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林少陽：“章門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
至少從數量上說，中文系背景的研究者對以往章魯關系研究貢獻最多，對章太炎研究本身的推動也功不可沒。一般來說，既然章太炎研究為中文系魯迅研究之延伸，自然傾向于強調章魯之師弟關系，并由此強調師弟之間的傳承性，其中尤其強調兩者在現代學術體系建立、白話文運動方面的傳承性、一致性。但是，也不能否認，部分此一類研究容易從“章門”這一“門派”說概而論之，而甚少論及“章門”弟子“內部”的多元性，及所謂“章門弟子”與章太炎之間的差異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如陳學然通過章魯白話文等態度迥異的問題，以及師徒交惡過程的實證探討，力證章太炎與魯迅如何分道揚鑣，這在客觀上質疑強調章魯連續、傳承的讀法，有其實證性的意義，頗具說服力，因為辛亥革命之后章魯在白話文等問題上漸行漸遠，是不爭的事實，否則就難以解釋章太炎的整體思想了。但這一類探討章魯斷裂的研究自然未及探討章魯之間思想上之相通相連之處。兩者的研究都有其貢獻。章太炎與魯迅的關聯顯然建立在許多既相同又相異的復雜性上，這本身也說明了“復古/革命”對立之過于簡單。
但是，究竟何謂“章門弟子”？與此相關的是“章黃學派”的說法（此說法多見于語言學研究界，以及偶見于中國古典文學界）。這一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魯迅，甚至周氏兄弟，都是在東京期間親炙章太炎教誨的弟子。但是，筆者要再問的是，何謂“章門弟子”？
首先，先從這一說法說起，因為這也與“何謂章門弟子？”的叩問密切相關。筆者的知識背景亦無法介入“章黃學派”之類的整個小學學派的敘述，但是，“章黃學派”在小學研究史中的重要位置當然無須置疑。況且，章黃并提，恰若自古孔孟、思孟、老莊齊名并論，并非抹殺兩人中任何一位的個性，反而是對其個性的肯定。如果沒有個性，就根本沒有必要去提他了。更何況，“章黃”并非一群體性概念。但是，即便如此，章、黃之間也不是沒有區別的。比如，王力（1900—1986）1937年的論文認為研究古韻的近代學者大致可分為偏于考古與偏于審音兩派，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審音派主張上古韻部入聲韻（［-k］、［-t］、［-p］結尾的各韻）完全獨立，并主張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三分，因此審音派所分的古韻部數量通常比考古派多。陰聲韻指的是無韻尾或收元音韻尾［-i］、［-u］的開音節音韻（如［a］、［ei］），陽聲韻則是指收鼻音韻尾的韻，如［］、［-n］、［-m］�？脊排梢灶櫻孜�、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嚴可均、江有誥、章太炎等為代表，偏于審音者則有江永、戴震、劉逢祿、黃侃等。王力所說的考古派音韻研究者將入聲韻歸于陰聲韻。段玉裁、孔廣森皆為戴震門人，但是，按王力的劃分，孔、段俱屬考古派音學，其師戴震則屬審音派。按審音派之見，陰陽入三分，古韻部為二十九部；王力本人遵循段、章，不持入聲獨立成部之見。故王力依考古派章太炎等之見，定古韻為二十三部。后來王力覺得戴震亦有一定道理，最后于《漢語史稿》（1958年）中試圖綜合兩者，對自己的立場作了較大的調整與修正。一般認為，章太炎集考古派之大成，黃侃集審音派之大成；章之功在聲紐研究，黃之功在韻部研究。師與生尚有如此差異，更何況于一個群體的集體性概念。
其次，在“文”的定義問題上，黃侃與章太炎其實亦有區別。清儒阮元本蕭統《文選序》之見，認為“必沉思藻翰，是名為文”，“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后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為文也”（《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總之，按阮元說法，所謂“文”，必是“務協音以成韻”（《文言說》）。劉師培在主張有韻為文上追隨阮元，屬于“文選（駢文）派”。黃侃原本也認同阮元以及劉師培之說。但是，章太炎將“文”分為廣義之“文”與狹義之“文”。就廣義之“文”而言，章太炎視一切文字皆為“文”，而這一“文”的法式則是“文學”。正如《文學總略》開篇所言：“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在章太炎主張的影響下，黃侃觀點有了修正。黃侃認同阮元之見的時期大致為開始撰寫《文心雕龍札記》的1914年之前。盡管如此，黃侃卻未必完全放棄文選派主張。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總術四十四〉中說：
近世儀征阮元《文筆對》，綜合蔚宗、二蕭昭明、元帝之論，以立文筆之分，因謂無情辭藻韻者不得稱文，此其說實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文體之真諦，與舍人之微旨，實不得如阮君所言；與其屏筆于文外（屏，bǐng，通摒），而文域狹隘，曷若合筆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囿，原意園林，轉意為典籍薈萃之地，文苑也）？屏筆于文外，則與之對壘而徒啟斗爭；合筆于文中，則驅于一途而可施策鞭。阮君之意誠善，而未為至懿也，救弊誠有心，而于古未盡合也。
黃侃所言之“私心夙所喜好”，乃“情辭藻韻”，因此認為阮元“救弊有功”。此“弊”所指何物，也可以從黃侃的敘述得到說明。黃侃又認為，文筆之分始于南朝沈約（441—513）聲律論之后，結果“古今文章稱文不稱筆者太眾，欲以尊文，而反令文體狹隘，致使蘇綽、韓愈之流起而為之更改，矯枉過直，而文體專趨于枯槁”（蘇綽，［498—546］，南北朝時期西魏大臣，曾痛斥六朝以來的浮華文風）。顯見黃侃于文選派觀點心有戚戚。民國官員、學者黃濬（1890—1937，字秋岳）1937年因日牒罪被處死，但不可因人廢言，其筆記著作《花隨人圣庵摭憶》素為學界所重。其中有文《章太炎〈新方言〉舉隅》曰：“先生為曲園弟子，其造詣文辭，皆在春在堂以上，千世當有定論，固不待自彰于《謝本師》一文�！薄按蟮终抡烤栐b，言種族大政，文章浸淫秦漢，而短于韻。世言先生不解山水趣，然則所憾不止不信甲骨文一端也。”此處黃氏之論大致持平。俞樾（曲園）雖為章師，然似乎不可以“俞門弟子”（章太炎曾作《謝本師》）論章；黃侃自謙，素目章氏為師，其韻文造詣高于章氏，而后者文追周秦漢，師生之間，又是差異自見。
綜上所述，就“文”的看法而言，顯見不可將章、劉、黃侃之間微妙的差異消解于“章黃學派”“章門弟子”之類的籠統說法中。
再次，無論在學術與革命實踐的關系還是著述涉及的范圍方面，黃侃與章太炎都有非常大的區別。黃侃亦投身辛亥革命，專注于小學、《文選》學、經學，其影響止于學術；章太炎學問的范圍則更繁雜。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語），其學術與革命有著更為明確的結合意向，因而也對革命知識分子影響甚大甚巨。筆者如此持論，無損黃侃及門人在學術上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相反，這更可以令黃侃學術成果的評價走出章太炎的影子，獲得獨立評價。
最后，就小學而言，與章太炎毫無師門關系的王力，如上所述，在筆者看來，反應是得章黃尤其章太炎小學音學之精髓者。就古音韻研究而言，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門弟子”。王力語言學研究中以其古音韻研究貢獻最大，承接了清代小學的研究源流。他也是包含章太炎在內清代以來古音學之修正性發展者。王力在古韻部分類、古韻部研究、同源字研究上直接繼承、發展、個別修正了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又比如，王力在其《同源字論》（1978年初刊）中，一方面洞察章太炎《文始》（1913年）屬同源字研究，肯定章太炎為同源字研究創始者地位；另一方面又對章太炎的研究表露一定的否定。章太炎的《文始》依據戴震的以聲求義、因義求聲等乾嘉小學研究方法，予以系統的實踐，在此意義上《文始》確實超越古人。前出者開創，從無至有，智者千慮，難免一失；后繼者漸精漸審，揚長而避短，承前而啟后，如此罷了。但是，這恰恰不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門弟子”？然而，王力從未稱自己屬于“章門”，甚至不時有意無意言章太炎音學之不備。盡管如此，難以否認的是，其古音韻、同源字研究的主要框架卻是來自章太炎。
另一方面，師徒關系在許多時候事實上也是一種敬意的表達方式而已。比如黃侃雖與劉師培年紀相若，訂交亦十數載，且黃侃小學造詣遠非劉氏可比，但黃侃于民國八年拜經學世家出身的劉師培為師。言及此事實，是想強調不可因之稱黃侃為“劉門弟子”，更不可因之將劉黃二氏合稱為“劉黃學派”，甚至將劉黃二氏學問等同。由是觀之，標榜“章門”有時未必如此“章門”，反之，非表明“章門”者，卻是真正的某一方面之“章門”。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惫视小皩W無常師”之說。這也說明“門”“人”之流動性、開放性，斷非關“門”可論之。總之，在章太炎研究的初期階段，“章門”這一類集體性單位的貢獻自然不可否定，尤其對于章太炎周邊的、后來成為“五四”旗手的一代的研究而言是如此。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化，這一類籠統的單位便多少會成為遮蔽歷史、學術之復雜性的障礙。而且，“章門”這一集體性單位容易將師生學問還原式地解釋，在研究手法上本來便有局限。事實上并不存在一個內部高度均質、穩定、隔絕卻可有巨大學術影響力的“門派”，事實上往往是“門”內“門”外構成某種息息相關的關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的是，“章門弟子”的說法之存在卻是歷史事實�！罢麻T弟子”無非就是指章太炎的學生群體。就此意義而言，似無不妥。筆者所質疑的，是“章門”這一概念被作為研究上的方法常常難免汗漫。對于本書而言，在其他的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章門”這一說法在魯迅所處的1930年代，更是一種話語裝置。也就是說，“章門”往往又是某種學術的或政治的認同表述，或者是學術與政治兩者兼而有之的認同表述。筆者姑且在不同的意義上也用“章門”的方法論，去看待章太炎與魯迅的關系，或者去看待魯迅所解讀的“章太炎”以及“章門弟子”。對魯迅來說，如果他認為自己是“章門弟子”的話，他表達了什么樣的認同？他的認同又與其他“章門弟子”認同者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區別？魯迅的表達又是在什么樣的語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