格局：

在蘆山地震中，各家公益組織的配合明顯默契很多，在獲發通行證后再前往現場，避免對政府救災行動產生干擾，他們也會共同分享災區前方的信息，滿足之前常常被忽視的問題。比如災區的衛生問題與婦女的特別需求是容易被忽視的盲點。有的公益組織能夠發放洗衣粉、衛生巾等衛生用品，滿足災區的需求。

魯甸地震后，各專業救援隊按預案集結開赴現場，全省及鄰省的應急廣播立即啟動，各條高速迅速辟出搶險通道，各種媒體也從號召救援變為號召非專業人員不要添亂。這就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態度。

當然，政府對民間救援組織的引導也從未中斷，2011年開始，政府研究設立民眾自救組建“第一響應人救援隊伍”，讓經過訓練的志愿者能夠在第一時間組織民眾搶險救災。

另外，此前中國防災教育不足，具體監督的政府機構頭緒繁多，汶川地震后幾年，很多學校開展的放在演練也沒能長期堅持，其根本還是重視力度不夠，缺乏統一的督導。今年情況終于出現了變化，應急管理部黨組書記和部長5月11日發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防災減災教育普及到基層，應急演練活動也要“責任明確到人、落實到位”，讓基層的防災減災能力真正得到加強。

總之，應急管理部的組建理清了整個體系，民間救援力量清楚和哪個部門對接。平時訓練的時候，民間救援可以得到應急管理部門的督導；災害發生后，民間救援力量就可以與應急管理部門聯系。

【2008年的教訓，呼喚著中國版大“應急部”】

汶川地震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讓一個綜合的應急部門呼之欲出。

2008年8月，《學習時報》就發表文章，提出了成立綜合性的危機治理機構的設想。

文章提出“應該充分整合現有的風險預警信息管理系統和應急救援隊伍，成立一個具有調動各種資源、具有大部委性質的“減災部”或者“應急部”，規避“多龍治災”的種種弊端，開展對重大災害的預測評估、輔助決策和緊急救援等工作，從而形成現代化、綜合性的危機治理系統。”

汶川地震充分體現了中國舉國動員體制的長處，但也暴露了救災專業化程度低、戰備不足和橫向協調能力差的問題，所以中國也應該有一個面對不確定性災害的指揮協調機構，在重大自然災害發生時候，能夠讓政府部門、軍隊系統、武警系統、消防系統、公安系統、地方政府、NGO在一個具有權威和專業素質的機構里面，獲得信息、指令和幫助，同時對他們提出建議。

況且，救災管理體系的綜合化也是大勢所趨。

美、俄、日、法、韓等國都建立了處理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權力機構。

比如美國先前的聯邦應急管理總署（FEMA），就統合軍、警、消防、醫療、民間救難組織等防災救災力量和資源，領導和支持全國范圍內抵抗風險的應急管理綜合程序。“911”之后，新成立了大名鼎鼎的國土安全部——整合了海岸警衛隊、運輸安全局、秘書保衛處等40多個聯邦機構的職能，而且還接管了聯邦與州、地方政府的協調職責。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國土安全部門的城市搜救單位

俄羅斯則在1994年設立緊急狀態部，應對所有自然災害和其他災害事故，直屬總統，承擔突發事件和公共危機的組織、指揮、搶險、救援等工作。并且形成了五級垂直管理體系，一直延伸到基層村鎮。

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也是應付單項災種進行救災防災，但在之后也轉向了綜合管理，每年召開四次“中央防災會議”，由首相親自主持，平時內閣有防災擔當大臣進行統籌事務。每年的防災減災資金大約占到預算的5%左右。

經過近10年的準備和錘煉，中國的應急管理部終于誕生。

【結語：汶川之后，再無汶川】

災難來臨，日常生活斷裂，國家的保障和組織愈發重要。

而從汶川地震到目前的10年來，正是中國應急管理保障網織的越來越牢固的10年。汶川地震給我們帶來傷口，也給我們帶來無盡的反思。之前的舉國動員的人海戰術式的救災可能會成為歷史，越來越專業化的應急戰士會抗下這樣的職責。

在今日之中國，即使汶川地震這樣的巨災再次來臨，我們也有信心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更大限度地避免傷亡、最大限度的減少遺憾，最大限度的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