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本漢學文獻《年號之部》出版：日本的年號如何選定？
5月30日，為了慶祝《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第一種《年號之部》在中國出版，該叢書的出版紀念暨座談會于上海師范大學徐匯校區新文科大樓舉行。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古典學研究中心（籌）、《古典學集刊》編輯部、哲學與法政學院主辦，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石立善主持，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水上雅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總編唐云松，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張自慧、陳澤環，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但誠等出席座談會。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編的《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是一套日本漢學大型叢書，收錄古代、中世至近代的珍貴而稀見的漢學原始文獻。率先出版的《年號之部》共五冊，5000頁，收錄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歷史年號珍稀文獻九部的寫本，均為史上首次公開。《年號之部》據文獻性質，類分為四集：第一集《年號勘文基本資料》、第二集《年號勘文補助資料》、第三集《年號故實書》、第四集《年號術數類相關資料》。收錄《元秘抄》、《元秘別錄》、《迎陽文集》、《改元六十字部類》、《元號六十字之注》、《改元物語》、《革命勘文》、《三革說》、《革命勘文》等典籍。每部典籍均按原書尺寸高清影印，并由中日學界十名一線學者撰寫了詳盡的《解題》，介紹作者、內容、成書時代、版本及學術意義，解題語言使用中文、日文雙語。學術團隊歷時四年多時間，赴日本各地調查相關原始文獻，撰寫解題，展開各項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張自慧代表校方，對水上雅晴、石立善兩位主編及其學術團隊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感謝。他表示，扎扎實實地長期從事漢學基礎研究終于開花結果，厚重的五大冊書籍所體現的學術貢獻和影響，無疑是深遠而廣泛的，期待《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后續的研究成果。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總編唐云松表示，繼去年該社出版的石立善、周斌主編《日本先秦兩漢諸子研究文獻匯編》30冊之后，非常榮幸地又推出了《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這套大部頭，這是基于該社的出版理想，從中外最基礎的文獻著手，梳理學術源流，為中外學術交流和文化交融的探索，以及形成新時代具有生命力的學術文化盡綿薄之力。
水上雅晴從出版緣起和出版意義兩方面介紹了《年號之部》。他介紹道，日本國內收藏的漢籍古鈔本、宋元刊本等已經大量出版，但是值得出版的文獻仍有不少，年號勘文資料便是其中之一。中國從西漢開始使用年號，隨后此項制度輻射至東亞各國，日本即從八世紀開始使用年號至今。年號本非日本史的研究熱點，由于現在在位的平成天皇考慮退位，一旦退位，日本就將迎來新的年號，因此近期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對這一問題的興趣逐漸濃厚起來。本叢書收錄的“年號勘文”就是在朝廷內審議新年號之時由數位文官進呈的文件，文件上寫有若干新年號案及其出典。由于日本大多數年號都有漢籍的出處，日本早期年號勘文自然收載著“寫本時代”的漢籍文字，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本的斷圭碎璧。據《年號之部》第一集所收菅原長成《元秘抄·年號引文》的調查，十三世紀以前所有年號勘文中引用的漢籍種類超過七十，且多來自于寫本。菅原乃十三世紀人，其本人所見、所引漢籍當為宋代刊本，故其文獻價值非常之高，可以想見。
水上雅晴結合一例年號勘文進行說明，文章博士菅原長成提出了三個年號備選，分別是時安、寬安、享祿，它們分別典出《周易程氏傳·大有卦》、《毛詩注疏》、《周易程氏傳·大畜卦》。參與改元審議的一些大臣公卿保存了年號勘文與改元記錄，隨時編成年號勘文，世代相傳。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漢籍舊鈔本的文本與異文、漢籍佚文、漢籍在古代的流通情況、日本人接受漢學知識的情況，以及日本近世以前政治、學術、文化、歷史、宗教、語言、文學方面的活動。例如柳原忠光在北朝永和（1375—1378）改元時勘申“年號勘文”，年號案之一是“寬永”，引文則如下：《毛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矣）〔當作“矢”〕弗諼。”注曰：“碩，（人）〔衍字〕大；寬，廣；永，長；（矣）〔當作“矢”〕，誓也。”（《元秘別錄》第五冊，14B）其中的注并非是毛傳、鄭箋等古注，而是南宋朱子的《詩集傳》，后人或許可借以了解宋代理學傳入日本的情況。
關于本叢書的編撰和出版意義，日本史學界老前輩、年號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在叢書卷首《賀詞》中說：“在日本對年號的個別研究并不算多，關于年號的綜合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可以說迄今只有80幾年前的昭和8年（1933）森本角藏先生的《日本年號大觀》而已。主要原因在于調查極其龐大的史料并非易事，解讀難解的漢文資料而研究之，對日本人來說，越來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水上教授的團隊選出年號史料之精粹而影印之，對所收錄各種文獻附以專家之解題，類編成叢書，這項出版事業無疑是一項空前之盛舉，對日中兩國的漢學研究及漢籍研究者確有深遠之貢獻，不僅如此，歷史、文學、思想等領域的日中學者若善于利用此叢書，則可使研究范圍擴大而深入。”
石立善闡述了《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所填補的幾項空白。第一是文獻發掘的貢獻。本叢書所收錄的文獻均是藏于日本內閣文庫的貴重寫本，內閣文庫是年號資料的重要集聚地，所藏資料大多原為江戶幕府之舊藏，江戶幕府干預朝廷主動要求改元，顯示其權威，因此搜集了大量的年號資料，但由于家傳、秘藏等原因，歷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文獻徵引的典籍版本形態多樣，很多是處于雕版印刷流行前的“寫本時代”的典籍。
第二是本叢書與中國古佚典籍的關系。如唐代武則天召集文人編撰的《維城典訓》二十卷，早在五代就已亡佚，我國古籍全然不見徵引，而本叢書就載錄了該書一些佚文，從而可以窺見其體例和部分內容。又如《元秘抄》很可能保存了唐代封演《古今年號錄》、后蜀杜光庭《年號類聚》以及宋代宋庠《紀元通譜》、侯望《古今年號録》等中國古佚年號文獻的框架和遺影。另外，年號書籍和緯書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第三則是本項研究不僅在學術上推動了該領域的發展，還與現實接軌而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如去年9月12日到10月22日，研究團隊和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策劃舉辦了“年號與朝廷”特展，本次展覽不僅是日本國內，也是全世界首次舉辦的以年號主題的展覽，引起了《朝日新聞》等一些日本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和追蹤報道。同年9月在特展期間，館方邀請了所功、石立善、福島金治、水上雅晴等4位學者分別做了專題講座，吸引了300多位聽眾報名，現場座無虛席，體現了日本民眾當前對年號和相關制度、文化的熱切關注。同年10月，水上雅晴還策劃召開了國際學術會議“年號與東亞的思想文化”，來自日本史學、國語學、日本漢學、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科技史、出土文獻、朝鮮史等各領域的學者20余名參加會議，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石立善表示，該叢書不僅僅限于日本漢學，其實和經學、史學、文獻學等諸多領域都有密切的關系，還可以從中考察中國古籍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的歷史，期待該叢書在中國也能得到更多領域的學者以及讀者的關注、閱讀及利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但誠介紹，2001年日本學者野間文史先生在評議李學勤先生主編的標點整理本《十三經注疏》時就提出過中肯的建議，他列舉了阮元校勘記之后出現的多種校勘成果，主張整理過程應當全面吸收之。其中，加藤虎之亮的《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代表了漢籍東傳后日本漢學家校勘整理中國古代經典的最高水準”，經由石立善教授介紹引進，已于2016年在國內出版。今天，石立善教授和水上雅晴教授主編的《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的《年號之部》在中日兩國同時出版，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四庫館臣評價類書的時候說：“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托以得存。”年號勘文是一種特殊的資料匯編，是“典型”類書以外，后人得以窺測失傳古書面貌的富礦，對校勘古書具有重要價值。另外，這些勘文資料保留了寫本形態的諸多細節，為探求古籍注疏方式和學術傳播方式的豐富性提供了可能。這些資料原本庋藏高閣，現在可以輕松被各國學者利用，相信會對中日兩國學術史、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