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紀念｜葉恭綽逝世五十周年：衣被滿天下 誰能識其恩
葉恭綽是中國近現代交通事業和交通教育事業的先驅，他是通古曉今的學者、博古好雅的藏家、詩人，亦工書畫，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畫院首任院長，為傳統中國畫的守護與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在北京燈草胡同30號家中辭世。 “澎湃新聞”獲悉，北京畫院近期將 啟動“北京畫院葉恭綽研究系列活動”， 以紀念第一任院長葉恭綽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葉恭綽（1904-1968)
葉恭綽，廣東番禺人，字譽虎，號遐庵，光緒七年辛巳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出生于北京米市胡同祖父葉衍蘭寓邸。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一生曾任清朝郵傳部承政廳長兼代理鐵路局長、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大元帥府大本營財務部部長、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他是中國近現代交通事業和交通教育事業的先驅，他是通古曉今的學者、博古好雅的藏家、才學非凡的詩人，他亦工書善畫。葉恭綽一生編著頗豐，包括《遐庵匯稿》《遐庵清秘錄》《遐庵談藝錄》《全清詞鈔》《清代學者像傳》《廣篋中詞》《廣東叢書》等。
致知格物 吟風弄月
葉恭綽出身書香世家，少承家學，幼時受祖父葉衍蘭開蒙，自六歲起，未嘗一日廢書不讀。曾祖父葉英華、祖父葉衍蘭、父親葉佩琮，均為文學家，承繼之父葉佩瑲，則喜歡研究性理、歷史、聲音、訓詁、算數。自少年時博覽群書，便樹立了“辦事必根于學，學必期于用”的理念。
葉恭綽七歲時，父親命其以“春雨”為題做詩，一句“幾夕無明月，輕陰正釀春”，道出雨夜無月之情境，父親十分欣喜。至十五歲時作詩《蠶》：
衣被滿天下，誰能識其恩，一朝功成去，飄然遺蛻存。
作繭忘軀命，辛勞冀少功，絲絲雖自縛，未是可憐蟲。
在家人為葉恭綽慶壽編撰的《遐庵匯稿》中，創作詩文專門成冊，另有公牘與演講兩冊。
而少時葉恭綽在做出“幾夕無明月”詩句的同時，也在探究“下雨，何以無月”，因而悟道“致知格物與吟風弄月，為兩事”。12歲至17歲在江西的六年間，得益友甚多，與文廷式之子文永譽交厚，并約定“為經解及駢體文，均不許查任何書籍”，一番比試后，葉恭綽認為“余之經解，遜公達;公達之駢文，亦遜之余焉”。戊戌前后，“新學”蓬勃，葉恭綽與他的朋友們開始廣識諸多譯著，并學習日語。17歲時，葉恭綽先后到北京、廣州、上海，結識了更多好友，期間與沈小沂創辦廣雅書局，在廣州同胡漢民、鄭韶覺、葉道繩等辦萃廬書社。1901年，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學習法政。
兼顧統籌 恒得其宜
作為出身名門的青年才俊葉恭綽，18歲時應童子試做《鐵路賦》，得到主考官張百熙激賞，列為第一名并取入府學。這篇《鐵路賦》似在冥冥中指引著葉恭綽的事業走向，此后一生與鐵路交通事業結緣。八年后，在張百熙的舉薦下，葉恭綽就任清廷郵傳部部員。在管轄著郵、電、路、航的郵傳部，葉恭綽力求奮勉，選定一門便特別用心，從此與鐵路定緣。隨后，擔任鐵路總局代理局長、交通銀行幫理、交通部路政司司長、交通總長、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等職務。在幾十年的交通生涯中，葉恭綽“以理論與事實交互比較，以全般與局部兼顧統籌，故見解與判斷恒得其宜，以應事實之需要，而人亦得盡其才”，以一己之力推動著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1912年4月，葉恭綽在名為《中國鐵路之過去與未來》的演講中，便提出“鐵路問題乃民國建設上第一應先決之問題”的主張，之后又提出“建設貫通歐亞之鐵路新線”。
與此同時，葉恭綽關注交通事業相關領域的建設，1914年葉恭綽主持創設交通博物館和鐵路材料陳列所。1920年12月，創辦交通大學。此番對于交通事業全面發展的見地與踐行，完全來源于葉恭綽是一位家學深厚，并成長于“新學”時代的交通人，保有民族情懷與家國理想，有堅實的學識與見地做支撐，稱其為中國現代交通事業先驅，實至名歸。
自1912年第一次與孫中山見面以來，更加堅定了葉恭綽的交通事業道路。次年，葉恭綽南下與孫中山商討建立鐵路總公司事宜，孫中山特設宴歡迎。葉恭綽對于此事有如下記述：
民國十二年，余在神戶，膺總理召赴粵。時方開大元帥府于廣州，余到省日，適沈鴻英攻城，炮聲股地。總理一見，笑日：“君乃來觀戰!如畏，可暫回港。”余曰：“如膽怯，即不來矣。遠來，正冀有所致力。”總理大喜。次日，再約深談。堅以財政部長及廣東財政廳長相屬。再辭不獲，乃就部而不兼廳。
……鳴呼!總理于余，非有深厚之關系也。危急之秋，遽信而授以重任。國士眾人之說，感恩知己之誼，均非可語于革命大業。然期望者如彼，而報者如此，斯非令人永永椎心鏤骨者耶?際遇如彼，而成就如此，斯又非綽所永永痛自慚責者耶?
年來杜門讀書，心光湛然。每念平生所不能忘之事，此殆居首。“孤忠無路哭昭陵”，似宛為今日詠也。茲理篋中，得總理手札數通，特影印以紀一時之跡(余手跡尚夥，已半歸散佚)。非謂足備史料，亦聊表追慕之誠，愿讀者有以志其志焉。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總理逝世紀念日
一篇祭悼文字，盡顯葉恭綽對于孫中山知遇之恩的感念之情，“九原杳漠，下報何期?年年此日，淚灑云霄”，恐也不足以表其情真意切。葉恭綽1931年決定在南京中山陵旁捐建仰止亭時，是否就有心中暗定，1968年的臨終遺言說明了這一切，他愿生前追隨，也欲辭世下報。這是報恩，更是對奉獻于交通事業的終生執念。
以有涯追無涯
葉恭綽對于傳統文化藝術的熱忱與研究，也是其一生的重要部分，在其《四十年求知的經過》一文中，他曾言“蓋四十年精力，至少三分之一耗于是矣”。
“余向來不贊成學術有國界之說，亦不反對本體文化論。但以為人生一切基于誠，不誠則無物，學術、文化，亦何莫不然。”葉恭綽對于文化事業的熱愛與關注是站在文化藝術發展的視野下進行的。葉恭綽一面醉心于傳統文化的綿延，例如編撰《全清詞鈔》，至今仍不失為研究清代詞學的重要文獻;葉恭綽對《廣篋中詞》刻印校對都極為精審，是為清詞選本中的善本;于詞學研究而言，葉恭綽與龍榆生一同創辦的《詞學季刊》，在民國是很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此外，還積極推動影印《四庫全書》《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編印《五代十國文》等;編撰付印《清代學者像傳》;在佛教文化方面，葉恭綽亦有重要貢獻，資助金陵刻經處;創立敦煌經籍輯存會;籌刻佛教全藏;調查歷史博物館藏滿漢藏三體咒文經版;組織佛家凈業社;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吳都法乘》等。另一方面，葉恭綽認為應當借鑒西方對于文化事業發展的方式，“文化事業中，余對國外文化宣傳及圖書館、博物館三者，致力較深”，葉恭綽曾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為《廣東文物》寫就的跋文中說，“欲確切完成對于文物之使命，以應時勢之需要，而輔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之所不及，竊以為廣東省之急務蓋有四焉：曰，設圖書館;曰，設博物院;曰，編印叢書;曰，纂修方志”。多年來，葉恭綽創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發起中國建筑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研究西南文化，均是以其對傳統文化的一片赤誠，以長期持續發展的眼光，打破文化界限，弘揚文化藝術。
葉恭綽曾自謙地說：“博而不專，世之通病。余故不能免。近年，頗似注全力于文化事業及考古事業”。1908年，葉恭綽與陳垣等人同游云岡石窟，1918年呼吁予以保護，并撰寫《大同云岡石刻毀失記》;1929年，組織中國營造學社，邀請梁思成等建筑專家共同研究;發起重修北京元代萬松老人塔;主持重修南京攝山隋代雕刻;保護北京房山西域寺;建國后，上書毛澤東主席，保護袁崇煥墓。
葉恭綽對于自己的鑒藏生涯有如此評定，“余對文學藝術，本有先天之遺傳，故書、畫、古物之鑒別，似頗有只眼。”葉恭綽收藏頗豐，在民國鑒藏界號為大家，因其愛好廣泛，除書畫外，古物雜項、碑帖、文房皆有珍藏，而葉恭綽一枚“玩物而不喪志”的鑒藏印，正說明了其鑒藏主張。同時，葉恭綽提出“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的根本旨要，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遐庵清秘錄》便可為證。《遐庵清秘錄》卷一為所藏古代書法，卷二為古代繪畫，王羲之《鴨頭丸帖》、貫休《羅漢像》、宋徽宗《祥龍石卷》等中國古代書畫精品皆在其列，書中對于所列書畫精品的材質、基本狀態、鈐印、收藏印、題跋等進行了圖文并茂的羅列，同時還有較為詳盡的研究注釋，對于所藏古代書畫的流傳以及研究貢獻卓著。基于葉恭綽的豐厚收藏，也流傳出抗戰時期葉恭綽、葉公超保護毛公鼎，葉恭綽惠讓奉還《曹娥碑》于友人張大千，亦與海上名家吳湖帆交誼深厚等收藏佳話軼事。建國后，葉恭綽將自己所藏悉數捐贈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博物館、美術館，從此這些中國古代歷史遺珍便為國家珍藏。
收藏頗豐的葉恭綽，雖不以工書善畫名世，但其一生存留書畫較為豐富，抗戰避居香港期間以幣字畫維生計。而葉恭綽對于蘭、竹題材頗傾心力，1951年繪《竹石長卷》題識曰：
畫竹以長卷為難，余習作十余年，未曾從事。近日終成哉，慮此心手益不相應，勉試為之，意境似當勻合，但不能工細，觀此略其跡可耳。
葉恭綽所繪蘭竹，逸筆草草，墨取橫生的意境，也彰顯出其追朔傳統文人繪畫之初心。而其書法創作早在民國時期就廣受收藏界青睞。
新中國成立后，葉恭綽毅然北上，為我國的文化藝術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不僅擔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同時著書立說、工書繪畫，參與文字建設與改革等，1956年開始投入北京中國畫院的籌建工作。1956年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同在中央文史館任職的陳半丁與葉恭綽，心懷對于傳統中國畫在新中國發展遲緩現狀的擔憂，于是在大會上共同提交了名為《繼承傳統，大膽創新，成立中國畫院》的提案，并切實有效地提出解決方案：“未知政府對于中國畫，是否也可以和中醫中藥一樣，設立專門的研究機關，延攬各地專家討論。”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國畫院正式成立，葉恭綽任第一任院長。成立大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致辭中提出：“希望北京中國畫院今后能團結中國的畫家，繼承中國繪畫的優秀傳統，吸收外國繪畫的長處，努力創作，加強研究，不斷提高，培養后代，讓百花齊放、眾美爭妍，為創造社會主義的新美術而斗爭。”在總理入席講話時，座旁的葉恭綽悄悄遞給總理一個紙條，總理接過來直接宣讀到：“這是葉老在問，是否可將院名稱為’中國古典畫院’?”幼承蒙學、身居高位、嗜好收藏、擅長書法，對傳統藝術喜好已然深入骨髓癡心不改的葉恭綽，在成立大會上能有如此顢頇之舉，倒也不足為奇。總理回應道：“百花齊放么，陳半丁的菊花和梅蘭芳的梅花都要放。我也是喜歡寫字的，但還不成體，不過郭老、葉老的書法是成體的，都是我國文苑里的名花，應該都盡情地開放。”
《中庸》有云：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大約這一句用于葉恭綽卓然一生并不為過。
2018年8月6日，葉恭綽逝世五十周年是為記。
（本文由北京畫院授權刊發，作者為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