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天價片酬為何總是引起爭議：癥結其實不在于“天價”
關于“陰陽合同”涉嫌的偷稅漏稅問題，國家稅務總局和地方稅務局已介入調查，而明星的天價片酬又一次刺痛了公眾的神經。這已經不是天價片酬第一次引起公眾憤慨了：憑什么有的明星出演一部影視劇輕輕松松就能夠收入數千萬元？明星天價片酬合理嗎？厘清這個問題既有助于紓解演藝圈長期存在的病癥，也有助于緩解部分網友復雜的“仇富”情緒，避免這一議題反復浪費寶貴的公共空間。
誰來定義“天價”
我們經常看到輿論關于天價片酬的討論，一談到某些一線明星或者流量明星的片酬，條件反射就是他們拿“天價片酬”。但究竟天價的指標是多少？一部戲一千萬元片酬是天價，還是三千萬元片酬是天價？輿論對于“天價片酬”一詞的濫用，更像是一種情緒化的指控。
很多報道在痛斥明星天價片酬的同時，最喜歡以日韓明星的片酬作為參照對象。在韓國，極個別的一線韓流明星，像李英愛、全智賢、金秀賢，拍攝電視劇的單集片酬是1億韓元，折合人民幣約60萬元；而像我們熟知的宋仲基、蘇志燮、趙寅成、李敏鎬等，單集片酬可能比1億韓元略低，宋仲基拍攝《太陽的后裔》時，單集片酬為6000萬韓元；至于一些大熱偶像團體出來、有影響力的新晉演員，像樸炯植、李俊昊、陸星材等，其單集片酬一般是1000萬-3000萬韓元。
日本明星的片酬就更低了。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復旦大學教授馮瑋6月3日發布的一條微博被熱轉，“日本演藝女明星片酬，最高的是米倉涼子，單集500萬（合RMB30萬），其次是天海佑希，單集300萬（合RMB18萬）。新垣結衣這種有點資歷的‘新人’，單集150萬（合RMB9萬）。”去年日本媒體統計了夏季日劇頂級女明星電視劇片酬排行榜，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新垣結衣，拍電視劇的片酬每集約合10.3萬元人民幣；緊隨其后的深田恭子和真木陽子，每集都是9.8萬；排在第十位的吉岡里帆，每集片酬才1.2萬元。考慮到日劇的篇幅都很短，頂級女星拍一部劇的毛收入，最多不過一兩百萬，而其他二線明星，甚至10萬元都不到。不少日本一線明星的年收入，大概相當于北上廣一個金領的年薪，其他三四線小明星，也就相當于普通白領。
在日韓明星的對比下，中國明星賺錢簡直不要太容易，公眾對于他們的天價片酬自然就有一股怒火。不過，這其實是一種“議程設置”，媒介樂于以日韓明星為參照來批評中國明星，卻很少見人提到好萊塢大牌明星的片酬。因為在好萊塢一線巨星的片酬面前，中國明星的天價片酬好像也就不那么“天價”了。
早在20年前，明星片酬在中國還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時，好萊塢的一線巨星，諸如尼古拉斯·凱奇、金·凱瑞、湯姆·克魯斯、梅爾·吉布森、湯姆·漢克斯等已經邁入了“2000萬美元俱樂部”，他們不僅一部電影的片酬要價2000萬美元以上，而且要求參與電影票房的分紅，少則15%，多則可達20%。在《華爾街日報》記者本·弗里茨的新書《大局：為電影的未來而戰》（The Big Picture: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of Movies）中，他剛好記錄了索尼影業曾經兩位最大腕的一線明星——亞當·桑德勒和威爾·史密斯的天價片酬。“索尼影業為兩位巨星的持續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000萬美元的片酬或者20%的總收入分成，以較高者為準，這是他們的標準；另外他們的制作公司還將獲得500萬美元的收入，或者5%的總收入分成……桑德勒和史密斯都喜歡奢華的制片廠生活的津貼，乘坐商務機飛來飛去很常見，有時候史密斯的隨行人員甚至需要兩架噴氣式飛機前往首映式。”
因此，以他國明星的情況來對照本國，然后得出天價片酬的結論，看似有道理，其實具有迷惑性、似是而非，因為參照對象一變，結論就變了。明星的片酬是否天價，并不是由片酬的具體數額決定的，而是由當地的演藝圈市場容量決定的。換句話說，片酬是由市場決定的，它是否天價由市場說了算。
像韓國和日本，國土面積小，人口相對較少，他們影視劇如果沒有走出本土，市場容量也就很小。韓國尚且有韓流輸出，但日本的影視劇很少走出本土，影視劇的收入單一，如果日本一線明星片酬都是二十萬元人民幣一集，制作方可能就消化不了了。因此，在日本二十萬元單集片酬就是天價片酬了，但在中國，二線明星都要這個價了。
因為中國有近14億人口，演藝圈的市場容量非常龐大。有媒體曾刊文指出，我國甘愿掏錢追星的粉絲多達6000萬到8000萬人——這比韓國總人口還多，他們每人每年平均消費2000元到10000元來支持偶像，如此，粉絲經濟總額可高達1200億至8000億元——這個市場容量是好幾個日韓相加。至于好萊塢的市場容量則更大，因為好萊塢的市場是全球。一部電視劇面向5000萬人播出，和面向13億人播出，其成本幾乎是一樣的，但后者的收益顯然要高于前者，明星的片酬所得自然也高于前者。
可見，國內的天價片酬是市場供需很自然的結果，它并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也不是什么原罪。如果以道德綁架來討論議題，其走向很可能是民粹，這是值得警惕的。那么，國內天價片酬的問題究竟在哪？
明星制導致的“腦體倒掛”
片酬是否合理，既要看市場容量是否允許，也要看明星片酬占總體制作經費的比重，一般而言，明星片酬占比的合理區間是40%以下。在影視產業發展更為成熟的美國和韓國，明星片酬的占比為10%-30%。好萊塢明星的天價片酬很少被人詬病，就在于占比是合理的，即便一部電影所有演員的片酬可能高達1億美元，但它的總投資超過3億美元，天價片酬并沒有影響制作上的投入。反之，如果一部影視劇投資僅5千萬元，演員片酬總額就用去3千萬元，那么演員拿的片酬即便不是天價也不合理，因為片酬已占了制作費用的50%以上。
而這恰恰是國內影視圈的通病，明星的天價片酬占據了制作經費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因此，天價片酬的癥結不在于是否天價，在于是否因為天價而侵蝕了制作經費。
一旦明星的片酬占比過高，這部劇基本就毀了。一部影視劇不僅只有明星這一環節，還有導演、編劇、攝影、道具、布景以及特效、宣傳等后期諸多環節，明星片酬占比高了，意味著這些環節的投入只能不斷壓縮。編劇一點地位沒有，拿最少的錢，干最苦逼的活，創新動力不足；技術工作者不受待見，被當廉價勞動力使用，“燈光師能給你打一組明亮的燈光，然而不能打出一組‘曖昧’的燈光”；特效等后期制作上能省則省，五毛特效成為常態……
畸形的片酬占比，體現的是以明星為核心的制作思路，即明星制，從劇本創作到拍攝、后期制作和宣傳，全部圍繞著該明星展開（這在流量明星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因為市場只要看明星的臉啊，所以劇本創作也不用講究什么技巧了，只要圍繞著明星寫就可以，男明星就把他塑造成男友力十足的霸道總裁，女明星就把她塑造成獨得萬千男性寵愛的“大女主”。至于什么拍攝技巧、后期制作，在明星的光環面前，都是無關緊要的細節。這時，整個影視制作就陷入了“腦體倒掛”“看明星臉色、為明星打工”的窘境，影視制作自成一套的體系在明星制面前就徹底失效了。
這才是問題的致命之處。天價片酬只是明星制的一個后果，但明星制對影視圈的本質性傷害是，它破壞了整個影視工業體系的正常運作。畸形明星制不可能生產出優質的影視作品。
打開明星制死結，天價片酬“不治而愈”
每次說起天價片酬，公眾總是很憤慨，并寄望于公權力介入，出臺相關規定予以限制。適當的管理當然是必要的，問題是政策的調控作用非常有限，畢竟只要有市場需求，明星自然就不愁片酬，并且上有對策小有政策，明星完全可以通過簽署多個合同的形式（比如片酬一個，宣傳期配合一個，配音一個）轉嫁高片酬。
天價片酬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打破明星制的魔咒。制作方為何唯明星是從？因為明星在市場上有“賣相”。只要是他們參演的影視劇，就能夠在電視臺和視頻網站賣出好價錢，就能夠引爆話題、帶來流量。某導演曾向媒體透露他高價請來某零演技的流量明星做主演的理由，一語道破玄機：“一般我們用老演員，這次選角算比較蹊蹺的。他們說他有1700多萬粉絲，如果用了他，我們現在網絡可以簽到什么價格？我立馬說簽他，不會演戲我也會讓他演戲！”
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文藝批評中心主任孫佳山也曾撰文指出：“大牌明星片酬為什么會飆漲到如此離譜的境地？最為直接的原因是，當前中國的影視領域，正面臨著已危若累卵般的產能過剩，每年有半數以上的作品壓根不能出現在熒幕、熒屏上，只有知名演員參與的劇集和綜藝節目才會有相對穩定的收視率，這直接導致制片方對知名演員的嚴重依賴。”
產能過剩是困擾中國影視工業的“老大難”問題。粗略估計，我國每年電視劇產量超15000集，而僅有9000集有機會播出，這意味著，1/3電視劇拍出來后或無法見天日。日前有媒體查閱了總局發布的相關通告后了解到，2017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生產完成并獲得許可發行的電視劇有130部，這其中，一共有37部電視劇至今未播，比例達到近三成。
影視劇市場供過于求，但精品不足，播出競爭非常慘烈，大IP、大明星、大噱頭、大制作的影視劇是極少數，自然遭到電視臺和視頻網站的哄搶，價格水漲船高。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供給側對明星的依賴和明星資源的緊缺，一線明星天價片酬積重難返，“大量三四線和未成名演員喪失成名機會，讓作為文化工業關鍵要素的演員基礎，出現結構性塌方”，明星制由此成為一個死結。
打開死結，首先需要供給側改革。影視行業需大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只做精品，而不是盲目投入生產出一堆無處播出的“垃圾”。而需求側的市場，是由無數普通觀眾組成的，觀眾也應該用腳投票，讓精品劇有好的市場回報。很多人一邊罵明星天價片酬，質疑明星演技那么差怎能拿高酬，一邊又熱衷于明星八卦，選擇影視劇不是看口碑，而是看明星、看陣容、看噱頭：殊不知明星的市場價格不只是演技，還有吃瓜群眾對他們八卦的消費，對他們流量的“貢獻”。如果觀眾越來越理性，市場上形成“口碑至上”的氛圍，小明星、小制作的精品劇總能夠出頭，大明星、大制作的爛劇照樣撲街，明星制的風氣也將慢慢改變。一旦沒有演技的流量明星失去觀眾信賴，他們的片酬自然就會降下來。
總之，技術性問題還是讓改革來解決，情緒化、道德化只會讓情況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