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酷異常的敵后抗日戰場上，裝備簡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抵御敵人進攻時，往往會設法規避與日軍陷入“硬碰硬”的纏斗，而是將其打擊矛頭首先指向那些為虎作倀的漢奸隊（偽軍）。戰爭的實踐證明，這是一種聰明的打法。那個時候，武器與訓練方面存在的差距不僅存在于中日兩軍之間，也存在于同屬侵略陣營內部的日軍和偽軍之間。因此，如果抗日武裝打垮了那些戰斗意志薄弱的偽軍，很容易影響到日軍的作戰意圖甚至就此打破其進攻。而且，這種戰法在打擊敵人的同時，還能通過繳獲偽軍的裝備來壯大自己。

既然“先打偽軍”是八路軍、新四軍普遍運用的一種戰術。那“例外”總是免不了的。譬如像平型關之戰那樣只有日軍可打的戰斗也不少，甚至還有在面對日偽聯合進攻時專打日軍不打偽軍的，譬如下面這個劉家營戰斗——

1938年5月的一天，八路軍一支小分隊大搖大擺地來到河北永清的劉官營，公然駐在有通敵嫌疑的大地主楊仲春家，糾纏不走。八路軍的“囂張”令楊仲春難以容忍，很快便派了一個心腹抄小路到南關鎮日偽據點向告密。第二天一早，100多名日軍、300多偽軍氣勢洶洶地朝劉官營撲來。對此，八路軍早有準備。他們與敵人略一接觸后便開始佯裝敗退，成功地將其誘入埋伏圈。當設伏部隊發起攻擊后，又有意放過那些四散奔逃的偽軍而專門瞄著那些負隅頑抗的鬼子打。突襲之下，戰斗形勢很快趨于明朗，孤立無援的日軍在八路軍兩面夾擊之下逐漸不支。為了避免滅頂之災，指揮官只好指揮部隊狼狽突圍，丟下了十幾具尸體歪七扭八地躺在戰場之上。

如同敵后戰場的無數類似戰斗一般，劉官營戰斗的規模并不大，戰果也并不豐盛，但它的意義并不在這里。因為，故事到這里還沒有結束。當好不容易才撿了一條命的日漸指揮官逃回南關后，很快便意識到了這場戰斗的“不同尋常”。作為戰后“檢討”的結果，曾經在永清、固安一帶作威作福的漢奸兄弟王執中、王建中的腦袋便搬了家。而“二王”的被殺，才是八路軍打劉官營之戰的目的。

王執中、王建中是河北省永清縣南關鎮人。早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兩兄弟便與北平（北京）的日本特務眉來眼去。1937年9月14日，侵華日軍渡過永定河向南大舉進犯。“二王”立即網羅一些喪失民族氣節的士紳、土匪和地痞，在舊縣署成立了偽治安維持會。不久，又成立了偽縣政府。從此，這對漢奸兄弟據永清而轄固安，“殘百姓以媚敵寇”。如，因當地農民自衛組織“紅槍會”得罪了自己，“二王”于1938年初勾結日軍闖入永清縣北岔口村，殘殺34人，欠下了一筆血債。對于如此罪行累累的民族敗類，廣大民眾看在眼里怒在心中，聯名吁請抗日政府及早為民除害。

由于王家兄弟是那種“王八吃秤砣”型的鐵桿漢奸，抗日政府為如何鏟除他們很是動了一番心思。通過對各方材料的仔細分析，終于有了新的發現：這對漢奸兄弟雖甘心投敵，但日本人對其并不信任，既要其充當爪牙，又對其心存猜忌。很快，抗日政府便制定出了一個針對“二王”的“連環計”。

爭取偽軍反正。在永清縣的偽軍中，吳兆升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中隊長，也因此而遭到了王氏弟兄的“嫉恨”。1938年2月，八路軍收復霸縣。此舉對吳兆升的震動很大。一方面是矢志收復失地八路軍那日益增強的感召力，一方面是來自“二王”的不斷排擠，使得良知未泯的吳兆升最終在民族大義與為虎作倀之間做出正確選擇。吳兆升率部反正之后，被八路軍方面任命為“冀中人民自衛軍”北上抗日先鋒隊司令部警衛連連長。吳部的反正在永清偽軍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5月4日，永清偽警備大隊長申益三、中隊長陳守恩也率部反正。

剪“二王”羽翼。在對偽軍展開強大政治攻勢的同時，八路軍還分別派人到李莊子和于村，逮捕了大地主翟賀皋和郝紹洲之妻(王執中的干女兒)。這些強有力的鎮壓舉措使得那些依附于“二王”的漢奸勢力受到極大震懾。

在此基礎上，八路軍又在劉官營為敵人上演了一出襲日縱偽的“好戲”。戰敗之后，永清、固安兩地漢奸內部一些有意取“二王”而代之的勢力又趁機向日軍揭發，這對兄弟其實一直在“暗通八路”。終于，本來就對“二王”疑心重重的日本人很快將其秘密處死。八路軍的“借刀殺人”之計成功了。（文\張巖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