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軍：西方對中國科技創新存在錯覺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在過去20年里，由于在研發領域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去年中國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達到了2.2%），中國取得了快速的技術進步。不過，我們還不能認為中國已經處于全球科技發展的前沿。事實上，中國與科技前沿的差距可能比大多數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復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2018年7月30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刊發文章《西方對中國科技創新存在錯覺》

在西方，很多經濟學家和時事觀察家都在將中國描繪成全球科技競爭中一個頗具實力的選手。他們認為，中國政府通過實施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已經使這個國家成為能夠與歐洲和美國并肩而立的科技大國。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今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會議上指出，中國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國的22%，卻已擁有世界上最尖端的技術和科技行業巨頭，這堪稱“歷史性奇跡”（historical wonder）。

美國貿易代表在今年3月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中國制造2025”計劃（這是一份2015年公布的關于中國產業升級的藍圖）證明，中國正在盡全力在其認為具有戰略價值的高科技產業領域取代美國的地位，比如在機器人技術領域。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布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已如愿開啟了自己的牌局，中國正在為實現自己的目標違反當下的全球規則。的確，很多西方人士都在發出警告：中國打算依靠自己的技術實力制定出一套全新的、與西方長期以來所推行的完全不同的規則。

這是對事實非常嚴重的歪曲。數字技術的確正在使中國經濟改頭換面，應該說這是移動互聯網所驅動的商業新模式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結果，而非尖端科學技術在中國獲得發展的結果。受其影響的并非中國的制造業部門，而是普通中國人的消費模式。這樣一種消費模式轉型其實不僅發生在中國，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這一轉型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這還是要歸功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規模以及尚不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

另外，這種消費模式變化顯然與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毫無關系。正相反，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基本上都是由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私營企業驅動的。

事實上，西方觀察家們（不僅限于媒體，還包括學術界和政界，比如特朗普總統本人）對中國政府在國家發展戰略和高科技產業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夸大并且存在著根本性誤解。

與人們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國政府的那些政策不過是幫助一些企業降低了進入新產業領域的成本并提高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此類政策實際上已經鼓勵過多企業進入新的產業領域，由此導致了對某一產業里既有企業保護不足和過度競爭現象的出現，這些都招致了人們的批評。因此，如果說中國的確對有效的產業政策存在依賴，那么這些產業政策也不會對全球規則產生任何不公平的效應。

說了這么多，中國科技產業的前景到底如何？中國人的確是善于學習的民族。在過去30年里，中國制造業的表現證明，他們在模仿、改進和擴散新技術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過，中國公司仍然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擁有核心技術的外國公司從中國制造商手里抽走了大部分產品附加值。

位于江蘇省的丹陽是全球光學鏡片產業的制造中心之一，當地的工廠能夠生產出全世界最為復雜的光學鏡片產品。可是在漸進式鏡片這種產品的生產上，他們并不擁有生產設備所需要的一種核心軟件，他們必須為自己生產的每一片漸進式鏡片向一家美國公司支付軟件使用費。與此相似，中國汽車制造商的組裝生產線也仍然是從發達國家進口的。

很顯然，應用數字技術推動消費模式進步與在全球高科技領域成為領先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若要實現后者，以研發周期很長的制藥行業為例，中國需要在時間、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方面進行持續不斷的投入。

鑒于這樣一種現實情況，中國很可能還需要15到20年才能在研發投入領域達到日本或韓國的水平，更不必提更加重要的研發成果了，中國在那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加懸殊。不過，中國可以通過吸引創新型人才和強化長周期研發項目的激勵措施來加快追趕的腳步。從跟在后面模仿的學生到技術創新者，這個過程是沒有捷徑的。

其實，中國的大學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們不僅要培養大量科技人才，還應該在基礎研究領域有所作為。大學要超越擴招和提高教學質量這樣一些目標，大學應該有更高的追求。

當然，這一切不會很快實現。從上世紀50年代失敗的“大躍進”運動中，中國人已經吸取了教訓。人們不可能也不應該通過揠苗助長的方式來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7月30日“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