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同一片當下中的兩種時間：旅游開發邏輯下的客家地景營造
甘坑的開發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的一系列社會癥候：隨著符號經濟的大行其道，甘坑的第一輪開發是圍繞“文化旅游”展開的，因此也發展出了毫無章法、毫無誠意的“混雜景致”，實現了小鎮內各種風格的擁擠堆砌。然而很快，為繼續擴大和深化盈利渠道，甘坑走上了一個以產城一體化綜合開發為手段、以產業鏈開發及房產開發為盈利核心的模式，鏈接起了旅游、核心產業、休閑消費、居住發展等集群結構。然而不管在哪一個階段，甘坑的空間活化都不是一個公共參與和多元合作的實踐：其開發的目的只有“經濟”一條指標，在此過程中，“地方”僅是一個實現騰籠換鳥的容器，而社群的舊有文化和生活方式既沒有得到保護，也沒有建立歸屬感和本土文化自信心。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高速運轉的四十年。這種發展途徑不僅從無到有地“造城”，也讓城市中舊有區域的更新成為關鍵問題。如何賦予舊有的歷史建筑、生活空間以新的意義，平衡與協調發展和保育之間的關系，發掘“拆哪”之外的“開發”可能，日益成為我們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環節。
深圳是中國最年輕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總是在城市化效率上扮演排頭兵角色。但同時，深圳其實也存在著大量的“前現代”遺存，它們的活化實踐在某種意義上展現了這個新興城市如何在過去和現在之間自處，也展現了空間的意義如何被歷史、文化、社會、商業、政績等話語重新型塑和生產。筆者在此前一篇 文章中曾談到深圳代表性客家圍屋鶴湖新居被轉變成為“客家民俗博物館”的例子，提及前現代空間在現代的展示、使用需求下的不合時宜，對建筑本身的研究和保護價值能否轉化為市場經濟下旅游產業中的“利用價值”提出了質疑；而該處展覽內容的新舊雜糅，也讓我們對當前利用所謂“傳統”的文化旅游“套路”有了大致的了解。然而客家民俗博物館始終是一處以“文化保育”為主的公共機構，這一超然地位使得鶴湖新居得以盡量在活化中保持原貌。本次我們將聚焦深圳另一處典型的客家民居活化開發，展現 “資本”如何主導地景改造、扭曲以文化為名的開發。
甘坑是深圳龍崗區一處有350多年歷史的客家老村落。與鶴湖新居不同，此處并沒有形成規模性的圍屋建筑，而是分布著較為松散的民居聚落。2001年，由于長期無法解決的水淹隱患，也由于老屋條件與現代化居住要求的日益悖離，村支書勸說全村人舍棄原來居住的舊民居，在原村落旁較高的地方另起新村，使原有老式客家建筑空置。時至2011年，隨著“特色旅游”概念的甚囂塵上，甘坑村以招商引資方式引入私人企業進駐，希望能在保存村內舊有人文歷史資源的同時創造新的增值。而此時名為“甘坑生態文化發展公司”的資方也順利落地，將原有的17平方公里的老村作為試驗田，開始打造以“甘坑客家小鎮”為名的客家文化旅游景點。
這是甘坑經歷的第一期開發。而在“客家風情”這個模糊的定位下，資方對原有建筑遺存進行了重新的包裝整合。甘坑不具備大體量、高素質的客家建筑遺存，原村落中最具有客家文化代表性的物質遺留，僅為一座高約三層樓的客家碉樓。這種碉樓一般建在村落的四角，以守衛宅院為目的。為了加強防御功能，碉樓通常呈全封閉的長方體建筑，樓體開孔，便于瞭望，也作為槍眼使用。在甘坑客家小鎮，這基本上是唯一一處按照現行文物保護法，實行“修舊如舊”、按原樣保存的客家歷史建筑。
除此之外，甘坑的開發過程可以說是資方修建各種各樣假古跡的過程，而這些建筑也以翻修、新修、偽造和創造等形式來詮釋和演繹“建筑作假”的種種意象——諷刺的是，這些意象往往和“客家”毫無關系，甚至把有關系的原版也改得面目全非。首先是“翻修之假”，雖然開發商將甘坑村居住區的原有格局、街道以及房屋予以保存，但總體而言，各老宅都經歷了相當程度的整治，大有“改換門庭”之意。改造后，民居墻體基本覆蓋以水泥，原來用以進入院落的拱門被填封，使房屋外形風格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呈現為一個個方形的混凝土盒子。開發商再另設木門，統一安裝獅頭鋪首，上置門環。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門戶”的安裝使用均得嚴格循例，明史中記載，百官第中公侯門才可用金漆獸面錫環，而如今小小的客家草民所居之地卻常常用此形制，說明仿古仿得粗糙，還造假僭越。
而“新修”則指在開發過程中小鎮大規模營造的各個功能景區、開掘的新的地景以及效仿中國各地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建筑所打造的大量仿制品。或許是為了追求小鎮風格的多元化與豐富性，開發商仿照江南園林造園法重新規劃了整個小鎮地景，通過挖掘河道、開辟人工湖、點綴水榭等方式模仿江南小鎮的風格，相應地以“甘醇莊”等景點的修建營造水鄉建筑。與此同時，為了能更好地利用空間和景觀并兼顧建筑的功能與修建地勢，開發商在人工湖與坡谷邊緣模仿南方建筑形制興修不同行制的吊腳樓，用作茶室、店鋪或小型陳列館等；在園區開闊平整的腹地上則興修中國北方的典型重樓式廳堂建筑，用作大型的主題式展覽中心與歷史博物館，取其氣勢宏大與空間開闊。除了傳統的中國取向，甘坑小鎮也沒有放過“域外”的建筑元素，例如其地標之一的火車站就用紅磚、尖頂鐘塔模擬出歐式建筑的感覺，經營起華洋雜處的民國風來——這大概因為火車與技術、西方、現代性等一系列想象掛鉤的關系。這類“新修”的建筑有對其模板的“逼真再現”，也有在挪置了各類建筑的典型性文化符號基礎上再大肆“發明”各種仿古細節的“大膽創造”，在形制和結構上鬧了不少笑話。例如被辟為小型博物館使用的吊腳樓“秦風家訓館”，大概是為了在修建的過程中妥善利用“老料”，保留舊有元素，這棟建筑甚至將以前作為下水道蓋板的青石當作墻體的裝飾磚。
甘坑客家小鎮的營造也大費周章，把本不屬于當地的古建筑加以挪移，“偽造”成甘坑的自然存在。甘坑生態文化發展公司以異地搬遷的方式，將在全國各地所收構的古建筑拆走重新搬來甘坑，再加以組裝，實現異地重建。實際上，這是一個以金錢實現“野蠻生長”、遑顧邏輯自洽的建筑收割，組成了混成式的景觀，例如狀元府來自江西婺源，南香樓移自福建，原為閩南清末年間大戶人家的藏書樓，而文昌塔更是來自貴州侗族地區的傳統風雨樓。在幾平方公里內，徽派、閩系與少數民族的建筑景觀共冶一爐，磚石建筑與木制建筑比鄰而置，“移步換景”，真是只有在旅游產業中才能實現的奇觀。
可以說，正是如此密集地造景，才讓甘坑一改往日的凋敝，完全成為一處混雜的主題公園。而將造景當作一個產業 “打造”的邏輯，也將甘坑塑造為一處典型的后現代空間——在這個充滿符號和奇觀的世界里，原創性如此稀薄，目所能及處皆是復制品。置身于這個現實世界里，什么是“真實”反而成了關鍵問題。
甘坑小鎮也長于營造假清新，整個園區都充斥著一種刻意為之、假模假式的懷舊和治愈設計。這些設計不僅庸俗、空泛和牽強，還暴露出全球化時代一種相當公式化的文化布局操演。小鎮里的典型一景是這樣的：小巷里的老屋基被刷上白灰整修一新，大門口種上幾桿竹子，屋檐下還掛上了鳥籠，用力地表現一副歲月靜好的表象，附會“雨巷”或者“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的中國風文藝想像。然而再仔細一看，墻上莫名其妙地貼了“白居易”三個字，是想假借詩仙大名以增加這里的文化含金量？還是說房子是以白樂天名號開設的文藝店鋪？由于竹子沒辦法栽在水泥平整過的路基上，于是被潦草地栽種在以往農家用作生產的木槽里，鳥籠里還掛著燈泡，夜里估計將用作實際照明。這一處空間實踐雜糅著田園、農舍、工作坊的各類元素，非驢非馬，不古不今，不土不洋，僅僅是一堆符號的拼貼而已。
另一個假清新的重災區是小鎮里的“特色店鋪”：低矮的一層平房改造成為咖啡店或冷飲店，在改造好的大木窗窗臺上擺設一些袖珍的盆栽，用一種恰好的“古早味”售賣著樣板房一樣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休閑概念。這類店鋪的原型往往是日本或臺灣的“清新1.0”，而隨著它們因為自己的特色而走紅，便迅速被消費主義收編，從而成為一種不斷被其他商家模仿的、普及性的流行樣板。甘坑小鎮的經營者當然是希望最大化地利用與“原版”相似的表象，附麗慵懶、閑適的文化想像，吸引消費者為與此相聯的“慢生活”文藝概念買單。不過經過大量的翻炒和抄襲，眾多復制品早已無法分享那些獨特的“清新”名聲，其氣質也迅速貶值退化為一種庸常的、沒有獨立性的虛浮。因此，沒有特色往往成為這些追求特色的小店的最大特色。
最意味深長的假清新表現為甘坑小鎮的去歷史化的時代征侯。這是我在一面土墻上看到的一幕——土墻右邊印著社會主義實踐時期的代表性圖案，解放軍裝束的毛澤東頭像，不過它已被作為土氣過時的“時代印記”，被白色涂料潦草覆蓋。而其左側則是近期安置上去的、由指針和照片組成的模擬時鐘。時鐘的指針直接固定在墻面上，并不會走動，表盤周圍點綴著一些寫著“happy”“moment”的俗氣英文貼紙，而表盤外圍的十一張照片則用湛藍純凈的地中海景致、擱在木地板上的雛菊特寫、充滿文藝氣息的木柵欄之類的碎片形象，連綴起了一種在消費社會中十分穩定常見的整合形經驗想像，塑造出一種虛偽的浪漫治愈氣質。這些照片無疑是非常廉價和淺薄的，但也正是這樣的淺薄使它們幾乎可以普適性地被挪用至任何地方，表達與世無爭、對現實秋毫無犯的“詩和遠方”。這兩個形象的并置幾乎可以被解讀為甘坑小鎮的一則寓言：在同一片當下中，存在著兩種時間，一個是這里的物質留存真實經歷過的歷史時間，而另一種是在全球化時代中扁平、空洞的歷史時間，它將前者連根拔起、取而代之，并企圖用毫無深度的淺薄將其填平。
在假古跡和假清新的加持下，如果甘坑小鎮仍然鼓吹自己具有某種“文化”的話，那這種文化也是一種以拍照的政治為其表征的假文化。在這里，所謂的文化體驗就是觀看，而觀看又簡化為匆匆一瞥，隨后所見便被按擊手機或快門的動作制成圖像。為了服務這種觀光經濟，整座小鎮幾乎都被掏空了內涵，徒有其表：景致的過分營造、相互之間邏輯不能自洽，幾乎只考慮如何滿足游客凝視的需要；民居大門緊鎖，無法參觀，僅僅充當拍照的背景。甘坑小鎮呈現了一個非常局限的、東拼西湊的新式懷舊世界，消費的東西充其量也只是一堆符號和再現。游客在這里也獲得了一種熟稔于心的行為準則，人們雖然像平常一樣通過符號價值的交換來建構社會認同，但卻是以一種奇觀的精神接受它們。
以上提及的并非甘坑小鎮全貌。2016年，為了進一步發展，華僑城集團被引入甘坑發展，與龍崗區政府和原來的甘坑生態文化公司三方形成了共同開發協議。這次商業變更做大了產業蛋糕，投資總額從原來的3億元增至500億，同時也引發了大規模股權變動，華僑城集團成為占股55%左右的第一大股東，甘坑村委作為集體占股5%左右，其余股份為甘坑生態文化公司和其他個人股東所持有。龍崗區政府雖不占股份，但承擔平臺支持，配合改善片區交通。
華僑城集團進駐甘坑后成立華僑城文化集團，更明顯地以“產業思維”來繼續深化對甘坑的再創造，也開始更有意識地靠近政府的戰略規劃，明確提出“特色小鎮”的經營思路。“小鎮”本來是一個自然的行政區劃概念，但2016年，它開始上升為一種國家引導、扶持和希望復制的開發模式，成為一種市場化主導的創新創業發展的新模式。而圍繞這一新的指揮棒，甘坑小鎮二期開發的系統工程已經上線。這一次開發進一步放大了其所謂的“客家特色”，抽象提取出了“客家涼帽”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為中心建造室內與室外體驗式樂園，興修主題酒店，定期舉辦以“小涼帽”為核心的文化展覽。除此之外，二期開發的重點還有小鎮商業街區改造，民國、客家風主題酒店的試運營等，無不以加大人員承載量、鼓動客家小鎮文創特色產業經濟的增長點、持續創造游客的豐富體驗為宗旨。華僑城文化集團更大的野心是在不久的將來推動“文化加科技”的布局，將原甘坑村旁邊的三聯村、水徑村面積達12平方公里的土地以“甘坑新鎮”的名義加以開發，希望以引進高度數字創意產業來幫助龍崗區政府帶動產業戰略升級，最終實現龍崗成為大灣區數字創意產業中心的定位。
可以說，甘坑的開發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的一系列社會癥候：隨著符號經濟的大行其道，甘坑的第一輪開發是圍繞“文化旅游”展開的，因此也發展出了毫無章法、毫無誠意的“混雜景致”，實現了小鎮內各種風格的擁擠堆砌。然而很快，為繼續擴大和深化盈利渠道，甘坑走上了一個以產城一體化綜合開發為手段、以產業鏈開發及房產開發為盈利核心的模式，鏈接起了旅游、核心產業、休閑消費、居住發展等集群結構。然而不管在哪一個階段，甘坑的空間活化都不是一個公共參與和多元合作的實踐：其開發的目的只有“經濟”一條指標，在此過程中，“地方”僅是一個實現騰籠換鳥的容器，而社群的舊有文化和生活方式既沒有得到保護，也沒有建立歸屬感和本土文化自信心。隨著“甘坑”這個蛋糕不斷做大，雖然客家文化的概念屢被翻炒，但實際上它不僅越來越空泛，也越來越邊緣化，成為一個高高掛起但不被重視的羊頭。在此基礎之上，“甘坑客家小鎮”變成一個毫無特色的工業園區+充滿俗氣假冒品的主題公園，大概就是這種開發方式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