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作家李西閩：應景文章大多沒有深度，我的小說并非如此
“我不會指責范跑跑，在當時，你要想想你會怎么選擇。我認為逃跑不是懦弱，而是一種人類的本能，這無可指責。如果我連自己的生命都救不了，我怎么去救別人？又怎么去幫助別人？我們總是容易站在一種道德高度去指責別人，這些批評者并不會設身處地地想，只會道德批判。”作為汶川大地震的親歷者，作家李西閩為范美忠所引發的社會輿論打抱不平。在他看來，真正的悲憫是讓地震中各式各樣的生命形態得到充分諒解，只要不是通過殺人放火的手段取得某種東西，在極端狀態下，選擇逃生根本不算什么。
其實，不只是范美忠，對于地震當下及地震十年后浮現的眾生百態，李西閩多是抱持寬容、理解的態度。
十年前的大地震，他被埋廢墟中長達76小時。十年后，社會輿論場一度分裂為兩種聲音：一部分人認為應當深切悼念，另一部分人認為災民已漸漸放下懷念之情，重新生活，不要再去渲染打擾。這對李西閩而言只是淡淡一句：“這樣的爭論毫無意義，想紀念的人，紀念就好，不想紀念的人，遺忘就好。”
災難于他而言，早已刻在生命中，不可能猝爾遺忘。“但我選擇直面，我也慢慢與痛苦講和，該吃吃、該喝喝，不等于說我的內心沒有痛苦，只是已經學會與悲傷和平共處，慢慢往下活。”
正值汶川地震十周年，李西閩的新書《我們為什么要呼救》出版，歷經十年，重看汶川大地震。這十年來，誕生過震撼人心的描述大地震的文學作品嗎？從幾度自殺，到如今堅信要“好好活下去”，他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轉變？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李西閩，聊聊他的新書，和地震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澎湃新聞：作家阿來覺得在當下、特別是在紀念日去寫地震，是一種災民心態，寫不出好作品，所以他自己特別要避開這些紀念日。你怎么看阿來的這個觀點？
李西閩：阿來說得沒錯，對于那種一窩蜂的紀念文章，為了博取某一種同情、販賣痛苦的文章，這樣講毫無異議。大部分應景文章，都沒有深度，我從來沒寫過。但我的小說并非如此，我是沉淀了十年，有話要說，不是借助紀念日來湊熱鬧寫這本書。我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我要把經歷過的東西寫出來，這是對自己的交代。
我獲救以來，寫過《幸存者》、《救贖》，還有這本《我們為什么要呼救》。我獲救后兩個月，還沒完全恢復好，就用一只手指敲出了十多萬字的《幸存者》。我想把我的經歷真實記錄下來，如果當時不寫，我可能會忘記。第二本書《救贖》講一對夫妻失去兒子，到大城市打工，兩個人有掙扎，有扶持，一起走過那段艱難的道路。《救贖》寫得稍微淺一點，因為缺乏時間的沉淀，關于災難，只有經過時間的沉淀，才能發現一些更寶貴的東西。
今年是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十年來我經歷過種種不堪、痛苦，都寫在書里。書中我寫了蘇青和李翠花兩個家庭，他們經歷種種煎熬和痛苦。我們這些幸存者很多人一直在苦熬，我選擇在十周年出版這部小說，不是純粹地為了紀念，這本書里，我沒有販賣悲傷，只是真實地寫了我們這些幸存者，十年來的經歷和過程。我也希望借這本書告訴自己，不能再沉湎在大災難的痛苦之中，要重新開始。十周年，是一個結束的日子，也是一個新生活開始的日子。
從我埋在地下的時候一直到我被救出后的這十年，我一直都在呼救。我為什么要呼救？因為我需要得到別人的幫助，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星球，很多落難者在遭遇困難時，一直在呼救，卻得不到回應，他就死去了。我覺得我必須記錄下這些東西，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相互攙扶往前走，相互幫助著往前走。所有的呼喊我覺得都是有意義的，不論有沒有回應，這是我要表達的一個理念，就是人必須攙扶著往前走。
澎湃新聞：你提到的“應景文字”，常常會寫成哭天搶地或者好人好事，你怎么看待這一現象？過去十年里，有哪部關于大地震的作品讓你感覺寫得好？
李西閩：這類應景文字，大多沒有深入人心。但是，也有一些紀實報道寫得很感人、真實、客觀，寫得很好。為什么會出現那些流于一般的應景文章？其實跟我們一些寫作者的“急躁”有關系。比如說明天“5·12”了，我今天開始寫，為了能及時發在報紙上。這種淺薄的、快餐式的紀念文章，每年都很多，某種程度上，是報刊的一種八股文化，每年都回避不了。
但是這樣也好，總有人去寫，比起讓事件消失、忘記要好。但是，我們仍需要一些有深度的文字，來挖掘和反思災難，與悲傷講和，這才是最重要的主題，才是富有生命價值、意義的內容。我新出版的這本書肯定不是應景文章，因為我對靈魂有很多挖掘，也有深意蘊藏在具體的故事細節中。
這十年里，真正寫地震的、成書的作品并不多，只是報刊上一些小文章多。有一本書叫《汶川十年》，里面都是紀實作品，我覺得那本書寫得還不錯。
其實，這個題材的寫作不討好。存在幾個問題，一是很難有人會深度挖掘地震題材。有些作家覺得，如果去寫，會陷入剛剛所說“販賣悲傷”，怕被別人議論。二是確實難寫，因為中國關于災難的作品，包括電影和小說，到現在為止，真實的、深度的作品基本上沒有。
另一個問題是這個題材太難駕馭，很難寫好。因為這需要積累和深刻的悲憫之心，否則就會回到應景式文章。甚至像阿來，我想他觸碰這個題材時，也是有顧慮的。但我是親歷者，我不寫，誰來寫？而且我有感而發，并非空泛談論。
澎湃新聞：你曾有過幾次自殺的想法，但在這本書中反復在提要好好活下去，怎么會發生這種轉變？
李西閩：經歷大災的人，大多會產生一些精神上的問題，比如抑郁癥、創傷應急障礙等。每到這時候，整個人像陷入泥潭里，不能自拔。有一種幸存者內疚的提法，說的就像我們這樣，常常會產生難過情緒。我經常會想他們死了，我卻活著，好像對不起他們。這種負疚感一直纏繞，會給我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到極端時就會產生厭世感，會一直沉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
每次我遇到痛苦時，內心都在吶喊，有時沒有大聲說出來，有時會說出來。我會在微博、朋友圈里說說我自己的情緒，那是一種呼救方式，很多朋友看到以后，就會打電話安慰我。我怎么走出來？其實活下去是一個最簡單的目的，因為人只有活著才有無限的可能性。我會去找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讓他給我們開藥、檢測，也要依靠很多親朋對我的關懷，比如說我女兒就會讓我覺得，為她付出是我的意義，我要養育她長大。一次又一次之后，我才慢慢地走出來。
澎湃新聞：大災之后，有人產生心理問題，會在宗教信仰上有所調整，你也這樣嗎？
李西閩：其實，很多經過災難的人信佛、信基督，都在尋求一種宗教救助，這也是一種內心呼救的表現。信仰是很重要的事，很多經過大災的人，他們皈依宗教以后，確實是回歸寧靜，漸漸地很多病也就治好了，特別是精神上的疾病。但我覺得無論如何，這些精神疾病，除了用藥物治療，其他的都發揮著輔助作用。
我對所有的宗教都很敬畏，我是一個崇尚自由的人，怕自己信仰某個宗教后，會陷入另一種束縛。所以，我一直在尋求一種合適的，能讓我真正皈依的宗教。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有自己的信仰，比如前面說到的“活下去”，活著就是我的信念。
澎湃新聞：從十年前的《幸存者》，到今天的《我們為什么要呼救》，下一本書你還要考慮再寫大地震嗎？這本書成書后，你會有遺憾之處嗎？
李西閩：我的下一本書肯定不是地震題材了，因為我必須要有更好的沉淀。等到再寫災難小說的時候，我不會再寫這么薄的書，會用寫30萬、50萬字的篇幅對災難重新審視。我對災難有敬畏，所以，如果再去觸碰這個題材的話，可能要五年、十年后，寫一部更驚心動魄的作品。我永遠不會迎合什么周年紀念來寫作，《我們為什么要呼救》，它對我來講是十年來的總結，也是重新開始的起點。
關于這本書的遺憾，我覺得未來再修訂時，我會讓故事和人物更豐富一些。這本書的缺點還蠻多的——因為任何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主要是寫作時感覺太倉促，像李翠花一家的故事，如果我能寫得更詳盡，有更豐富的細節，可能會好一些。
澎湃新聞：選擇遺忘，對災民而言是一條好的出路嗎？他人的安慰對你有用嗎？
李西閩：這是忘不掉的，而且就算選擇性遺忘，哪天又重新記起，那是更厲害的心理傷害。很多心理學家都會建議災民選擇慢慢接受，而不是遺忘，坦然面對才是最好的治療成果。災民其實忘不掉那場災難，就像我每天一洗澡，會看到我身上的傷口，我忘不掉。遺忘不幸的，忘不掉，就去接受、面對它，再勇敢地活下去，這才是唯一出路。
他人的安慰不是說沒用，而是說沒有一種真正的介入和感同身受。但確實，感同身受很難做到，甚至有時輕描淡寫的安慰還會讓人覺得是一種負擔，還不如躲在一個屋子里，去舔舐自己的傷口。我很建議這些人應當由真正理解他的親朋給予更多的關愛，這樣他會比較好。
澎湃新聞：你被埋76小時后救出，對你的這段傳奇經歷，有人覺得同情、憐憫或驚訝，你更希望別人怎么來看這段經歷？
李西閩：對我來說怎么看都不重要，有什么樣的感受都是正常的。我們每個人的思想深度、學識、閱歷都不同，所以對某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樣。有很多人會同情我、覺得悲傷，特別是我的好朋友們，他們對那種折磨更加感同身受。這樣的經歷很容易碰觸到人內心最柔軟的一部分，就是悲憫，對受難者會有一種自然的悲憫。也有人覺得這沒什么了不起，甚至在我獲救后，有人在博客上留言，說我怎么沒死在那？人心是永遠琢磨不透的。
所以對這段經歷，有任何反應，我都不會覺得奇怪。一直以來，我對別人的評價都不太在乎，我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更好地活下去，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