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968的遺產：打開當今歐美政治的鑰匙

正如理查德·沃林在《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一書導言中總結的那樣，1968年仍然是一個當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參照點：奧巴馬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承諾會超越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分歧，將美國政治推進到一個平穩的新時期，其競爭對手、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的競選活動則攻擊奧巴馬早年政治生涯中與60年代激進團體氣象派的創始人威廉姆·阿耶斯交往甚密；200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薩科奇利用2005年在巴黎郊區爆發的騷亂事件，批判 “五月風暴”降低了對權威的尊敬，使得無政府主義行為大行其道，宣稱法國要邁過“五月風暴”這段歷史，其競選對手賽格琳娜·羅雅爾則將最后的選舉集會場地選擇在了夏萊蒂體育場，因為該地曾是左派所謂的“五月造反”中一場大規模政治集會的地點；在2001年的德國，一張展示了外交部長同時也是“前68分子”的約施卡·費舍爾的照片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張照片記錄了他當年在參與示威游行中向警察投擲磚頭，激起了保守派們潮水般的譴責，他們聲稱費舍爾不適合擔任外交部長一職。半個世紀前的這些事件依然是當今西方國家不可回避的遺產，如何將它們歷史化關涉這些國家的當今政治。
1968對于歐美左派是有著符號性紀念意義的年份，提醒他們為平等斗爭和開展大眾運動的傳統，今天包括自由主義左翼在內廣義上的左翼都離不開“68一代”的影響。一方面，六十年代的運動極大地塑造了歐美當今左派的政治理念，使得平權理念的深入民心。六十年代末正是歐美發展的黃金時期，數十年高速騰飛的經濟奠定了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格局，失業率和通脹率均處于歷史低位，歐洲政府普遍實行的福利國家政策也提升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吸引力。在當時冷戰的格局下，各國的左派運動迅速發展起來，與反戰和平權運動相互聯動。戰后發端于英國的新左派運動和德國以及法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新潮流，受中國影響的毛派也開始壯大，對包括傳統左翼在內的舊體制發起了激進的批判。與此同時，受蘇聯影響的傳統左派日益僵化，與新左派之間的分裂日益加深。五月風暴中，法國共產黨反對毛派上街游行，協助政府阻止了學生和工人的聯動，最終使得法共和新左派分裂。
六十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年輕人參與，在于新左派的理念極大迎合了西方戰后嬰兒潮一代對傳統社會的反叛心理，層出不窮的社群運動也為年輕人參與政治提供了土壤。六十年代，北美和歐洲國家出現了很多帶有民主社會主義色彩的組織。在北美，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發表了休倫港宣言，對共產主義進行了批評，主張以民主社會主義重建社會。歐洲的學運領袖尼埃爾·戈恩·貝恩迪特（Daniel Cohn-Bendit）、居伊·德波爾（Guy Debord）影響下的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等其他左翼團體也主要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們懷疑乃至反對通過傳統馬列主義改造社會的可能性，轉而訴諸新的個人主義理念。也有年輕人組成的鼓吹暴力革命的組織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對于大多數手拿紅寶書的年輕人而言，毛主義更多是一種斗爭武器，而不是運動的目的本身。在民主主義和福利主義深入民心的情況下，極左派烏托邦式的斗爭理念也難以吸引到中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支持。因此，當年聞名遐邇的巴德爾曼因霍夫集團、紅色旅、氣象派和年輕人想象中的毛主義一起最終都成為了歷史名詞。
另一方面，強調個人權利的傳統自由主義產生了理論危機，對當時盛行的社群型平權訴求和公民不服從型政治運動的道義問題缺乏有效解釋力。這催生出了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這樣修正自由主義的理論經典，從公平概念出發就相關問題進行理論回應，試圖解決個體條件差異化下的公平道義問題。自由主義左翼理念的發展還深刻影響了歐美主流社會，形成了捍衛弱者權利和追求公正的所謂“白左”文化。以種族問題為例，今天主流歐美社會普遍認為是“結構性歧視”帶來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平等造成了非裔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和高犯罪率等問題，因而非裔有權利獲取更多資源的傾斜以彌補這種初始條件的不平等。在極具爭議的非法移民問題上，美國主流社會包括奧巴馬這樣的左翼政治精英一致反對遣返非法移民，而主張鼓勵其以工作和教育等途徑融入社會。歐洲近幾十年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沒能促進移民融入主流社會，反而造就了封閉的少數族裔社群，使少數族裔的社群權利與普適的個人權利產生沖突，為當代左翼自由主義提出了新的難題（詳見筆者《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黃昏？》一文）。

其次，六十年代的左翼運動深刻影響了今日歐美左翼參與政治的方式。在美國，追求平等法律權利的民權運動和女性、同性戀及非裔等少數族裔的身份政治社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民權運動的斗爭提供了這些群體對抗歧視的行動經驗，各種社會不滿群體如火如荼的抗議和不合作運動又增強了民權運動的合法性和戰斗力。白人和非裔民權斗士們在反戰和為非裔爭取權利時，同性戀也學習他們的斗爭策略在法院里追求平等，在聯邦政府前游行示威，而非裔組織黑豹黨和白人組織氣象派也會為了共同目標合作開展武裝斗爭。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但他和馬爾科姆·X等非裔活動家領導的運動幫助非裔實現了在政治選舉、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權利；1968年的美國政府迫于國內外反戰壓力，開始與北越政府在巴黎舉行談判，結束越南戰爭的路線圖已經清晰可見；美國社會學學會于1968年聲明要求社會消除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此前針對同性戀的歧視性法律已被相繼取消，同性戀平權運動在六十年代亦取得了長足發展。
經歷了六十年代的動蕩后，民權斗爭的遺產被以民權法案等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反戰和反對權威的反文化以及同性戀逐漸為主流社會所接納，并演變成今天的政治正確；底層非裔社群沒有忘卻黑豹黨等激進運動留下的逆向歧視遺產，將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平等通過越軌和暴力行為內化為了一種亞文化；激進左派中除了像廉姆·阿耶斯這樣轉向社會改良主義的之外，還產生了“黑衣黨”（Black Block）這樣和極右翼分子一樣充滿攻擊性的全球化群體。
在戰后歐洲，左翼政黨勢力發展迅猛，其中包括以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為代表的主流中左翼政黨，而共產黨在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樹大根深，成為了主要政黨勢力。它們紛紛采取選舉進入議會的方式參政，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更為重要的是，歐洲的產業工人階級開始發揮出強大的動員參政能力，西歐國家的工會組織組織起了各種罷工游行。意大利于1968年發生了自發的大規模工人暴動，工人不僅要求統一提升工資，還要求改善工作環境，最終迫使中左翼政府在1970年通過了歐洲最親工會權利的《工人權利法》。參與運動的工人隨后將自發建立的工運組織與工會合并，擴充了工會組織的規模，加強了工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議價能力。此外，具有左翼訴求的環保主義和同性戀平權等運動也開始興起，成為了至今有較強政治影響力的新左翼政治力量。
對于右派而言，1968意味著文明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為，正是當年左派的激進運動造成了今天西方社會道德敗壞、高犯罪率和經濟乏力等問題。南加州大學美國問題研究專家Nicholas Cull教授認為，六十年代的大眾運動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分裂今天依然存在，不管是這種分裂是以種族議題還是廣義的“文化戰爭”形式表現出來。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Amy Wax教授的觀點則在保守主義者中更有代表性，她的兩封公開信直言不諱反文化帶來美國傳統中產家庭道德的崩潰，導致美國的吸毒、犯罪、人口素質問題和極為不寬容的輿論環境，在美國輿論界引發了爭議。
然而，Wax所言無非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美國新保守主義觀點的新版本。當年尼克松正是憑借對六十年代反文化反權威風向的批判獲得了眾多擁躉坐上總統寶座，并開始了對全國范圍內的民權運動和反文化組織的嚴密監控和打壓。八十年代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深諳美國中產階級的心理，呼吁重新回歸家庭和發揚傳統道德，對里根等新保守主義者獲取更多美國中產階級支持產生了顯著作用。今天的特朗普則以更為露骨的方式批評美國左翼的做法博取美國中下層白人的好感，以此鞏固自身和執政黨的根基。
事實上，正如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ngus Deaton指出的那樣，美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并不在于右翼所說的家庭責任等道德的缺失，而在于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帶來的中產階級萎縮，而這一切源自八十年代以來延續了近三十年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美國左翼政治精英長久以來忽視了沉默的大多數的經濟訴求，片面強調意識形態化的身份政治議題，使進步主義者們輸掉了2016年的美國大選。
在歐洲，二十一世紀以來左翼紛紛丟失了所在國的執政黨地位，究其根本原因不僅在于左翼政黨的經濟成績并不理想，更在于無法提供區別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外的可行選項。除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通過反對緊縮政策博得了選民的支持，左翼執政黨也未能抓住金融危機的難得機遇推出具有吸引力的經濟政策，致使歐洲的整個左翼政治面臨低潮。此外，右翼民粹主義和“另類右翼”勢力崛起，對既有的自由主義體系發起挑戰，其蠱惑人心的口號獲得了眾多非右翼民眾的支持。反觀左翼卻無法提出比新自由主義體系和孤立民族主義更有吸引力的理念和政策，而仍舊在重申缺乏實現條件的高福利主義和無條件開放政策。從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抗議到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左翼早已提出具有預見性的普適性訴求并獲得了廣泛關注，但卻無法進一步提供建設性方案，因而也無法將對議題的關注轉化為對左翼政治的支持。
在世界政治生態驟變的當下，左翼必須跳出意識形態化身份政治的窠臼，提升對經濟議題的敏感度和專業政策水平，給出新自由主義和傳統高福利主義之外的可行政策良方，才能獲得更多大眾支持，走出和民粹右翼分庭抗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