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講座 | 新自由主義語境下泰國中產階層的修行實踐
“在泰國參與修行實踐的中產階層普遍相信一種觀點：世界任何時候都充滿亂象，關鍵是我們的內心，如果內心足夠強大，就不會因為這些事情而痛苦。這種把痛苦都歸結到個體內心的觀念，其實和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自由和個體責任的精神非常契合。”近日，應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邀請在一場題為“靈性政治：新自由主義語境下泰國中產階層的修行實踐”的講座中，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龔浩群分享了自己在泰國的田野經驗，并做出上述判斷。
根據大衛·哈維的觀點，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具有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新自由主義與個體的情感改造之間存在關聯，有學者提出個體成就“作為企業家的自我”（Entrepreneur of the self），即個體被定義為自我驅動、總是回應市場變化的自治的經濟行為者，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精神的核心。
新自由主義經濟及其帶來的社會結構轉型，催生出一種經濟與宗教相結合的形式，即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和普適性，強調自我修養以及以審計文化為特點的靈性經濟。審計文化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商業邏輯之下，使我們屈服于一種需要我們為自身行為負責的倫理機制。這種靈性經濟不是將宗教視作逃避或對抗新自由主義轉型的手段，而是指經濟改革與新自由主義再結構化被想象、被規定為宗教熱情與靈性美德的方式。例如，印尼的靈性改革者通過個體倫理改革項目，試圖生產出符合新自由主義規則的主體性的類型，自我規訓、責任與創業行動都被展現為伊斯蘭美德，并在工作場所的內外影響著人們的倫理行為。
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2003年起，龔浩群堅持長期在泰國開展田野調查。她最初的研究聚焦于鄉村佛教與現代民族國家認同。2006年后，隨著泰國國內階層矛盾的激化和政治沖突加劇，龔浩群開始轉移研究視線，關注城市中產階層中的佛教修行者。泰國城市中產階層的修行實踐有什么特點？新宗教形式如何回應新自由主義語境中的政治轉型問題？龔浩群在講座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泰國中產階層的修行實踐
當代泰國人的宗教活動植根于復雜的政治、經濟、宗教背景。當代泰國佛教改革派主張“在當下滅苦””，“工作即修行”以及“人人皆可涅槃”，這種倡導個體自由平等和介入當下的宗教精神，被認為與民主政治一道構成了替代性的意識形態。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泰國本土資本家力圖維護自身利益，發展出新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政治權威主義相結合的經濟政治形態。2006年泰國發生的軍事政變在泰學研究界引起震動，學界開始思考泰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否有路徑可循？曾經為了實現民主而走上街頭的中產階層為什么成為了政變的擁護者？
龔浩群分別于2013年和2015年兩次在曼谷開展田野調查。最初，她感受到佛教修行中令人驚奇的身心技術；到了2014年，隨著泰國國內政治沖突加劇，她的田野調查計劃擱淺，等到2015年再回到曼谷時，她更多地感受到鄉村佛教與都市佛教的分化，修行者的政治態度也更為清晰地浮現出來。修行者們集中討論和試圖解決的問題為“什么是痛苦，為什么有痛苦，以及如何從痛苦中解脫”。有多名訪談對象宣稱“佛教是關于痛苦的科學，它能讓人們產生智慧”，認為修行實踐方法是科學的方法，不論人們信仰什么宗教，都可以通過實踐來獲得解脫。在一場修行實踐的小組討論環節，導師說“懂得痛苦是一種能力”，這令龔浩群印象深刻。她感到鄉村佛教與都市佛教的風格“太不一樣了，鄉村一到佛教節日，大家都會開心地去寺廟，寺廟里放著歡快的音樂，洋溢著喜悅之情，可是中產階層的修行卻天天在講痛苦”。
為什么會有痛苦？泰國的中產階層修行者認為痛苦的根源在于內心的欲望。在龔浩群參加過的一次佛法討論課上，導師給大家看了一幅圖，上面有座風景優美的山峰，他問大家看這張照片是什么感覺，大家說“心曠神怡”。這時圖片上出現一行字，寫著“一畝地兩百萬泰銖出售”，這時候，大家看著都不會輕松，覺得這個地方跟我無緣，然后感到惋惜，產生遺憾和痛苦。導師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所有的痛苦都來源于我們的內心，是由我們的欲望引起的。
如何去解決痛苦？泰國的中產階層強調通過各種身體技術如走步、呼吸或打坐的方式訓練自己的內心，而修行體驗是不可言傳的。在女子修行處的封閉式訓練里，龔浩群感到內心難以平靜，作為研究者她想“我是不是該去訪談？是不是該拍照？”宗教人類學研究中講求懸置研究者的價值觀，可是涉及到身體的時候，很難把自己懸置起來，可以說是“分身乏術”。直到第五天，龔浩群才開始進入專注的狀態。專注是克服“身心分離”帶來的痛苦的一種重要方式，比如人在專注于吃飯的時候，才會明白自己的牙齒在咀嚼，知悉食物的味道。另一種克服痛苦的方式就是內觀，讓另外一個自我來看清自己，比如自己的孩子不認真寫作業，作為家長感到生氣，但當情緒升起來時，如果有另一個自我在看自己，跟自己說“你看你又發火了，發火能有效果嗎？這樣教孩子對不對？應該冷靜下來”，那么你就會重新調整自己的狀態。
修行實踐與社會意義
泰國都市的修行者將修行體悟嵌入自己的世俗生活經驗中。有一位泰國石油公司的員工，他所在的公司每遇經濟不景氣就會裁員，以致他常常擔心自己的飯碗。為此，他在家中早晚進行走步練習，堅持了十余年后，漸漸感到能讓自己從緊張激烈的工作環境當中解脫出來。對于修行者來說，心不是一個被灌輸和壓抑的對象，是一個需要被調節的對象。修行的一大目的是厘清自己的身心關系，進而知曉自己的內心。任何人可能都有心智渙散的時刻，修行者可以感受到心的狀態，并讓自己回到心智清明的狀態中。就像學騎自行車很容易摔跤，但摔跤沒關系，站起來重新學習就可以。
泰國的都市修行者與鄉村佛教信徒有很大的差異。在鄉村佛教中人們會強調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在都市修行者眼中，宗教的核心是止息痛苦，宗教不等同于且高于道德。都市修行者會進一步建構起自己對社會的認知。個人的痛苦源于內心，如果每個個體通過修行超越痛苦，社會的痛苦就會消失。即使是涉及教育資源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修行者仍然相信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貧困，所有的貧困都是因為個體的欲望所致。在龔浩群看來，修行實踐帶來的結果可能是把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內向化，這與修行者對政治變革采取回避態度是一致的，修道者探討的核心問題不是怎樣推動社會變革，而是回到個體內心。
修行實踐對泰國中產階層來說既有超越性也有局限性。從個體層面來說，通過身心錘煉，個人內心的焦慮和壓力能夠得以釋放。但是，從政治和社會層面來講，修行實踐的局限性也很明顯。龔浩群將這樣的修行實踐放在靈性政治的框架中進行闡釋。靈性政治是將個體轉變為更具激情的宗教主體，也更具個體價值自覺性的政治主體的規劃。在靈性政治的框架下，個體解脫被視作宗教的最高價值，也是靈性訓練的最高目標。個體的解脫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前提，并具有價值優先性。同時，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歸因為個體靈性的缺陷，個體訴求取代社會訴求，實存的社會問題被逐漸淡化。
靈性政治影響著修行者對國家權力的理解，人們關注的重點從社會改革轉變為內心修煉，把個人欲望當作痛苦之源，不再強調公平和正義問題，從而否定了社會和政治變革的重要性。在當代泰國，修行者通過自我救贖來回避政治社會轉型中的沖突，并使得沖突的解決前景更為模糊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