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股市、債市、人民幣……這篇國內的文章各大外媒都在轉
針對近期A股市場發生的波動，中國媒體近期一系列針對國內市場的報道引起了國際主流媒體的關注。
路透社3日援引《環球時報》對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的獨家專訪稱，中國目前并未發生金融恐慌，但在某些領域，某些時段，確已出現恐慌的苗頭，要防止苗頭演成趨勢；中國都有足夠的準備、足夠的力量解決問題。
同一日，英國《金融時報》在報道中國股市情況時，也援引這篇專訪內容稱，中國經濟不會出現像雷曼兄弟破產那樣的金融恐慌。
與此同時，CNBC、《紐約時報》、“Investing”網站也以各種形式轉引了這篇報道。
而上述多家外媒轉引的這篇文章就是《環球時報》對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的獨家專訪，全文如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有足夠力量化解金融風險
今年上半年，中國市場過得并不平靜：在繼續推進金融去杠桿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不確定性下，股市、債市、人民幣匯率等均出現波動，這讓市場對于中國金融市場能否繼續穩定發展產生一些疑慮。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2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金融風險確實是多發易發，但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方面，中國都有足夠的準備、足夠的力量解決問題。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
環球時報：近日，包括股市、債市、人民幣匯率等在內的國內市場出現了一些波動，引起了上到監管層，下到普通民眾的關注。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波動？
李揚：中國市場當前發生的一些情況，需要放在歷史發展的長過程中加以理解，否則，容易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片面性。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變化，就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或者說，進入了“新常態”。十九大以后，這個轉變又被進一步概況為“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兩個繼起并逐步深化的概括，全面刻畫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及其主要特征。我們觀察一切問題，特別是觀察金融問題，一定要牢記這個大背景。
事實上，關于中國的金融風險問題，我們正是基于這一背景展開分析的。2017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就曾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金融經過上一輪擴張期后，進入下行‘清算’期”，換言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中國經濟發展，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上行期”，現在，由于經濟規律的作用，經濟增長總體開始下行，而且會延續一個不短的時期。更重要的是，如果說在經濟上行時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不可避免，那么，在經濟增長的下行期內，由于水落石出效應，我們經濟金融體系內積累的大量問題不斷暴露，我們需要集中精力、財力，花去一定的時間，去加以處置。應當說，當前及近來中國市場中發生的諸多問題，正是上述規律的不斷顯現。
進一步分析，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實際上存在某種減函數關系，即，如果經濟增長很快，則金融業便會擴張得更快。例如，過去近40年中，中國經濟年均增長8.5%，而中國金融業，按照資產規模來計算，則年均擴張15%；反之，在經濟增長逐漸減速時期，金融收縮的速度一般會比經濟下行的速度要快。這就意味著，在中國經濟重大轉型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下決心“擠泡沫”，需要去解決過去幾十年高速擴張時期想解決，但是一直緩不過手來解決的一些問題，而且需要高度警惕這些問題出現某種“加速度”。
毋庸諱言，當前我國金融風險正處于多發易發時期。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早在5年前，我國政府就已經對當前的問題、問題主要出現的領域、問題的嚴重性有了比較充分的估計，而且，早在幾年前，我們就開始采取了一系列管理風險措施。應當說，幾年堅持下來，有些措施已初見成效。也就是說，目前市場上發生的大多數事態，基本上都未超出我們的預料，因此，一旦市場出現異動，我們也就能夠快速反應，及時應對。例如，最近一段時期，我國若干市場發生了異常波動，監管當局采取了快速且力度很大的措施，市場很快就穩定下來了。
處理金融風險是高度復雜藝術，尤其是在監管體系乃至整個金融結構都在劇烈調整過程中，尤需小心。當下，包括銀保監和證監會在內的監管功能在調整，“兩監會”作為一個總體和貨幣當局之間的功能也在重新調整，整個貨幣部門同財政部門之間的關系也在重新界定，整個國內經濟部門和整個對外部門的關系也要重新協調。客觀地說，上述調整都還沒有到位。在這樣一個功能還沒有完全確定的監管框架下，出現一些應對不及時甚至應對適當的情況，并不奇怪。
總的來說，我們對中國金融發展仍然充滿信心，對中國經濟發展也充滿信心。我們信心的基礎，并不是說中國經濟金融沒有問題，而是來自我們對存在的問題認識的比較清楚，對存在的問題有比較冷靜的判斷，對于問題的解決，有方向正確的思路。
環球時報：中國是否可能發生金融恐慌，判斷依據是什么，如何應對？
李揚：中國目前并未發生金融恐慌。但是，在某些領域，某些時段，確已出現恐慌的苗頭。從理論上說，對市場波動反應過度，便可認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恐慌。對照這一標準，我們尚未達到那種程度。金融恐慌典型的狀態是2008年的美國，當時，雷曼兄弟破產，一下子觸發了市場下泄的動力，出現那種情況，任憑當局如何解釋，采取什么舉措，都止不住市場下泄勢頭。與這種狀況相比較，中國至多只是出現了一點恐慌的苗頭。我們所以提出整個問題，就是要防止苗頭演成趨勢。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今市場上出現的若干問題，恰好是我們推進金融改革的結果，更不能與恐慌相提并論。
典型的例子是債市違約。如所周知，論及中國債券市場的改革，大家一致同意，打破“剛兌”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舍此，便無法形成正常的市場紀律和市場規范，中國的債市便無法健康發展。2015年，市場上出現了債券違約問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說，這都是中國債市走向健康發展之路的必要一步。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市場上卻出現了相反的聲音，有些言論將之視為市場危機。這種“葉公好龍”的毛病，在我們市場上多有存在。實際上，今年我國債市的問題，正是2015年問題的延伸，這都是中國債市打破“剛性兌付”的必要條件。當然，今年，債券違約問題不僅發生在國企身上，也出現在民企、上市公司，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債務上，但是，“打破剛兌”的方向沒有變。這就要求市場主體，特別是籌資主體，一定要讓自己的信用和風險在市場上充分暴露，讓投資者有一個理性選擇的基礎，只有這樣，我國的債市才能是健康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就不應對這幾年債市上出現的問題大驚小怪。當然，在這樣一個有代價、有痛苦的過程中，我們尤其需要創造并保持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宏觀經濟環境，需要與市場充分溝通，需要把事情講清楚，當然，更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得干凈利落。
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央行針對市場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定向降準、大規模逆回購等，向市場釋放了很多流動性，可以說，多數領域的波動由此基本平復。這就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遠沒有金融危機期間的美國這么嚴重，只要政策說清楚，政策做到位，就不會發生金融恐慌。
環球時報：金融風險的源頭在于高杠桿。一段時間來，中國各機構也在努力推進去杠桿。但我們也注意到，在剛剛舉行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例會上提到，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您認為應當如何把握這種力度和節奏？
李揚：去杠桿沒有一個絕對的、統一的標準，我們認為，鑒于杠桿操作是現代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礎，因此，去杠桿的要義是防止借貸過度，是要保持杠桿的可持續性，一旦出現杠桿率過高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處理其中的不良資產。
雖然杠桿操作是現代經濟的基本特征，但若使用過度，便會出現問題。在過去幾年里，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中，過度使用杠桿是突出問題，所以要對它們要進行去杠桿。問題在于，經濟是由很多不同部門構成的，各部門承擔杠桿的能力也存在差別，所以去杠桿不能一刀切，于是就有了穩妥地進行結構性去杠桿的安排。
從國際經驗看，政府部門杠桿率高是最不好的一種情況，因為政府部門杠桿率高，赤字多，債務多，其影響是全面的、宏觀的、長遠的，而且容易引致大量發債以及征收苛捐雜稅等問題，總體來說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對中國而言，還需要警惕企業的高杠桿。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經濟的總債務、總杠桿率在幾個主要國家中是相對較低的，但是，企業債務較高，是中國的突出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結構非常顯著的特點。正是因為如此，在結構性去杠桿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重點是企業，企業去杠桿的關鍵是國企問題，國企去杠桿問題的核心是處置僵尸企業，而僵尸企業問題的本質是不良資產問題。這樣理清楚，我們去杠桿就不至于平均使用力量，就會有的放矢。
中國杠桿率的第二個問題關乎政府，特別是其中的地方政府。客觀而論，解決這一問題，非常復雜，因為它牽涉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涉及多級政府間關系，且牽連到財政與金融的關系，因此，要徹底解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杠桿問題，還須深入改革我們的體制機制。
環球時報：最近一段時間，中美間的貿易摩擦成為市場最擔憂的外部風險。您如何看待中美貿易之間出現的問題？
李揚：中美間的經貿摩擦今年開始顯露，但其實問題很早就已經存在。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二戰結束不久，西方國家針對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這些國家實施高科技領域、軍事領域的產品禁運，中國就屬于被禁運的國家之列。更應引起我們警惕的是，上世紀90年代，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之后，巴黎統籌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瓦森納協定》。該協定已經解除了對原蘇東國家的禁運，但是對中國的禁運依然保持，且延續至今。我們提出這一點，是想提醒大家，二戰以來，中國一直就被視為“另類”，因此，我們無須對當下美國的政策感到吃驚。
其實，美國現在提到的貿易逆差，只要他改變一點貿易政策便可全部解決，只要他賣一些高科技也就是高價值的東西給我們，逆差極易消失，但是他不這么做，反而對我們指手畫腳，這背后的問題就復雜了，已經超出了經濟問題的范疇。我的一位經濟學家朋友最近仔細研究了301調查的相關文件，他冷靜地告訴我，其實，美國政府并非根據301調查做出的制裁決策，他們的很多調查實際上是很不負責任的。因此，我想說的是，對于中美貿易摩擦，我們一定要丟掉幻想，以平常心去從容應對。
今天的情況無非是歷史的延續。這背后其實是全球治理機制的調整問題，是對于全球化向何處走的一個看法問題。中國始終強調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正是基于多元共贏的理念，我們有了“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是把原來的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領導的全球化中被忽略的一些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將它們聯系起來。這代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思路，完全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所以與原有模式產生了沖突。這種思路的沖突，文明的沖突，并不容易通過談判來解決。
當然，我還要強調，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基礎是把中國問題解決好。
環球時報：近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資開放的節奏明顯加快，但也有人擔心開放帶來的沖擊和風險。您如何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
李揚：我相信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速度會比以前快。
我們對外資的考慮經常會在控制權上糾結，其實研究顯示，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如果一個經濟體出現問題，外資往往是其中最穩定的部分。因為本國資本有一萬種途徑來逃避風險或實施自救，而外資則唯有依賴于經濟的穩定，方能存活并發展。因此，我們在對待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時，必須克服“必須我說了算”的心態，現在到了徹底拋棄這種心態的時候了。
所謂外資進入中國金融體系，無非是說外資可以持有并買賣人民幣定值的金融資產。因此，人民幣定值的金融資產市場發展如何，我們對這些市場的監管如何，我們的法律制度如何，決定了外資進入的利弊和發展方向。所以，我們又回到問題的起始點，引進乃至更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利弊得失，取決于我們市場體系建設的好壞。
我從來不認為把市場向外資開放就是“狼來了”。但是，要想使得外資對中國經濟產生最大的福利效果，需要我們把市場搞好，把政策搞穩定，把法制框架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