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理性與宗教的肉搏史 在反智時代談信仰(2)

　　（上接B02版）

　　在特朗普時代，反智主義的反撲？

　　蘇珊·雅各比是當今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無神論者。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在她心中，唯有那段幾十年的歷史才算是她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世俗主義成為自由思想者的標志。他們不向圣經圣典索求答案，而訴諸于個人的探索與創造。他們向宗教教義開火，就難道能夠說，離開了教義指導的俗世生活就一定滑向罪惡的深淵？

　　其實，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也就在美國，還發生過三次所謂的大覺醒（Great Awakening）。而這段時間多與雅各比心中的黃金時代相重疊。大覺醒事件要求世人重新認識到耶穌基督的價值，要重振信仰世界的大好河山，當然，也要解放那些受困在理性、自由牢籠中的無辜之人，讓他們重歸到純美的信仰世界。

　　這些運動中的信奉者當然就成為了《理性時代》的批判者。而他們和他們的后來者無疑又成為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蘇珊·雅各比筆下的反智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

　　霍夫斯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出版于1963年的作品，獲得了普利策圖書獎。在他看來，在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以前，來到北美這片土地的不同移民群體，也正隸屬于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組織。他們的到來，天然地懷著各自的宗教熱情與理想。他們樸實而又堅定，在各自的教義中尋求確然無疑的答案。理性的精神卻讓人自身好奇地打量世界，沒有邊界，更沒有禁忌。

　　在霍夫斯塔特看來，狹隘的宗教視野束縛了人對現實世界的想象和尊重。他也感嘆，對于以理性為基本工具的知識分子，竟然常受到公開的嘲笑。英文單詞egghead，可譯作光頭（如雞蛋一樣光潤），也可譯為書呆子。上世紀50年代，副總統競選人尼克松面對民主黨總統提名人阿德萊·史蒂文森，竟然公開稱對方為egghead，以這種玩笑的方式，達到攻擊的目的。史蒂文森，博學文雅，對于具體問題，也不輕下判斷，卻在兩次總統選舉中敗選。這時，五十多歲的他已經謝頂，頭型如egg，本身就有幾多無奈。這樣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似乎意味著他們不知情趣，欲望寡淡，更與大眾隔膜。尼克松這樣譏諷對方，向大眾表現出了自己親切可人的一面。他內心明白，拋出這類反精英的話語，能為自己贏得更多機遇。

　　在那個“理性時代”里，知識精英的挑戰也會招致厄運。但到了大眾傳媒的時代，他們即便不再如潘恩那樣咄咄逼人，表現得冷靜溫和，也像一種奇異的人類物種，在大眾的頭腦中凝結為一種刻板印象。這樣的人物，你就能在伍迪·艾倫的電影里找尋到。

　　在霍夫斯塔特的著作出版四十多年后，雅各比出版了《反智時代》（The Age of Ameican Unreason)一書，正是要向霍夫斯塔特致敬。從英文書名來看，這本書更是要與潘恩的《理性時代》相呼應。這本書最初出版于2008年，整整十年之后，又有升級版。對比兩個版本可知，新版增加不少內容，而這些新增文字主要關于新晉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這也意味著，在雅各比心中，十年以來，美國的反智不但沒有出現消退的跡象，還反有愈加猛烈的趨勢。

　　在閱讀這本著作之前，我倒注意到特朗普的一些有趣事例。據報道，如今，特朗普與他所信任的內閣成員們每周必有一次專門聚會，團團圍住，一塊兒研討《圣經》。而這項“偉業”離不開的人是拉斐爾·羅德林格——他該算作是讀經班的重要組織者。拉斐爾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身體健碩，運動天賦異于常人，他從學校的籃球明星，漸漸成長為NBA球星。但他識得局勢變遷，三十來歲便已從運動戰場上撤離。爾后他取得神學碩士學位，弘教的事業又逐步成熟。2000年，他在國會山成立一所弘法機構，專門吸引政壇要人，反過來，要人們也借用他的道場表現一番菩薩心腸。

　　而在2016年，共和黨仿佛已嗅到了春天，其成員展開討論，盼望公立學校里能開設《圣經》課程。也有人把這事跟建國者聯系起來，他們聲稱，1789年，美國第一國會呼吁向所有兒童發送《圣經》。他們好像要掀起一場新時代的大覺醒運動。

　　在這個率先推出政教分離的國家，其領導人竟也盼著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更為可怕的是，這樣的宗教教育極為容易地讓學生疏遠于現代知識。

　　在《反智時代》這本書里面，雅各比為此提供了太多的實例。21世紀初，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希望，在公立學校里，學生需要同時學習進化論和創世論，不能忽視《創世紀》的信條。在全美國，只有48%的人接受各種形式的進化論，還有差不多一半人口堅持認為，從宇宙誕生以來，人類便已存在。而眼下的多數基要主義者堅信，《圣經》所記載的不會是傳說故事，是真實的人類歷史。

　　在大洋彼岸，近代中國的反智傳統？

　　差不多就在雅各比心中的黃金年代，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好些渴望救治這個衰亡帝國的士人，卻把藥方放在了宗教。從1843年以來，中國沿海、內地的更多城市漸漸對外開放，外國傳教士傳教活動也有了更多可能。他們雖然也帶來了不少理性時代的果實，但他們多半不會將進化論這樣的學說向中國人宣講。面對從外而來的傳教士，中國的不少底層民眾視他們為敵，屠殺傳教士的悲劇也時有發生。在士人階層中，多數人雖然不主張直接的武力屠殺，但也注意到了宗教的威力。一些激進分子就此希望創立屬于中國的宗教。

　　晚清的孔教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身為晚清重臣的張之洞對于基督教傳播有著微妙的態度。他告誡國人不能攻擊基督教，當下的局面應該更為開放，容納不同宗教在中國傳播。當然，不必攻擊“異教”，但仍需要“保教”，應該將孔子的宗教家角色進一步凸現出來。這一點，他與康有為這樣提倡創立孔教的激進人士并無多大差別。他在《勸學篇》當中就說：“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報國。”而“保教”就是要維持國家宗教的無上地位。

　　張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在1898作《勸學篇》。他說：“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

　　他與劉坤一1900年聯手而作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說：“而學校之制，惟德最詳。日本興最驟，而學校之數，在東方之國為最多。興學之功，此其明證。”對于日本這樣的近鄰，國力大增，已經是共同見證的事實。而在教育方面，日本的教育體制也大可借鑒。張之洞就指出：“無論大小學堂，皆有講國教一門，皆有學兵隊之操場。日本之教科，名曰倫理科。所講皆人倫道德之事。其大義皆本五經四書，普通學畢業后，發給憑照，升入高等學堂，習專門之學。”張之洞后來在《奏定學堂章程》當中就明確把經學與修身兩門課程規定為各級學堂必須擁有的科目，而這兩門科目也正體現了他所強調的“國教”。按照張之洞的理解，國外的教育之所以進步，關鍵還在于它們在教育中貫徹了國家宗教的教育。中國沒有基督宗教的傳統，但也可以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正統儒家思想轉化為一種新宗教——可以與其他國家宗教相并立，相抗衡。

　　《奏定學堂章程》正為癸卯學制改革的基本宣言書。這次學制的變更，要推翻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盼著讓中國的教育與世界現代化的潮流相接軌。但是，像張之洞這樣的教育改革者，應該受到過像日本《教育敕語》的影響，卻不曾知道，就在18世紀末，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已經出現，“國教”已無法在這片土地找到實現的可能，宗教教育也不可能在公立學校中有一席之地，宗教一元思想也不能用以限制教師與學生的創造。今天的共和黨人若想在公立學校中推廣《圣經》的教學，也不得不強調這屬于歷史文化的博雅教育。

　　張之洞也不會理解，在“國教”的掩護下，現代知識也會在這里遭受重創。一種代表“國教”的聲音，能輕松地實現反智的結局。也就在1898年，湖南長沙的一位年輕人，作了一首七言詩，其中有一句是“地球本是渾圓物”。當地鄉紳葉德輝立馬對此開火，把這首詩中的內容看成是異端邪說。在老祖宗的經書里，明明說“天圓地方”，哪來的地球一說！好在這位年輕人的父親也及時給葉德輝回信，盼望得到長者的寬宥。而在1327年，梅塞爾·弗朗西斯科撰寫了一部《圓形球體》文集。第二年，這本書因為宣傳了地球的學說，被教會宣布為異端邪說，遭到查禁、銷毀。而弗朗西斯科被活活地燒死在了十字架上。

　　這件事被認為是西方歷史上不能忘卻的反智事件。如果不承認理性的力量和合法性，這樣的悲劇會輪回上演嗎？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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