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小說《三國演義》在描寫諸葛亮打仗時，畫風大多是這樣：諸葛亮戰前給各位將軍分發錦囊，命令諸將到某處打開第一個錦囊、某處打開第二個錦囊。蜀軍依計行事取得大勝，眾將嘆曰：丞相真乃神人也……我們先不考慮諸葛亮到底是不是神人，先研究下古代指揮作戰，真的有像諸葛亮錦囊妙計的那種決定勝負的秘籍嗎？如果真的存在，是否真的好用呢？
從軍事學角度上說，所謂“錦囊妙計”其實就是各種作戰預案。這個在古代其實存在，比如據《三國志》記載，三國時期，孫權率軍進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張魯時，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寫著“賊至乃發”。于是守將張遼等人打開曹操之函，結果里面寫到“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城。”眾將依照行事，真的大敗孫權，當其又當了一把經驗包。此后，隨著參謀體系的越發健全，那種作戰預案也就越來越多了，直到現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錦囊妙計”或者說作戰預案真的如《三國演義》里那么好用嗎？
首先，用“錦囊計”精確控制每一步作戰行動是不可能的。
指揮作戰要盡可能及時、充分、精準地掌握前線信息，而古代戰場獲取情報的手段非常少，除了慢如牛的逐級上報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偵察兵。偵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戰場距離拉的比較開，偵察兵就無法第一時間送回情報。
以東西魏河橋之戰（公元538年）為例，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與東魏主力決戰，雙方戰陣沿邙山和黃河一線擺開，東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諸陣之間斥候來往不便，信息報送出現了嚴重的延時。西魏軍左、中、右三軍無法掌握友軍的戰況，以至于當戰斗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左軍主將竟誤以為中軍已敗而撤退，由此引發西魏全軍總崩潰。主帥親自置身一線，尚且不能確保準確掌握情況，更不要說主帥遠離前線時了。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軍滅突厥之戰，名將李靖一邊輕兵疾進，一邊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軍到達陰山時，“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帳，皆俘以隨軍。”（《舊唐書》卷71《李靖傳》）這一舉措，使得頡利可汗完全喪失對前線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軍進至可汗牙帳（突厥可汗駐地）十五里，頡利才驚覺敵至。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所有斥候都無法提供準確情報。但關鍵時刻斥候屢屢不可靠，也讓統帥不敢任性地給一線將領下精準命令。萬一掌握的情況不準，豈不是害了前線軍隊？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便是這樣的統帥。他身為皇帝卻指揮打仗，而且喜歡直插到底，動輒預制方略遙控指揮，命令諸將嚴格依計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體到每一處城池如何進攻。數次元嘉北伐中，將帥們對文帝的“錦囊妙計”都頭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軍與魏軍作戰屢屢失敗，文帝的瞎指揮難辭其咎。所以，明智的統帥或將軍，一般不對一線作戰做太多干擾，而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權前線將領臨機指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這一經驗的體現。
▲宋文帝畫像
其次，《三國演義》中那種“錦囊計”未必真管用。
《三國演義》描寫的錦囊計，大多用于出奇制勝那種。實戰中出奇制勝的招數到底有沒有用，是在兩可之間的。如果敵我雙方在戰役層面勝負之數已定，戰術層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變不利為有利。
▲諸葛亮北伐圖
比如北周武帝滅齊之戰時（577年），也玩過一出“錦囊計”。北周軍奪取北齊重鎮晉州（今山西臨汾）后，第一階段作戰結束，武帝考慮到諸軍疲累，詔令主力退回關中暫作休整，而以大將梁士彥留守晉州。臨退前周武帝以計授之，說北齊肯定會以重兵反攻晉州，到時梁士彥一定要憑城堅守，以消耗北齊軍有生力量。后來北齊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萬大軍圍攻晉州城。然而武帝預料的消耗敵軍有生力量的局面沒有出現，反而是梁士彥幾乎頂不住北齊進攻，差點丟了晉州。危急關頭，武帝不得不放棄既定的“妙計”，急調主力馳援才勉強穩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點玩脫，正是因為錯誤地估計了戰場形勢，制定的戰術措施期望值過高。
▲北周滅齊第一階段作戰形勢圖
最后，真實的“錦囊計”只可能出現在戰略戰役層面。
以兩個最著名的錦囊計為例分析一下。我們開篇提到的合肥之戰的曹操之函，與《三國演義》式的錦囊頗為相似。然而細觀逍遙津之戰的形勢，曹操與張遼諸將在戰前已取得戰役層面的共識，即憑城堅守、先機制敵。從張遼、李典、樂進等人拆函后的反應來看，曹操的命令并沒有超出他們的預期。從這個角度看，曹操之所以遠隔萬里地送來這么一個無關痛癢的“錦囊”，主要目的不過是敉平張遼、李典諸人的矛盾，并再次強化統帥和前線將帥之間的戰役共識。
▲南朝宋武帝畫像
而東晉義晉八年（公元412年），太尉劉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線大將發過一個密函。由于五年前晉軍進攻蜀地遭遇了失敗，故而東晉高層圍繞進兵路線有過爭論。可選路線有三，第一條從墊江（今重慶）沿內水（今涪江）北進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晉軍由此進攻被蜀軍擊敗；第二條從安樂（今四川合江）沿中水（今沱江）北進路線適中，第三條從犍為（今四川宜賓）沿外水（今岷江）北進最為迂遠。劉裕預先定議，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內水和中水以作牽制。但劉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軍會提前戒備，于是故布疑陣，給征蜀統帥朱齡石一個密函，內藏進軍路線的最終版，函邊題書“至白帝乃開”（《宋書》卷48《朱齡石傳》）。晉軍諸軍不知到底如何進兵，蜀軍也無法有針對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點戒備內水方向。朱齡石到達白帝城拆書一看，原來劉裕仍然命令從外水進攻，諸軍如法進兵，最終取得勝利。從本質上看，劉裕“錦囊”的實質不過是個煙幕彈而已。
這兩個“錦囊”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終能夠發揮作用，與戰略戰役層面的正確預判是分不開的。
以上這幾個例子，事實上都發揮了未戰而先算勝敗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條件下，這種預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戰役層面的，并不涉及具體作戰行動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至于《三國演義》中那種事無巨細全部指揮的“錦囊計”其實已經超越了當時技術能力，屬于不懂軍事的人的腦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