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走進南嶺︱吳滔：用民間文獻書寫江永瑤鄉
近十年來，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師生在南嶺地區展開田野調查，一次次地奔走在湖南郴州的宜章縣、永州的藍山縣和江永縣的村野田間，在這里尋找歷史遺跡，發掘民間文獻，并利用田野經驗和所得文獻研究明清時期這一片南國山地的政區、族群、社會等問題。同時，他們也對田野調查中搜尋到這些民間文獻進行了整理，今年將陸續出版兩種。其中，《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編》 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系《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編》前言，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明王朝為了守備地方、防止叛亂再度發生，同時出于維持南北交通線的需要，先于洪武初年設立了永州衛，又于洪武二十九年增設枇杷、桃川、寧遠、江華、錦田等千戶所，隸寧遠衛。自此，單永州府一地，就擁有兩個衛級建置：永州衛和寧遠衛。其中，桃川所和枇杷所皆位于永明縣南部，成為帝國經略南嶺控制薄弱區、維持南北交通動脈的前哨。
桃川所城，在永明縣西南四十里，四周是一片大平原，當地人稱之為“桃川洞”,該洞隔都龐嶺和萌渚嶺分別與廣西恭城、富川二縣交界，通過很多不知名的小道與廣西交通。明初，衛所軍隊進入桃川，不光有守御任務，還要在桃川洞及鄰近地區組織軍士進行屯種。 除常設的千百戶等官外，該所還專置倉大使和副使各一員，專門收納本所的屯田子粒。衛所的屯田名義上系從永明縣“拋荒田”和“絕戶田”劃撥而來，然在桃川所設立之初，與永明縣之間并沒有和平相處，兩者曾為爭奪田土的歸屬發生過劇烈沖突。筆者在桃川所南邊一個叫“錦田”的村子里，發現了一塊正德十年的寺廟碑刻，上書：洪武、永樂間，因“軍州紛擾”，該寺廢毀，僧徒散亂。其時恰值桃川所甫設立及劃撥屯田之時，后世衛所與州縣田土呈犬牙交錯的格局由此或已奠定。
永樂以后，衛所制度遇到巨大挑戰，軍士逃死者漸多，各地屯田也因而廢弛。桃川所也不例外。至嘉隆之際，桃川所“原設千百戶十七員，見存一十員，額軍一千一百二十人，逃絕一千三十人，實在一百二十七人”。衛所體制敗壞最直接的后果之一，乃是造成大量屯產流失于民間。少數留下來的及從原籍清勾回來的軍士，難免會和生活在衛所周圍并占有屯田資源的各色人等產生摩擦，這些人既包括生活在當地的民人，也包括被招撫的熟瑤和和雇募殺手。有跡象表明，占種或佃種軍屯并非外部勢力介入衛所體制的唯一方式，熟瑤代替軍人守衛隘口的故事一直在南嶺地區流傳。這些熟瑤承擔著把守交通沿線隘口的責任，并享有“蠲免雜稅”或“納糧不差”的特殊權利，如果此事屬實，則意味在衛所軍兵大量逃亡之機，部分瑤人作為非正式編制的戰斗人員早已被衛所體制所吸納。
依托在衛所體制下的招撫瑤人毋需加入軍籍，而是以一種非正式編制的戰斗人員進入衛所體制。有時候，他們還通過購買民籍將所耕田地登記在永明縣田賦項下，或將所買土地寄付在民籍之下，在衛所和州縣兩個系統中均承擔有賦稅責任，這種結構在當地瑤人文書中被稱作“縣所兩相報納”。然而，作為主的非正式兵源的把隘瑤丁，始終仍徘徊在正式體制之外。正德嘉靖年間，永州府以永州衛和寧遠衛為基礎，在府境特別是南境與兩廣交界處大量設置營哨形成了衛所、屯戌、營堡錯峙交叉的復雜格局。永明縣共設營十六，分屬永明縣和桃川所，各營分配旗軍若干名至數百名不等，殺手若干名。其中，桃川所屬營堡和永明縣所屬之靖西營由永州、寧遠二衛分撥指揮、千百戶等營官進行統轄。這次軍制改革最大的特點，乃是軍事防御系統不再局泥于既有的衛所體系，出現了兵源多元化的趨向。
除了衛所軍官和旗軍之外，永明營哨體制中還有從民間召募的壯丁——“殺手”這一特殊兵種。據隆慶《永州府志》載：永州府的“殺手”并非出自本地，而是出自鄰近的廣東陽山縣，他們雖然不同于衛所軍，不世襲軍籍，也毋需終身服役，但從異地雇募，顯然不能算作力役，而與以抽編民丁為特征的民兵制有異；另一方面，“殺手”由地方政府與衛所聯合召募，相應地，其薪餉供應亦不是只來自州縣民壯銀這一個渠道，還包括衛所屯田子粒折銀。這意味著原本分屬不同系統的軍費與地方經費開始逐漸融為一體。
從純粹士兵管理的角度著眼，明中葉以降兵源多元化，并未根治之前軍戶世襲制下軍士大量逃亡的弊端，一旦軍餉裝備沒有著落，很難保證外調募兵不會逃回原籍。永州知府史朝富為此專門制定了針對陽山殺手因工食不給返回原籍的預防措施，使其“漸成土著之民”。隆慶二年（1568），由永州府知事官吳??主持的清查屯田活動成為使殺手在當地定居的重要契機。在這次清查中，先后在永明縣境內清出大量屯田。他將清丈出的屯田，以51.8畝為一個單位，分配給現役屯軍耕種。然而，此時的屯軍數量已嚴重不足，分配下來之后，仍有很多的屯田無人承墾。于是，參與清查工作的德安府推官查鐸欲將這些田召取軍人的家屬（余�。﹣淼璺N，“承頂正軍”，無奈當地衛所余丁也不足數，故還是未能盡佃。出于陽山殺手的軍餉一直沒有穩定來源的考慮，他動議將這些屯田撥給殺手之有家室者，以抵軍餉。
開種拋荒屯田，給開種者永為己業，從嘉靖以后就成了救止屯軍逃亡、屯田拋荒的主要應對之策。由此產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乃是使得原本流動性很大的陽山殺手及其后代利用優待政策攜眷在當地落地生根。在江永縣桃川鎮巖寺營村有一塊明天啟三年（1623）的碑刻，碑額上書“雄福楊公廟記”。其內容主要說的是，嘉靖年間，永明縣連發瑤亂，馮、陳、錢、盧、邵等姓的祖先奉命從廣東前來征剿，一開始他們住在巖穴當中，雖有軍人身份，但毋須世襲軍籍，后來逐漸在當地立籍承差，才有固定的房屋。據乾隆《陽山縣志》記載，楊、馮等軍官在成化、隆慶年間由于平定叛亂有功被鄉人立廟崇奉，是地道的陽山本土信仰。
除了巖寺營的馮、陳諸姓，永明縣雞嘴營的鄧、邵、龍、梁四姓，也把楊公、馮公奉為他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個號稱是“陽山殺手”后代的石枧村，石枧村別名“苦子營”，當地雖未發現楊公廟的遺存，但徐、張等九姓同立“九股祠堂”，表現出與巖寺營、雞咀營“眾姓供奉一祖”類似的社會組織機理。這3個村落均屬于正嘉年間永明縣所設16營哨系統，至今還保留著部分與殺手體制有關的歷史記憶。
在營兵制方興未艾之時，把隘瑤丁也被有機地融入該體制當中。在永明縣及桃川所十六屬營中，靖西、土寨二營分別位于清溪和古調二村，而隆慶《永州府志》將清溪稱作“猺村”，古調稱作“猺口”，則可推測二村在明中葉營兵制推行的過程中已被明確貼上瑤人聚居區的標簽。另為確保州縣百姓完成其他雜役，地方官員還常常把增收額外民壯銀的巨大財政漏洞轉由瑤丁來填補。這些把隘瑤丁大量占耕原本屬于衛所的屯田，州縣考慮將具有軍政用途的民壯銀負擔轉嫁充頂到他們身上，亦可謂合情合理。從表面上看，這一過程主要表現為軍事資源的逐漸被蠶食，然而，如果我們從各種地方武裝相繼卷入衛所體制的角度著眼，或許可以反過來認為，與這種蠶食相伴的，同時也是衛所范疇的不斷擴張。
入清以后，營兵制被綠營制所取代，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川所和枇杷所正式裁撤，兩年后遍布湖南全省的清丈，更是令衛所體制徹底瓦解，原來的衛所屯田已被完全納入州縣賦役體系。針對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清丈，永明知縣李月林直接批示，扶靈、古調、清溪等村的瑤田免予清丈，經過瑤戶的一番刻意的運作，免丈瑤田的數目不斷增加，不僅包括招安黑、白二瑤之屯餉，而且包含了瑤人耕種的所有土地中本來按照民米則例繳納賦稅的民田部分。這直接導致熟瑤村落所掌控資源的急劇膨脹。以上事件表明，作為象征意義上的衛所體制在有清一代的地方社會繼續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清朝初年，永明縣與周邊大多數地區一樣，曾用“有戶籍而輪稅糧者為熟猺”、“不供國課者為生猺”作為標準來區分生、熟二瑤。乾嘉間，客民大量涌入永明南境，熟瑤的特殊利益遭遇沖擊，扶靈、古調、清溪、勾藍“四大民瑤”的自我凝聚進程隨之加快，他們通過構建或修改既有的文本敘事，并另外制定了一套“排他性”的標準，增加了“家詩書”這項相當苛刻的標準，從而把不符合條件的眾多熟瑤群體排除在外，逐漸完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從“墾耕把隘”到“兩相報納”再到“詩書傳家”的故事，均意在強調與官方制度千絲萬縷的聯系。
為了追尋江永縣衛所體制的特殊形態，自2011年以來，我們先后前往當地從事田野工作十余次。工作的重點主要是搜集地方文獻，整理碑刻資料。經初步統計，江永全縣的碑刻可能在一千通上下，僅桃川洞一帶即存碑200余通。這200多通碑，大致保留了自南宋初年至民國期間較成序列的地方歷史，舉凡軍事、賦役、農業、商業、交通、信仰、教育、族群等重要領域，皆有涉及。這次我們將這些碑刻整理出來，姑冠名為《江永碑刻集初編》，一方面是出于保護鄉土文獻的實際需要，可與其他地方文獻相互印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促使后繼者沿著這條道路出版續編、三編，并一直保持下去。
為忠實碑刻原貌，在整理過程中，所錄碑文不僅完全按照原碑行列格式進行整理，而且一律使用繁體字，有少數古簡字、異體字和俗字亦盡可能予以保留，并按碑刻錄文慣例，用“□”表示缺字。每一方碑刻均采取先文后圖，一碑一圖，盡可能標明具文年代、碑刻尺寸、字數等信息。碑文次序，先按照地點進行排列，在同一地點下，按自有紀年或可考紀年先后順序排列，所屬朝代可確定而具體紀年無法確定者，置于該地碑銘之末。碑石題名以碑文為準，原碑無標題或標題雷同者，根據文義擬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