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趙虹學會了馬來語，她等待著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在馬來西亞，她這類人有另一個稱呼——“毒驢”。
2018年3月26日，北青深一度報道了多名中國女性，在幫外籍人士攜帶服裝樣品進入馬來西亞時，被查出行李內藏有毒品而被捕入獄的消息。（《馬來西亞監獄里的中國“女毒販”》）這其中，也包括正在等待判決的趙虹。
報道刊發后，經多方努力，深一度記者終于進入馬來西亞當地監獄，與趙虹進行了直接對話，并旁聽了對她的庭審。同時，也與促成趙虹攜帶“樣品”的介紹人倩姐進行了聯系，以期進一步厘清中國“女毒販”案件背后的種種疑點。
推遲的庭審
6月1日，9點15分，距離吉隆坡車程半小時的莎亞南法院，四川姑娘趙虹的運毒案即將開庭。
因為法院和監獄在押送嫌犯的通知上出現了失誤，這比原定的開庭日期推遲了一天。也導致除去律師拿蘭星之外，另一名辯護人馮吉詳未能及時到庭，只能由副手趙子珊律師代為出庭。
擺在趙虹面前有兩條選擇：要么在一名主要律師缺席的情況下開庭，要么要求延遲開庭。
趙虹猶豫了。這或許是她離自由最近的時刻。2015年8月，趙虹經朋友“倩姐”介紹，認識了外籍男性網友love，并幫他帶衣服樣品來到馬來西亞。飛機落地后，海關人員從她攜帶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關押在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監獄，等待審判的到來。
馬來西亞對于旁聽庭審的要求并不嚴苛，6月1日當天，無需申請或登記，深一度記者便進入了法庭旁聽。在旁聽席上，甚至有機會跟趙虹聊上幾句。
這是趙虹第四次過堂，習慣了流程之后，對于開庭，她顯得并不緊張。一看見記者進去，趙虹主動打了招呼。她從被銬著的手上摘下來一個紅藍塑料絲編的指環塞給記者，“這是給你的。”
“如果這次你被判無罪，回國后會去見倩姐嗎？”深一度記者問。
趙虹眼神閃爍，努力控制著情緒，停頓了一下才回答：“之前，倩姐有來馬來西亞給我作證，但那次她沒有來看我。我想她大概沒想好要怎么面對我，所以我不想去逼她。等她想好怎么面對我時，她自然會見我的。”
倩姐
趙虹所說的倩姐，就是當時介紹她和外籍網友love認識的老鄉梁小倩（化名）。5月24日，深一度記者在上海見到了梁小倩，她補充了趙虹與love相識的前因后果。
趙虹與梁小倩相識于一場校友會活動，但并非經常聯系的朋友，“認識兩三年可能就見過幾次，但每次見面都聊得比較多。”梁小倩說。
2015年，趙虹跟梁小倩聯系，提出借錢付房租，但梁小倩沒借給她，而是告訴她一個幫人捎貨的兼職，并把她介紹給了網友love。一個多禮拜之后，趙虹就答應了love，幫他帶衣服樣品去馬來西亞。
多年之前，梁小倩也曾幫love帶過貨，目的地同樣是馬來西亞。
第一次帶貨，梁小倩記得清楚，是那種能裝一二十公斤的大箱子，里面裝滿了衣服、鞋子和包。love安排了一個廣州女老板幫她辦簽證，love本人則在吉隆坡接機。
之后梁小倩又幫忙帶了兩次貨，但接待人員都不是love。據她說，每次去都有安排好的酒店，除去負擔機票食宿外，love還會再給她三四千元報酬。
當趙虹借錢時，梁小倩便想起了這份差事，當時她很久沒給love跑過腿了，便把趙虹介紹了過去。
事實上，梁小倩也曾疑惑，那些衣服，一二十公斤也未必值幾千塊，為什么要“人肉”帶過去？但對方說，就這么一點貨，走物流要報稅，還不如讓人帶過去便宜。
梁小倩回憶，趙虹從上海出發“帶貨”后，某個深夜，她都已經入睡了，突然接到趙虹電話，“支支吾吾的，就問帶這個東西到底靠不靠譜。”她迷迷糊糊地問趙虹到底發生了什么事，趙虹也沒說清楚，就掛了電話。
“如果我知道是毒品，一定不會去帶的，對不對？難道我帶了三次毒品都沒被檢查出來？我的命就這么好？”梁小倩反問道。
安檢儀上的“黑影”
5月28日，利用探視的機會，深一度記者在加影監獄見到了趙虹。
趙虹很瘦，但精神尚好，言語邏輯分明。對于深夜給梁小倩打電話這個細節，她自稱已不記得了，“她說打過電話，那就是打過吧。”
探視過程中，趙虹還向深一度記者進一步回憶了這一趟最終讓她身陷囹圄的“帶貨”之旅。
那趟改變她人生的旅行其實并不順利，從上海去廣州時，飛機延誤了很久，一度令她想推辭掉這份差事，直到晚上她才到達廣州。
“后來想，來都來了，就做完得了。”第二天，她跟在廣州接洽的外籍人士一起來到商店。在第一家店鋪買了一個全新的行李箱，然后又走了三家店鋪，分別拿了用黑色塑料袋裝起來的貨物。
所謂貨物，就是山寨YSL牌女包，以及鞋子和女士內衣。趙虹回憶，每到一家店鋪，外籍人士好像都和店主認識，沒什么寒暄，直接拿貨，她在一旁目睹了買貨的全過程，并看著對方打包。對方還告訴她，這些是樣品，如果丟了，后面大批量訂單就會受影響，所以必須找人直接帶到馬來西亞去。
這聽上去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妥。趙虹拎著這個箱子，從廣州出發，經停香港，抵達吉隆坡。下飛機后，她去了趟洗手間，出來還沒來得及去傳送帶取行李，就被海關工作人員攔下了。
“他們問我，這是不是我的箱子，我說是。他們就把箱子從安檢過了一遍，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有黑色的東西，他們問我，這是什么？我說我不知道，我還反問他們，這是什么？”趙虹描述道。
海關人員把她帶到辦公室開箱檢查，翻了半天也沒翻出什么東西，又重新裝箱過安檢機，黑色陰影再次出現在屏幕上。
臨近天亮時，專業緝毒人員來了，一番搜查之后，他們將目光鎖定在那些山寨YSL包上。用刀片沿著縫合線割開，黑色塑料袋掉出來，包裹著被壓得平平整整的晶狀顆粒物。
趙虹聯系梁小倩未果后，拜托朋友先找了一個當地律師查理，查理告訴她，兩百萬馬幣，可以讓她免于牢獄。
“我一聽就絕望了，我們家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錢來。”趙虹說。查理催了幾次，見她沒有拿錢的意思，便宣稱不再負責這件事。
她一開始還瞞著父母，直到2015年9月，得知實情的父親和叔叔才趕來馬來西亞，在中國大使館的推薦下，找到了當地華人律師馮吉詳來代理案件，后來又增加了一名律師拿蘭星。
馮吉詳的助手趙子珊律師告訴深一度記者，在接手趙虹的案子后，他們就反復勸說梁小倩，希望她能來馬來西亞為趙虹作證。后來，梁小倩通過律師轉告趙虹的父親，要趙虹父親出五千塊旅費，她才肯去。
“她通過律師跟我說要五千，我們家很窮，希望能一方負擔一半。但她不同意，還說再逼她，她就去國外。”趙虹父親說，最后，他還是給梁小倩賬戶里打了五千塊。
“在不了解馬來西亞法律之前，我肯定有一點擔憂，換誰都會有一點擔憂。”梁小倩如此解釋，她強調自己問心無愧，后來，她去馬來西亞作證，差旅費有結余，她又退還給趙虹父親600塊。
梁小倩還稱，事發后，她還聯系過love，勸說他為趙虹作證，但沒能成功。那是她最后一次跟love聯系，看love無意施救，便刪除掉了他的好友。
深一度首篇報道發出后，記者發現，love的QQ昵稱改為了“Desmond”，但留言板上網友對他的指控還一直存在。
“毒驢”
曾有個重要的提示在趙虹的身邊閃現，但她忽略了。
在知情人向記者出示的一份證據中顯示，love曾讓趙虹跟一名賣電話卡的人士聯系，對方隱晦地點出了“他可能是個毒販”，趙虹猶豫了，她給梁小倩發信息，詢問這個跑腿的活兒到底靠不靠譜。
梁小倩告訴她，自己也帶過三次。這給她吃了一劑定心丸。
“她太聰明了，很難相信這么聰明的女孩會被人騙。”數名與該案有接觸的人對記者說。趙虹去過美國，也在外企工作過，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不少人覺得，“想騙過她很難。”
“我本來有點猶豫，但梁小倩說沒問題，我肯定就相信她了，沒想那么多。”開庭前，趙虹解釋道。
趙虹承認，那時她的經濟并不寬裕，她剛辭職創業，和朋友創辦了一個禮儀培訓的項目，負責培訓“形象管理”的個人服務。計劃書寫好了，還沒開始盈利，就到了該交房租的時候。
但她不想再跟父母要錢。“那時候我就想，掙幾千塊錢付一下月房租，然后就可以安心創業了。”
一直以來，她都是父母的驕傲。大學畢業后，趙虹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主要負責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業務。父親還記得，有一段時間，他和趙母在天津打工，趙虹正在北京出差，還專門來了一趟天津，就為了跟父母呆上兩三個小時。
“我如果出去，先要跟爸爸媽媽說，對不起他們。”開庭前，趙虹跟記者說。她性格開朗，但一提到父母，神情就黯淡了下去。“本來以為我畢業了就能掙錢了，沒想到還是給他們添負擔。”
誘使他人“帶毒”的犯罪形式在馬來西亞并不少見，在吉隆坡街頭，跟出租車司機隨意聊天，提到“毒品”這個詞，司機就會提醒你，不要幫別人拿行李。拿蘭星律師代理過六七件同類型案件，另一位律師馮吉詳，趙虹是他代理的此類案件的第五位中國女性。
拿蘭星告訴深一度記者，這樣的人被稱作“毒驢”。一般來講，毒販尋找“毒驢”，都會從女性下手，但印度裔“毒驢”則多為男性。
馮吉詳則稱，2014年中國四川籍姑娘彭某因同類型犯罪被起訴。此前，雖然此類型犯罪在其他國籍人中屢有發生，但在中國人群體中還是第一起。
馮吉詳代理了這個案子。“那個姑娘有人證。”馮吉詳介紹道，“由于這是第一起中國籍犯罪，法官相信了彭某，她被無罪釋放。但此類案件接二連三出現，就再沒有輕松被判無罪的情況了。”
作為辯護律師，除了第一起無罪釋放和最近的趙虹案件，馮吉詳經手的其他幾件案件都從馬來西亞法律中的39B改為了39A（2），即運毒改為持有毒品，刑罰也由死刑改為有期徒刑并接受鞭刑。
“如果罪犯是女性，可以免除鞭刑。”趙子珊說。
但這個方案在趙虹這里未能實現。檢控官不同意，趙虹也不愿接受這個選擇，而是要求做無罪辯護。“如果我承認了，這就是我人生的污點。”她說。
出于這點考慮，馮吉詳勸趙虹不要著急。馬來西亞大選之后，廢除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如果趙虹的案子在廢除死刑之后再進行審理，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即使一審被判無罪，想要回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加影監獄里，另一名中國姑娘兩次被判無罪，但剛走下法庭，就被移民局以簽證過期為由繼續扣留，緊接著，檢控官再次提出了對毒品案的起訴。
異國鐵窗
開庭前六天，馮吉詳的律所接到加影監獄發來的一份對趙虹的投訴書。投訴書稱，趙虹在監獄里違反管理規定，監獄方希望律師能夠勸說她服從管理。
“這對她量刑非常不利。”馮吉詳有點生氣。他執業28年，這樣的事還是頭一遭。
6月1號開庭前，趙虹向趙子珊律師說明了投訴書的緣由。
在加影監獄，被起訴至高級法院的外國人被集中關押在一層。八人合用9平米左右的房間，沒有床，獄友們都鋪一層塑料泡沫板，睡在地上。
“平時早上起來，看守人員會要求本國罪犯把塑料泡沫板拿出去，外國人以前是不用的，但現在要求我們也拿出去。”趙虹解釋道。
和國內監獄不同，在加影監獄并非所有的在押犯人會被要求外出做工，趙虹和她的獄友整天呆在九平米的房間里，或坐或臥，生活只剩看書、聊天或無所事事。
“長期在地上躺著，有塑料泡沫板對風濕會好一點。”趙虹稱，此事并非她一人抗議，很多獄友都向各自的大使館探望人員抱怨了撤走塑料泡沫的事情，大家的律師都收到投訴信。
6月1日庭審那天，趙虹抬頭央求趙子珊，稍等一會兒，“我難得出來，再在這里待一會兒。”
趙虹告訴記者，在監獄里，她們每個月只有一次去小花園放風的機會，但這要取決于看守人員的心情，有時候三四個月也出去不了一次。
在換到高庭牢房之前，條件更加惡劣。趙虹曾經的獄友秦雪（化名）告訴深一度記者，2月份，她曾因吸食搖頭丸被捕，后因簽證過期，被判刑三周，短暫和趙虹關在同一間牢房里。“三十來個人睡在地上，螞蟻、蟑螂從身上爬過，白天就坐著，什么事都不做。”
進去第一天，秦雪什么都吃不下。秦雪不懂馬來語，時常被欺負。拖鞋被人穿走，她就得挨管教人員的罵。“那些人看你不會講馬來話，還會搶你的吃的。”
那時趙虹剛經歷一次過堂，被暫時收監在大牢房里。牢房睡覺分兩邊，“一邊二十來人，一邊七八個人。”趙虹在七八個人那一邊。她看了一眼剛進去的秦雪，招呼她睡在稍微寬裕的一邊。
在監獄里，上佛教課是趙虹為數不多的寄托。她信了佛，開始吃齋，把飯菜里的肉都讓給了秦雪。
“她算很堅強的了，要是我呆那么久，肯定堅持不下來。”秦雪說。在監獄里，趙虹努力對抗著無所事事的消磨，她學習、拜佛，也跟人聊天，還唱歌。
三周后，秦雪從監獄里出來，跟趙虹的父親取得了聯系：“她在這邊的事情我負責了。”
根據規定，秦雪出獄半年之內不能再回到監獄，她就找人每周去探監趙虹。書是唯一可以從監獄外遞進去的東西，趙虹經常讓她送小說進去。秦雪提過幾次想要給趙虹買貴一點的“監獄套餐”，趙虹拒絕了。
等待庭上發言
根據馬來西亞的審判程序，先是由控方舉證，之后是辯方律師進行質詢和反駁。當所有的控方證人過完堂，法官會憑現有證據對案件作出裁決：如果證據成立，必須讓嫌疑人出庭進行解釋。
6月1日，到場的拿蘭星和趙子珊商量后決定，先讓控方過完最后兩個證人，具體律師質詢則延期到7月。
上午十點，控方最后兩名證人坐在了證人席上，旁邊還放著趙虹入關時的箱子。被發現藏有毒品的，則是十五個長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的手包，商標都還沒有摘掉——對于趙虹來講，這是個微弱的優勢。馮吉詳和拿蘭星均指出，對于她的辯護策略，只能從當事人不知情這點下手。
控方的其中一位證人是機場執法辦公室的官員，他在回答法官提問時表示，是在早上5、6點鐘從趙虹的行李里搜到了毒品，當時在場的還有五名屬下。
在法官要求下，這名證人當場指認了趙虹所攜帶的山寨YSL手包。他表示，在每一個包的夾層中，都搜出了晶狀毒品。
最后，檢控官向法院呈上趙虹來馬來西亞時乘坐的機票、控方與趙虹在國內經過的機場以及航空公司的書信往來。并提交了新的證據——趙虹與love、梁小倩的聊天記錄。
庭審結束后，趙虹順從地讓警官給自己戴上手銬。她有一點擔憂，控方稱，打開她和love的聊天記錄，只剩下一聲打招呼似的“Hi”。
但趙虹暫時還沒有得到辯解的機會。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已經學會了馬來語，但也許要等到之后的庭審中，她才能有機會為自己的命運發言。（原標題：《中國“運毒女”馬來西亞受審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