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十字街頭｜紀念碑式雕塑：從凸顯到消散
室外雕塑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改變并定義空間，但在不同時代，它們改變和定義空間的方式與程度并不相同。時髦的抽象雕塑不是太大，就是太突兀，給人的感覺是它們被放錯了地方。但即便如此，也沒人認為應該繼續塑造以英雄人物為原型的紀念碑式雕塑。時代的確變了，而且變化是不可逆的。這種變化不但反映在審美觀念的分化上，也反映在人們追求道德和歷史象征的熱情持續衰退的過程中。
紀念碑式的雕塑不再能夠凝聚人心和塑造認同，廣場也不再是市民公共生活的中心。隨著城市規模擴張，大城市逐漸形成多中心格局，衛星城鎮的發展，進一步削弱了內城和老城的地位。內城和老城失去了對城市歷史敘事和審美品位的控制權。
居民對公共空間的關切，從廣場和街道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區，對公共政策的辯論——如果還有的話，也從廣場轉移到了網絡。被本地居民拋棄的城市中心，成了游客最集中的地方，那里的服務設施也根據人群的變化調整了原有功能。廣場不再是公眾集會的首選場所，公共廁所、停車場、紀念品商店和快餐店這些旅游服務設施，變成了市中心的功能樞紐。
如果說原有的紀念碑式雕塑還能引起爭論的話，爭論的核心也變成了把它們當作不合時宜的歷史遺跡保留下去，還是根據新的解釋潮流拆掉算了。
1990年代蘇聯垮臺后，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拆除了大量列寧、斯大林和本國共產黨領袖的雕像。20多年后，美國也興起一股拆除雕像的潮流。馬里蘭州拆掉了一座前最高法院法官的雕像，路易斯安那州拆掉了4座美國內戰時期的歷史人物雕像，圍繞要不要拆掉羅伯特·李的塑像，弗吉尼亞州差點發生了暴力沖突。要求拆掉這些雕像的理由都是：它們的原型支持蓄奴。
不管是留下還是拆掉紀念碑式雕塑，問題都不在審美。沒人議論它們的風格、手法，以及它們與周圍的環境是否協調，人們只是著眼于這些雕塑所代表的價值，以及這種價值如何規定城市居民與城市歷史和現實的關系。
在蘇聯時代，社會主義衛星國樹立的列寧和斯大林雕像有多重含義。這些雕像既是超國家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模式化表達，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際政治的縮影，因為列寧和斯大林都兼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蘇聯領導人的雙重身份。
二人的雕像遍布東歐各國，意味著蘇聯作為意識形態宗主國在東歐的象征性在場，其數量也和蘇聯的影響力成正比。對東歐國家的城市居民來說，它們象征著多重強制：既有國家對個人的強制，國家對國家的強制，也有歷史對現實的強制。
大多數推倒雕像的行動都發生在政治轉型剛剛開始，未來還很不確定的時刻。換言之，推倒列寧和斯大林雕像，是當時席卷東歐各國的政治抗議的一部分。
和2010年代準備推翻雕像的美國人不同，1990年代東歐各國居民迫不及待地推到列寧和斯大林的雕像，并不是基于身份政治，而是為了表達一些傳統得多的政治訴求。東歐的抗議者面對的局勢也比當代美國緊迫得多，危險得多。
相比之下，在美國拆除一座雕像，只是激活公共討論的一種方式。不管樹立一位19世紀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雕像的初衷是什么，即使這座雕像今天真的還能帶來某種心理創傷，也不會有人相信，這種創傷能夠通過推到雕像得到療愈。
城市規劃總是通過對符號節點的安排，讓城市格局與對城市歷史的闡釋聯系在一起，但城市以其超長的時間尺度和不斷擴散的空間形態，反過來稀釋符號節點對城市歷史的闡釋，中斷規劃者的議題設置，從而不斷接納更多元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就是城市生長的方式。
大多數戶外雕像都會慢慢變舊，如果所在城市盛行酸雨的話，這個自然的進程還會加快。對那些紀念碑式雕像來說，損耗不僅發生在雕像表面，雕像還會在符號層面發生其所指的消散現象。
這個自然消散的過程可能會因為兩種相反的力量得到修復。市政當局的強調和反對者的異議，都會繼續鎖定乃至強化一座紀念碑式雕像與其初始象征之間的對應關系。但無論如何，只要不被反復重建（或反過來，被反復推翻），雕像所承載的道德和歷史象征就會逐漸淡化。
雕像周圍的植物會持續生長，雕像和周圍環境的比例會發生變化。曾經凸顯的事物會退隱，日常生活會蠶食符號空間的邊界，空地的功能也會轉變，直到它們被納入另一種邏輯為止。
總有一天，雕塑會失去定義空間的能力。它們曾經以自己超出周圍事物的體積，強迫行人仰視并接受它們的歷史敘事，但時間會削弱這種強制的力量，迫使它們退居為意義含糊的背景。
（作者系攝影師，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