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城市的歷史人類學④︱圓桌：跑田野，要有思想上的問題和架構
7月14-19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第一屆“城市的歷史人類學”研習營在上海開營。在過去的多年時間里，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陳春聲、鄭振滿、趙世瑜等教授帶領研究團隊深入鄉村社會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與文獻的基礎之上探討尤其是明清以來中國的社會的演變以及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關系等研究課題。本屆研習營將歷史人類學的旨趣與關懷帶入城市，開始探索如何在城市開展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正如在開展鄉村研究時所強調的那樣，透過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問題，緊扣到具體的地點與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讀文獻，則期待能恢復深埋于文獻中的現場情景。在傳統時代，中國城市化的程度領先于世界；然而，從清末民初起，因為交通的演變，工業化的影響，現代建筑業的興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邁進，中國社會也如是。所以，在時間上，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著眼點需要往下推。有鑒于此，首屆“城市的歷史人類學”研習營邀請了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蕭鳳霞、澳門大學歷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科大衛、賀喜、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程美寶、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張樂天、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馮筱才、上海師范大學鐘翀、同濟大學劉剛等諸位教授為學員舉辦講座，各位學者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分享了自己對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與思考。此外，研習營還特邀復旦大學史地所張偉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陸、馬軍、牟振宇、林超超等學者帶隊，在上海城市進行了田野考察。圓桌交流
關于歷史人類學的對話
學員：我目前是研究生二年級，在構思論文架構。通過研習營的學習，對研究觀念有所沖擊，之前對于論文的構思是對于一個人物身份的定位，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判斷。但是，聽過馮老師關于社團及參與其中的人的活動的演講；賀老師對近代工人身份建構的演講后，意識到解讀歷史材料時，應該敢于質疑和挖掘文字記錄沒有告訴我們的東西。這是對于自己的沖擊。對于張樂天老師關于書信研究的演講也非常有感觸，人的多樣性的體現，而不是以好壞的二元對立標準來評價人物。
科大衛：你能體會到人的復雜性，對于開展研究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可以用很多種類的名詞來描述人，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名詞來表達，但其實都是同一個人，人就是這么復雜的。人有時會偽裝成好人，有時又扮成壞人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學員：我在參加研習營之前雖然閱讀了很多綜述，還是不知道歷史人類學是怎樣的一門學問。參加研習營之后仍然無法確切的明白歷史人類學的旨趣。通過幾天的會議學習，頭腦中仍然纏繞著很多疑問和概念。
科大衛：我相信你的疑惑在于對歷史人類學的定義和概念有所期待，但是歷史人類學恰恰是最反對下定義的。我如果給歷史人類學下了定義，就會被蕭老師指正不是一個人類學者。我認為歷史人類學等名詞不過是標簽，是被人拿來用的。你不應該去追究這個名詞的定義，更好的做法是在研習營的幾天時間里，思考學者們為什么會使用這個名詞，并觀察使用這個名詞的學者們在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到這一步，就不是由老師來告訴你們歷史人類學是什么意思，而是你們通過觀察告訴老師們，歷史人類學是在做什么。
蕭鳳霞：歷史學家做田野調查，很可能與大家認為的傳統的歷史學家不同。但實際上，歷史學家進行田野調查是有歷史根源的，比如法國的年鑒學派，歐洲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也給我們很多啟發。舉例來說，我是一個“假的”歷史學者，他（科老師）是一個“假的”人類學者，但是兩個假，加起來就是很真的（學問）。因此，“真的”在哪里，這完全是一種闡釋（interpretation）。另外，做田野不是記錄下來人們說了什么，而是要看人們怎么說的。
學員：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跑田野的時候，看到了外灘是很現代化，很高檔的，沒有不衛生或者人群雜亂的區域；但是到了城隍廟的市場，則是非常混雜的，出售的商品也不是很高檔，與我家鄉所在的小城市的市場非常相像。我認為這種市場是一個從明清到現代過度的一種市場形態，我不知道這些小市場的最終歸宿是不是像外灘那樣形態的市場？
科大衛：我希望學員可以找一些上海外灘的老照片來看。現在看到的外灘地點是十九世紀（形成的），但形態景觀不是十九世紀的。如果看到老照片會發現當時外灘的建筑物都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沒有那么宏偉，當時的建筑技術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到某一個時候，很多大城市，大銀行開始建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樣子，上海也跟上了那個潮流。城隍廟是十九世紀的建筑風格，但是外灘是二十世紀中期的建筑風格，要比較的話，應該要看看十九世紀中期之后外灘的建筑是什么樣子的。
蕭鳳霞：我們總是以為城市有一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但是，發展這個概念本身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發展？（城市中）發展了什么？農民也好，城中村也好，我們自己看外灘也好，看到什么是所謂的發展？我們是如何對待這個概念的？（How do we engage with that concept）很多時候，那些概念都是我們一些先入為主的概念。就如張樂天老師提到的，我們看到把城市與農村放在一起，就覺得農村更亂、更落后，這些都是過往一些直線型的思維方式。可是，當我們用歷史學和人類學去理解，便可以對原有的直線型思維方式進行挑戰，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好的。因此當你觀察事物，不要把他們二元對立起來，即便是外灘、石庫門、田子坊這些今天看到的景象，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創造出來的。如此看待問題的話，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視野則會變得豐富，看到的“人”也會變得豐滿起來。我想這是很有意思的。
學員：正如老師所說，跟訪談對象聊天，最重要的不是他講的內容，而是他如何表達，以及他沒有表達的是什么，我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要以一個“上帝視角”去聽和看訪談對象？如何去發現訪談對象“未言說”的內容？
科大衛：其實訪談對象已經表達了，只是你沒有接收到。
張樂天：在田子坊的訪談說明，對訪談對象的了解不能僅局限于訪談，還需要接觸他的生活。
學員：我的困惑在于如果想要了解某段歷史，但是當時人已經故去，沒有辦法做訪談的時候，要怎么辦？
科大衛：我想回應你提到如何訪談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非常關鍵。我最初在香港新界做田野，從當時的訪談中了解到明朝的情況。我認為，訪談是一門需要學習的技術。我們大部分人很喜歡講話，但不懂聽人家講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訓練當中，我們沒有特別懂得聽別人講話。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這兩天田野考察的訪談只是一個例子。試想一下，當你跟別人談話，他又不認識你，他真的會跟你講很多話嗎？我想不會的。當你需要與他人訪談的時候，他也在觀察你，需要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因此你需要讓他跟你建立一個關系，這個關系的建立是需要時間去培養出來的，這也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因此，訪談是一門需要學習和訓練的技術。
學員：我在這兩天捕抓到一些細節，我就是到處拍沿街的水龍頭和吊扇，因為我想通過一些細節去思考上海民眾的生活狀態，比如說他們用的水龍頭跟我們用的很不一樣，他們用的比較多是舊式的水龍頭。再比如書信，就像張老師所說對于史料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是通過族譜、書信和墓地來整合我的材料。因為我一直很相信科老師的一句話，所有材料都不是完全真的，都需要去不停的整合。
科大衛：我沒有說所有資料都不完全是真的，我說所有資料都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張樂天老師的收藏，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資料，我們非常感謝他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去收藏這批資料，里面真的有很多寶貝是可以挖掘的。
學員：我談兩點啟發。第一，很多東西都是可以貫通的。比如說我們昨天看到田子坊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基層社會中各種力量之間的互動，以及文化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對于訪談的理解。之前我向程美寶老師請教，她提到一定要進入訪談對象的世界，要跟他們做朋友，要去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我幾天也一直在不停的反思，雖然跟我的訪談對象相處了一年多，但是一直跟他們有一個很強的隔閡感和距離感，所以我會以后慢慢去摸索如何更好的訪談。
學員：我想講這幾天印象最深的兩點，我是讀文學的，雖然也在關注歷史，但我最大問題就是我無法進入歷史場景去理解。即便以前老師不斷解說，讓我把歷史放回歷史場景，但我還是不能理解。這一次聽到賀喜老師和張樂天老師的講座之后，我就發現，我們解讀文本，想通過這些文本來理解當時人的生活，但是其實這些文本上的那些詞，我并不理解，甚至會用我自己的經驗和概念去套用，但這與文本上的那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張老師提到的那些民間書信讓我觸動特別大。
科大衛：你需要開始認得文本。當他們講故事的時候，是用某種文本來講故事，你需要認得文本是哪個時代的，然后文本之外，再看看有什么故事，這是我們要做的事。你開始能了解到文本的變化就非常好了。
蕭鳳霞：講到文本，我年輕的時候編過的兩本文學的書。當我1970年代剛去農村，充滿革命的熱情，看到外國的都視為是西方的東西。當我來到農村，老農民問了我一句話，改變了我的想法。他問：我們只是農民，你為什么對我們有興趣？這是一個從田野觀察到的標簽。同時，我把目光投向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看看他們怎么去看農民。從文學的角度，字里行間也能觸摸這段歷史。
圓桌總結
科大衛：歷史人類學，只是一個名詞。
歷史人類學，只是一個名詞。干什么事呢？我們說：不能就是讀書，要去跑田野。為什么跑田野？第一天的時候，賀喜老師說了四個理由。第一，起碼知道當地的地理環境是怎么樣子的。第二，你需要對這個地方有感情。第三，需要去見地方上的人，去學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感情，看他們做的事。第四點才是你們這幾天你們都以為你們要干的事情——找資料。當地還有很多資料，有文獻的，也有實物的，這必然是我們要找的，但并不是你的頭一個目的。只有把這幾個東西拼起來，才能回答為什么我們要去跑田野。
去跟人家談話，去跑地方，需要有個思想上的架構。我是歷史學者，我的架構很多時候是個歷史的架構。歷史是講故事的學科，故事有頭有尾的，歷史學者的功夫就是說清楚這個從頭到尾故事怎樣演變。我們昨天不是去了龍華寺？張偉然替我們講這個地方原來是怎樣的，河道在哪里，也因此龍華塔有了燈塔的作用。他也說，城里面還有其他佛寺。我昨天晚上回去真的翻了地方志，發現以前真的曾有很多個寺在這個河邊。從宋元一直到明初，江南很多地方都是佛寺的世界啊，它們是最明顯的建筑物。至于寺廟那個前面那條街，一年開兩次那個香市，賺到的錢怎么分配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只有留個疑問。還有，到了明代 ，倭寇來了，你想想，當地怎樣搞防衛。小小上海縣城的地方官，到哪個時候，才會有一點動力，在地方與政府之間，我們就能看到社會出來了。還有一點，清末有個軍工廠，你有沒想到辛亥那一年，那些地方會是怎么樣？在有人要起義的時候，有多少人要去這些地方搶那些軍火？這肯定是很緊張的地方，整個歷史好像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我們去了老城。老城有很多好地方，但其中城隍廟，對我最有啟發。我們走到豫園，馮筱才老師跟我說：“每天定那個糧米價錢那批人就在里面。”我是一頁一頁地翻過《北華捷報》三遍的人，它是上海的報紙。《北華捷報》是有米價報道的，當時的米價是如何確定的？原來就是在這個地方（豫園）。它這是商人的總部，是金融中心，是當時股票的中心，但是旁邊就是城隍廟。可以想象，這里面的人每年要怎樣去城隍廟去拜，城隍廟是政府制定的制度，地方官也要去這里拜祭，你馬上可以聯想到情況是怎樣的！就可以看到那個年代上海老城社會重要的一角。
再走下去就到了民國時候，我們在田野中看到“大上海計劃”的痕跡。很幸運的是聽了劉剛教授的演講，對我啟發很大：他講了一點，和蕭鳳霞老師講的也有密切關系。他給我們看了一張一張的房屋登記圖，里面是有號碼的。我有個同事（張瑞威教授）是研究土地登記的歷史，這個問題的背景是：基本上1800年以前全世界都沒有繪出這些登記圖的三角測量技術。后來英國人介紹到印度，再介紹到香港、上海；日本人也把它用到臺灣。三角測量的地圖與我們明清時代的魚鱗圖冊不同。魚鱗圖冊是不能準確告訴您一塊地是在哪里的。到了有這種新的地圖，我們才可以清楚地注明每一塊地的地點與邊界。把這塊地編上號碼，城市里的每一個單位才開始有產權。劉剛老師把上海和青島作比較，上海一直保留了原來的產權，但是，德國人在青島把土地都收購了，政府再分出來，沒有原來居民產權的問題。國民黨政府在處理產權問題時，也想像德國人一樣搞這一套，但是沒有辦法在租界或老城搞。所以，大上海計劃只可以在離開熱鬧的城市中心很遠的地方實現。我以前都看過大上海計劃建筑物的照片，感覺過它們是那么宏偉的，但是，透過金大陸老師多次和我們講的情況，我現在知道， 那時候這些建筑建成的時候，周圍都是荒地。昨天下午也走過了田子坊 ，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天不同的時代如何面對新的問題，尤其是我們現在了解到的“產權”的問題那么重要，有不同的產權，就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就有不同的人在博弈。跑了這兩天的田野就知道，可以看見，原來開發商對一個城市的歷史有多么大的影響。政府當然更愿意去和開發商談判，和一群人相比，和一個人談判更容易。但政府要冒很大的風險：開發商的眼光是很短的，他要賺錢的，兩年把房子賣完就跑了，接下來環境的問題、用電的問題、交通的問題，都是需要政府來處理的。現在政府要面對這些事也不好處理。
我們也不要只是停在上海，程美寶老師也談到了廣州的情況，尤其是聲音對城市的影響。我們只是一個開始，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