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智力至上 被電影顛覆的社會規則

　　500年后，世界會變成什么樣？我們總是在暢想一個科技更發達，人類更聰慧的未來，正如《進化論》所認為的，最強大、最聰明，最迅疾（The strongest, the smartest, the fastest）的生物會逐步淘汰掉弱者成為主宰……但美國電影《蠢蛋進化論》（Idiocracy）設想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電影中，從冷凍技術中蘇醒的男主人公發現500年后的地球上充斥著一群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蠢蛋，每個人都是“沙發土豆”（指成天在沙發里看電視的人），不會處理垃圾，不會基本的算數，只相信廣告，用飲料灌溉莊稼，在電影院中觀看放屁……而男主人公，一個曾經成天無所事事的圖書管理員一舉成為全世界最聰明的人，甚至當選了美國總統。而透過銀幕觀看的，同樣身為“沙發土豆”的我們，大笑之后，卻隱約感到了一絲焦慮。

　　反智的影視與愚蠢的大眾

　　在討論群眾的愚昧與反智時，另一部名為《搖尾狗》（Wag the dog）的美國電影顯然比《蠢蛋進化論》更加“現實”。影片開頭有這樣一段話：為什么狗搖尾巴？因為狗比尾巴聰明。如果尾巴更加聰明，它就可以搖狗。

　　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總統在選舉前夕突發性丑聞，為了掩蓋丑聞，他的公關團隊聯合好萊塢知名導演設計出了一場“戰爭”。愚蠢的大眾僅僅觀看了幾部造假的戰爭影片和新聞，聽了幾首呼吁反戰的和平歌曲，在完全沒有查證的情況下，就滿含熱淚地忘記了性侵事件，堅信自己生活在一場緊張的戰役之中，從而輕而易舉地原諒了“勇敢應對戰役”的總統——假新聞制造者是尾巴，大眾都是被搖的狗。

　　20世紀20年代傳播學中出現了一種名為“魔彈論”的學說，又稱“皮下注射理論”，這是一種有關媒介具有強大效果的觀點。它的核心內容是：傳播媒介擁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力量，它們所傳遞的信息在受傳者身上就像子彈擊中身體，藥劑注入皮膚一樣，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應；它們能夠左右人們的態度和意見，甚至直接支配他們的行動。到40年代這一理論便為宣傳的實踐所打破。但在《搖尾狗》里，這種理論得到上升和夸大，群眾被刻畫得無比愚昧無知，對媒體言聽計從。荒誕的新聞制造過程和涕泗橫流的美國人民在電影中被不斷對比，充分展現出愚蠢的丑態。這種夸張顯然是為了得到更戲劇化的效果，由此，影片流露出的諷刺與對低俗大眾娛樂的焦慮顯而易見。

　　反智主義的影視作品造就了愚蠢的大眾，這個說法并非空穴來風，如今確實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無論《搖尾狗》和《蠢蛋進化論》的制作者們如何警示，商業大片的流行程度依舊遠遠大于文藝片，到處是快節奏和濫俗劇情的作品。隨著科技的發展和行業的進步，好萊塢不斷運用電腦技術制造出更逼真、更震撼的感官刺激，而深度劇情片的生存越來越難。好萊塢著名導演諾曼·杰威森就曾在接受采訪時抱怨：“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個反智的階段，也許這是電視的一代所帶來的后果……現在這些觀眾，如果沒有大量的動作和快速的場景變換，會感到不安。這個問題讓作家和演員感到為難，導演也無計可施。”

　　對此，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霍夫斯塔特就有預知。他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寫道:“反智主義是建立在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的情操的基礎之上的……20世紀的知識分子發現自己陷于一種幾乎是不可能的努力之中，他們相信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但又要抵抗這種社會所創造的文化之痞俗。”

　　超級英雄與甜蜜柔情

　　那么，這種“文化之痞俗”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反智內容為何是大眾夢寐以求的娛樂？這一切必須追溯到反智主義電影的兩個典型題材。

　　其中一個，就是從美國電影誕生至今最受歡迎，也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最大的超級英雄類電影。影片往往圍繞超級英雄以一己之軀在槍林彈雨中拼搏并拯救人類展開，或戰勝外星人，或阻止恐怖分子的邪惡計劃。這些英雄們基本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強壯的身體，特殊的能力（一般具有戰斗性），充滿著各種對決場景（肉搏而非智斗）。迄今為止的超級英雄電影中，盡管偶爾會有一些計謀出現，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主角以強大的智慧取勝。可以說，超級英雄題材毫不掩飾地展示著淳樸的身體力量的崇拜和對智力的不屑一顧。

　　超級英雄題材折射出普通人的夢想的一個重要方向：成為一個強壯健美的英雄，而不是一個身體柔弱的書呆子。在這里，不夠完美的身材是被貶低的。超級英雄們無一例外不穿著能夠凸顯線條的緊身衣物或者部分赤裸，顯然，這種打扮不適合瘦削或者有贅肉的身體。而這些擁有強壯體魄的英雄們，無一不具有驚人的戰斗力。他們強大、威武、能夠輕而易舉地展示自己的強大并得到社會的注意。

　　這種對“強者”的想象，與現實生活中的強者形象幾乎完全相反，因為如今“智力”的概念才是定義階級和地位高低的主要標準。這種觀念可能始于某些樸素的想法：所有社會中的人希望自己面對的是聰慧的醫生、建筑師和領導者。于是各種各樣的標準考試作為智力門檻被發明出來。英國劍橋大學未來智慧研究中心的資深學者Stephen Cave通過研究人類對AI的恐懼，指出我們之所以害怕智力超群的AI，是因為智力早已毋庸置疑地成為一個作為支配和統治依據的政治概念。從柏拉圖開始到現今，評價某人是否“聰明”（intelligent），從來不只是在客觀描述他的思維能力，而是判定了此人被許可的行動界域——達不到某種標準，便不能做特定的事情。

　　每年，成千上萬的孩子被帶進考場參加測試。幾個小時的考試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軌跡：誰會進入高等學校，過上富裕生活；誰會進入技校，學手藝謀生；誰會告別學習，準備出賣體力糊口。通過層層考試選拔出來的，順利成為精英，大學教授、醫生、律師、金融專家、政客……與之相反，體力和體格優秀的人除運動員之外，多半是出于社會中下游的藍領階層。也就是說，智力順利成為階級劃分的重要標準，智力不僅可以決定一個人可以做什么，還決定了別人能對你做什么。這種“智力”選拔多半服務于那些有條件獲得精英教育的孩子。只要這種體系維持下去，階級的枷鎖就難以被突破。

　　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大眾的超級英雄想象為什么和粗暴的肉體崇拜息息相關，其根本目的在于從日常的智力審視枷鎖中掙扎出來，構造新的偶像形象。這些反智主義下的超級英雄是出于“智力底層”的民眾也能獲得社會認可的公共幻想。不僅如此，從當初形象“偉光正”，積極與政府合作保障社會治安的超人、綠燈俠等超級英雄到今天桀驁不馴、亦正亦邪的死侍、綠巨人浩克、蜘蛛俠等草根強者，超級英雄走下“神壇”,變成“屌絲”。他們獲得超能力的原因，也從“本來就是外星人”逐漸發展到“被蜘蛛咬了一口”。從普通人成為超級英雄，正在變得更有可能，更隨意，更酷并且更輕松。超級英雄正在朝平民化的路線更邁進一步，是一種精英政治慢慢讓位于平民政治的希冀。

　　超級英雄的題材之外，另一類值得矚目的反智類型電影是倡導回歸心靈的柔情片。這樣的電影大量出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好萊塢，如《阿甘正傳》《I.Q.情緣》《阿呆與阿瓜》《雨人》《第七天》《提姆愛我》《馬拉松》《摒棄》《尋找失去的愛》等等。《阿甘正傳》在1994年出品后立即引起巨大反響。影片講述了一位智商只有75的男子阿甘的故事。雖然阿甘愚笨不堪，但一帆風順……阿甘的成功和幸福靠的是他純凈的精神和上帝的恩惠。

　　這些影片對那些無法靠智力取勝的非社會精英來說，顯然是完美的安慰劑，他們在影片中不斷獲得這樣的信息：智力（或者能力）是不重要的，上帝會眷顧那些沒有天賦的人，人人都是特殊的天賦，只要善良，勇敢，虔誠，努力就能獲得幸福。甚至，擁有智識者不一定就快樂，而不擁有智識者反而能夠獲得快樂圓滿的人生。

　　反智主義是大眾最雄偉的春夢，無論是在充滿幻想的超級英雄電影中，還是在更加現實的平凡主義電影中，通過類似的故事幻想，消解了智力階層劃分給人帶來的壓迫與不安。當他們從電影中抬起頭來，依舊面對的是一個智力至上的社會。但世界的發展永遠難以預知，他們當中的某些人不由得會想：智力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世界和庸俗但快樂的愚蠢世界，哪一個才是我們正在走向的方向？

　　□阿莫

更多詳細新聞請瀏覽新京報網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