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邦煒：我所知道的“江安黃氏三姊妹”
《黃少荃史論叢稿》于2018年3月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川師大張邦煒先生據此引發了一些回憶，遂撰成本文。原題為《自古才女多薄命——我所知道的“江安黃氏三姊妹”》，并有注釋，此處刪略。一、“江安三黃”
從前，川南地區有兩句俗話：“金犍為，銀富順”；“榮州不讓嘉州好，富順才子內江官。”江安在川南是個中等縣份，既稱不上“聚寶盆”，又算不上“人才庫”，但可稱為才子、才女者為數不是很少。江安籍歷史學家、梁啟超的高足周傳儒所說：“江安出了許多聞人，在全國全省皆知名。如南街朱山父子，皆工詩、能文、通經，北街傅增湘弟兄，皆翰林。傅氏雙鑒樓藏書之富，版本學之精，為天下第一。東街馮飛（號若飛）留日后為張群秘書長，以詩文書法名世。黃荃齋、黃穉荃父女善詩、精書法，名震成都。”其實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周傳儒本人就是一位江安才子，稍后還有以編導川劇著稱的戲劇家席明真享有“江安才子”的美譽。
當年人們說得最多的無疑是：“男有三傅，女有三黃。”“江安三傅”指傅增堉、傅增濬、傅增湘三兄弟，一門三進士兩翰林。“三傅”中以北洋政府時期官至教育總長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最知名。傅增湘的長孫、當今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中國工程院傅熹年院士可視為傅氏家學的傳人。“江安三黃”指黃穉荃、黃筱荃、黃少荃三姊妹，可以民國年間遴選為婦女界立法委員、共和國建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協常委的詩書畫家黃穉荃為代表。穉荃先生生前一再說：“江安只有‘三傅’，沒有‘三黃’。”一半是事實，“三黃”與“三傅”不能等量齊觀；一半系自謙，呂碧城、錢穆、吳宓、吳宓、徐中舒、周汝昌等碩學鴻儒對“三黃”均稱譽有加。穉荃先生早年有詩集《穉荃三十以前詩》刊布，被與秋瑾并稱"女子雙俠"的政論家、詩人呂碧城盛贊為“蜀中才女子”、“今之李青蓮”，從此負有“巴蜀才女”的盛名。被稱為“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的周汝昌著有《黃氏三姊妹》一文。他稱許道：“她們能詩擅賦，才情過人。”“穉荃在三姊妹中，論其才貌都居首位，詩、字都不同凡響。”
可是“三黃”命運多舛，筱荃（1911-1968）26歲即喪夫寡居，少荃（1919-1971）35歲方擇偶出嫁，且在“文革”中均因受迫害而自盡。穉荃（1908-1993）雖享年八十有五，但一生多病多災，35歲時其丈夫、時任西康省民政廳長的大邑冷融被人暗殺于路途。行文至此，讓人感嘆：“自古才女多薄命。”
對于“三黃”的生平事跡與學術成就，袁庭棟教授《懷念先師黃少荃先生》一文評述甚詳，既到位且深刻。我的老師趙儷生先生晚年高度贊賞袁文，特地向我推薦。我家祖上與黃家有親戚與世誼雙重關系，筆者本人也曾受到黃氏長輩關照。新近出版的《黃少荃史論存稿》引發了我的一些回憶，下面僅就個人所知，對“三黃”的家事之類稍作補充，不免拉雜瑣碎。
二、家事點滴
江安地跨長江南北，江南稱南鄉，江北叫北鄉。民國年間，江安黃氏大家族以北鄉寨子上黃家最知名，南鄉夕佳山黃家次之。而今夕佳山系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之一，被確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景區，并建立民俗博物館。其名聲大大超過寨子上，以致人們誤以為黃氏三姊妹系夕佳山黃家人。其實不然，兩大黃氏家族并無血緣關系，僅因同姓而聯宗，認為本家。寨子上黃家原住水清鋪承受塆，穉荃、筱荃出生于此。民國初期，長江、沱江三角洲一帶，土匪橫行。黃家為抵御匪患，在山間修建寧遠寨，并移居于此，因而人稱寨子上黃家。據說這里現在是一所小學。
穉荃、筱荃、少荃的排行不是大、二、三，而是三、五、七。其實穉荃先生既非老大，也非老三，而是老二。她說：“我上有一兄，早殤，本應行二，祖母為我命名曰三弟（即“招弟”之意），遂訛三為之行次，后遂依此為序。”至于為什么無行四、行六者，是因為夭折，還是別的緣故，不得而知。稱“三黃”“無兄無弟”，雖有所據，但不很確切。穉荃先生有一位比她年長三歲的兄長，叫黃幼荃，從其二伯父膝下過繼而來，由他傳宗接代，掌管經營家業。黃家田產甚多，每年收租在千石黃谷以上，解放后被定為特大地主。江安最大的地主不是黃家，而是“土老肥”劉福生。此人年收租超過兩千石，但同長工和諧相處，親自下地勞動，平時打赤腳，進城快到時才在冬水田邊洗腳，穿上草鞋。土改時，因他無勢力，未作惡，受到寬大處理，后來行醫為生。黃幼荃則被批斗，參加斗爭大會的群眾成千上萬。時任江安縣委書記親臨現場，稱黃幼荃為“江安黃世仁”，當即予以鎮壓。《川南日報》刊登消息，將他作為川南惡霸地主的典型，大張撻伐。兒時聽說此公有些“誑”，其父對他不甚滿意，曾寫詩開導：“耕讀相承二百年，未能耕作讀為先。教兒我亦無奢望，不墜宗風即是賢。……記取今時垂淚教，莫令遲暮誨無成。”他有何罪過，我當時年幼，不知究竟。
穉荃、少荃先生的事跡，有關材料言之已詳，可補充者不多。關于穉荃先生，疑問有二：一是她1931年到北平師大讀研究院，導師究竟是誰？傅增湘當年曾問及，穉荃先生的回答是：“黃晦聞（后改名節）先生。”她晚年向我解釋，其導師為北方學者、北師大高步瀛，向北大黃節請教更多。高步瀛也是一大名家，所著《漢魏六朝文選》、《唐宋文舉要》諸書曾多次重印，流布甚廣。有學者將穉荃先生稱為“黃季剛（名侃）的學生”，但黃侃不是其研究院導師，她只是不時向黃侃討教。二是穉荃先生曾任立法委員，解放之初是怎么過關的？據長輩告知，她當時在重慶，已被列入拘捕名單。重慶市軍管會負責人、后來曾任上海市長的曹荻秋是穉荃先生讀成都高師時的同年級同學，知道她無任何劣跡，且頗有才華，將其從名單中勾去，稍后又安排為市政協委員。
黃穉荃先生青年時代
至于少荃先生，聽長輩說，有個綽號叫“不堪回首”。她風度非凡，身材修長，喜著旗袍，很吸引眼球，可惜兒時曾患天花，面部留下微痕。少荃先生就讀于中央大學研究院，師從繆鳳林教授，后到內遷成都華西壩的齊魯大學跟隨錢穆先生鉆研先秦史。穉荃先生說“錢先生對少荃甚重視”[黃穉荃：《悼兩妹》，《杜鄰存稿》第 255頁]，有錢老《師友雜憶》可證。錢老夸獎道：“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據，益喜其難得。”并稱其善烹調，能飲酒，“可獨自盡一瓶”。由《師友雜憶》可知，少荃先生著有《戰國編年》一書，其“楚國一編凡八卷”，此書已散失。錢老后來重印其《先秦諸子系年》時，“增入少荃語數條”[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岳麓書社1986年，第222頁]。據我的中學歷史老師、80年代曾任四川師大歷史系主任的徐溥教授回憶，錢老抗戰期間在成都時，有所謂“金童玉女”，“金童”即金寶祥先生，“玉女”為少荃先生。金先生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我曾向其詢問此事，答案是沒有這回事。金先生說，錢老是他上北大歷史系時的老師，后來又在川大同事，但接觸很少。
少荃先生研究院畢業后任教于華西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奉調四川師院，當時校址在南充。與留美農學博士、遂寧楊允奎在南充成親后，于1955年到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楊先為二級，后升一級教授，曾任四川省農業廳長兼農科院長，并兼任四川農學院院長，“文革”中曾住“牛棚”，1970年病逝。
筱荃先生的生平，有關記載較少。她1928年考入成都大學英語系，后并入四川大學。1932年畢業后，在成都任中學英語教師，許配富順王乃雍。王畢業于中央大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先后出任陜西山陽、四川榮昌縣長，將到而立之年即病逝。筱荃先生曾任江安女中校長，按照當時規定，必須加入國民黨并兼任區分部主任。這便是她“文革”中被關進“牛棚”的緣故。筱荃先生精于岐黃之學，一是出自家傳，其母親及舅家樊氏有通曉醫書的傳統，二是久病成良醫。共和國建立后，被四川大學校長周太玄聘為校醫，后在成都工學院校醫院任中醫師。“三黃”身高均在1米65左右，筱荃稍低。穉荃是小腳，行走艱難；筱荃是天足，行動自如。筱荃相貌不在穉荃之下。她能文善詩，但留下作品極少。幸存者有《奉題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并請教正》七絕四首，其一為：“說法分明早現身，最荒唐處最酸辛。紛紛索隱皆余子，省識廬山未有人。”堪稱佳作，博得周汝昌好評。
三、沾親帶故
民國時期，識字率低，讀書人少。江安知識界往往非親即故、不時過從，僅有遠近、深淺、多少之分，是一張不大不小的關系網。穉荃先生同我講到過這方面的一些情形，可舉兩例。
其一，與周傳儒的往還。80年代初，八十高齡的周傳儒從沈陽到成都，直奔他的清華研究院同窗好友徐中舒先生家中小住。其間，曾造訪穉荃先生，進門便以黃三孃相稱，并以其剛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論文《論＜蘭亭序＞的真實性兼及書法發展方向問題》抽印本相贈。穉荃先生連忙叫他周八哥，與我母親對周傳儒的稱呼相同。看來黃、周兩家不止一層親戚關系，輩份計算方法在兩種以上。穉荃先生為人方正，不屑奉迎，她作為書法大家，一看題目就當面直言：“你懂什么書法。”可見他們從前來往很多，相當熟悉。穉荃先生告訴我，讀后方知，確有新意。數年后，周傳儒去世，其后人將其骨灰送回江安西門外七里半故里安葬，路過成都，請穉荃先生題寫墓碑，她慨然應允。
其二，與朱山父子的關系。如今說到朱山，只怕知之者甚少。說到朱山的外孫武漢大學歷史系朱雷教授，治中國古代史者幾乎盡人皆知。往昔在蜀中，辛亥英烈、《蜀報》主筆朱山及其養父文壇怪杰朱青長是大名人。穉荃先生說：在成都高師，朱青長是受業師；“論親戚，我叫他姨丈。”所謂姨丈者，母親的姐妹夫也，俗稱姨父。抗日戰爭時期，朱青長一行曾在其大邑縣鶴鳴鎮家中寄居達兩年之久。朱山“才華天縱，為革命壯烈犧牲”，竟遭到誤解乃至誣蔑。穉荃先生憤然寫下《朱山事跡》一文為其辯誣，稱頌朱山“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是其中最壯烈的先行者之一”。至于前引周傳儒提到的馮若飛，解放后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穉荃先生說，和她系表親，為同輩。黃家與傅增湘家族有轉彎抹角的“間接姻親關系”。1931年舊歷九月十三，傅增湘六十大壽，江安同鄉齊聚石老娘胡同七號傅宅祝壽，正在北平讀書的穉荃先生以及我父親等均應邀前往，出席者還有駐守喜峰口一帶、在29軍中任團長的楊文泉。楊系黃埔二期生，曾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粵北會戰，由旅長而師長，后升任整編第72師中將師長，1947年在泰安被俘。
黃家與我家是什么關系？我起初不知其詳。80年代中，四川大學研究宋史的唐光沛老師約我參與他的碩士生畢業答辯。唐老師對我說，聽少荃先生講，你同她沾親帶故，有瓜葛親。一次，我去棗子巷寓所拜望穉荃先生，隨便詢問。她對“瓜葛親”三字頗為不滿，稱少荃當時年紀小，不知情。穉荃先生向我解釋道，她稱我祖父為三老表，原因是她祖母姓劉，我祖父的母親也姓劉，黃劉氏與張劉氏是至親骨肉、姑姪關系，黃劉氏為姑，張劉氏為姪。因此，我父親雖然比少荃先生大六歲，仍以黃七孃相稱。我們兄妹稱“三黃”分別為三、五、七姑婆。我下次再到棗子巷，穉荃先生說，上次我走后，她腦海里像放電影一樣，播放著我們兩家的過從往還，一幕又一幕。她一樁樁慢慢道來，旁聽者有川大圖書館張老師（仿佛是位宋版古籍研究者）。諸如：那年我祖父在萬縣做事，祖母在成都燈籠街去世，喪事全由她父親操辦；我父母早婚，她參加婚禮，親眼看到兩個小娃兒拜堂；某年暑期她在成都放假回江安，搭乘的是我家包的木船，從合江亭經樂山、宜賓一直坐到江安龍門口，我祖父一路罵我父親；……頗具故事性。
四、“幺二三四五”
我父親認為，稱黃、張兩家為瓜葛親，并無大錯，但兩家世誼關系超過親戚關系。穉荃先生的父親叫黃沐衡字荃齋（1876-1944），1998年版《江安縣志·黃沐衡傳》由她親筆撰寫，開頭就說：“幼從北鄉增生張世祿學。”同書《張乃賡傳》稱：“父世祿，前清增生，是北鄉的著名塾師。”張世祿字列卿是我的曾祖父，張乃賡名宗高（1888-1950）是我的祖父。《黃沐衡傳》又說：“沐衡與其業師張世祿之子張乃賡交好。”穉荃先生對我說，我祖父稱其父為四表叔或四老輩，兩人是所見略同、齊心合力的好友。
舊時代，各地都有所謂“護官符”。按照當時人的說法，江安的“護官符”是 “幺、二、三、四、五”，即袁幺爺（只知其原籍為長寧）、趙二爺（子超，北洋政府時期國會議員，原籍古宋，后并入興文）、張三爺（乃賡）、黃四爺（荃齋）、馮五爺（雪岷，馮若飛的叔父）。“五老”之說不一定很確切，據說“幺、二”二老實際作用不大，而“三黃”的父親黃四爺荃齋則名望高、影響大。他以道德文章享譽當地，并任省參議會議員，姻親大邑冷氏又是川康地區有名的官宦之家。與黃四爺不同，我祖父張三爺乃賡系行伍出身，因北洋政府時期曾在川軍中任少將旅長，省內人脈廣，在家鄉頗有號召力。黃、張兩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張任縣參議長由黃推薦。
《江安縣志·黃沐衡傳》稱：“沐衡以張乃賡開明任事，力薦張乃賡作縣參議會議長，并以多做公益事相勉。如以馀款項為中學設獎學金，即黃所主張而張通過縣參議會以實現者。”同書《張乃賡傳》列舉了他在縣參議長任上“為人民做的一些好事”。抗戰期間國立劇專遷江安由 “五老”協力促成。劇專校長俞上沅的親戚馮若飛牽線，張乃賡奔波操辦。有人反對劇專入住文廟，黃荃齋出面說服。穉荃先生記述道：“國立戲劇專門學校將遷來江安，校址定在文廟，縣中老先生有反對者。父親曰：‘孔子嚴夷夏之防，孔子圣之時者，孔子若處此抗日戰爭時期，定當自動讓出文廟。’于是全體歡笑無異議。”黃、馮、張三大家族和衷共濟，互為奧援，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勢。“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民國時代的江安基層社會或可作為認知明清士紳社會乃至宋代士大夫社會的參照系，不同的是具有某些近代性。離題遠了，此處不多說。
五、承蒙關照
對于黃家三位姑婆，兒時只知其名，并無實感。有機會見到她們是在1955年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們兄妹跟隨父母從雅安搬遷成都之后。在我的記憶中，見到黃五姑婆筱荃先生僅有一次。我家遷到成都不久，她提著一大摞精美糖果到獅子巷來看我們兄妹。我的印象是這位姑婆既蘇氣又熱情。會到三姑婆穉荃先生、七姑婆少荃先生的次數則不少，她們對我的關照與幫助也多。
穉荃先生對我父親就多有關照。家父張安國（1913-2001）號定民，化名禎祥，系中共地下黨員。40年代中穉荃先生丈夫冷融的兄長冷寅東在宜賓專員任上，上方令其拘捕家父。冷寅東通過黃家向我祖父通風報信，家父賡即遠走西昌避難。1949年夏，我父親奉川東特委之命，前往雅安做劉文輝的策反工作，路經成都，形勢十分緊張。家父靈機一動，投宿黃瓦街穉荃先生府上，穉荃先生予以庇護。當時冷寅東正擔任成都市長，住冷家很安全。穉荃先生說，來了客人添雙筷子加個碗就是，一點也不費事。穉荃先生任國史館纂修期間，我二叔張安汶正在南京工作，兩人來往頗多。二叔恭請穉荃先生為我祖父題寫墓碑，穉荃先生不日即完成，其書法之精美令人叫絕。因當時家鄉刻工水平有限，刻在石碑上有些走樣。
拙著《宋代婚姻與社會》將出版，二叔又出面請穉荃先生題寫書名。她是位嚴肅的學者，懷疑宋代婚姻難出新意。我奉上書稿請教，穉荃先生過目后才說寫出了些特色，于是欣然揮毫潑墨。寫了隸書與行書兩種，每種都一寫再寫，供出版社選用。穉荃先生后來還為我寫了一副對聯：“文發春華，學徴秋實；才橫東箭，器重南金。”勉勵之情見諸筆端。一次，我冒然詢問穉荃先生：“你老人家是國民黨員吧？”她說：“非也，無黨派。”我起初感到奇怪，后來覺得并非不可理解。如人們以為我祖父一定是國民黨員，其實他只是1908年在成都讀玉龍中學時曾參加同盟會，從未加入國民黨。她反問我：“你是共產黨員吧？”我回答道：“同你老人家一樣。”她有些驚訝。或許因為我們都具有“統戰人士”的相同身份，穉荃先生晚年同我擺談較多，還專門請我吃江安菜豆花。我被安排為省政協委員，是穉荃先生最先告訴我的。1993年放寒假時，穉荃先生病危，我聞訊前往省醫院探望。病房門上寫著“謝絕探視”，我違命闖了進去，不一會她開始說話了。穉荃先生說，她昏迷已兩天，我來了，才蘇醒。接著便問我：“你不是在開省政協全委會嗎？”我以沒有相答。她說新一屆省政協委員的最后名單上有我，討論時她發言說了些贊許的話。第二天學校才通知我去報到，會議已經開了四天。穉荃先生不久即仙逝。
1957年秋，我剛到蘭州大學歷史系讀書，就聽系主任李天祜教授說，為增強師資力量，經高教部特許，已從山東大學調來趙儷生先生，四川大學黃少荃先生也將到任，他們都是學術造詣高、精力正旺盛的中年學者。后來少荃先生向我證實，蘭大擬調，確有其事，她既要服侍老母，又要照料丈夫，實難離開成都。我初次見到少荃先生，是1962年暑期我在西北師大讀研究生時，家父帶我前去川大錚園請教少荃先生。少荃先生不久又帶我去水井街拜望蒙文通老先生，此事我在《蒙老叫我讀＜文鑒＞》一文中有記述。1965年8月，少荃先生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讀到我的習作，曾來信鼓勵。
還有兩件事值得一說：一是借閱甘肅地方志。少荃先生研究清代西北回民問題，需要查閱多種甘肅地方志，當時只有線裝本且不易找到，由我一部一部陸續從甘肅省圖書館借出，航寄給她，她半月后即按期航寄歸還。少荃先生做學問之認真、勤奮、辛勞，可見一斑。少荃先生的學生繆文遠教授當年發現少荃先生居然有甘肅省圖珍藏古籍可讀，心里感到奇怪，同我相識之后才知由我代為借閱。二是同趙儷生先生的交往。少荃先生與趙先生年紀相若，又都是顧炎武研究者，相知而不相識。少荃先生《顧炎武的抗清活動》一文刻印本通過我轉交趙先生，趙先生《顧炎武＜日知錄＞研究》一文打印本又交我轉贈少荃先生，他們二人始終未曾謀面。1972年，趙先生路過成都，先拜訪徐中舒先生，還打算看望少荃先生。徐老“慘然地說，不久前她剛剛懸梁自盡，你已見不到這個人了”。2002年夏在蘭州開宋史年會，我陪同黃寬重、張元兩教授去拜望趙儷生先生。趙先生說到少荃先生的冤死，深以為憾，并向我大力推薦刊載于《學林往事》上的袁庭棟教授所著《懷念先師黃少荃先生》一文。我1980年從西藏內調成都后，時常想到少荃先生。如果她還健在，欣逢改革開放，一定著作等身，而我也一定能受到更多的教益。謹以此短文緬懷黃家三位姑婆。
（西華大學人文學院陳鶴博士對本文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