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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書展 | 大方文學節:做文學的旅行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8-08-18  來源:新格網  作者:新格網  瀏覽次數:897  【去百度看看】
核心提示:原標題:2018上海書展 | 大方文學節:做文學的旅行8月16日,首屆大方文學節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原標題:2018上海書展 | 大方文學節:做文學的旅行

8月16日,首屆大方文學節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小劇場亮相,“旅行與敘事”的神秘面紗終于被揭開。上海書展期間,中信出版集團攜旗下文學子品牌中信大方舉辦大方文學節,邀請國內外18位文學名家新銳,米亞·科托、李敬澤、李陀、詹宏志、馬家輝、弋舟、小白……,8小時的沉浸式演講盛會為觀眾開啟了一場思想的狂歡。

穿梭于身體與世界之間的思想遨游

此次大方文學節的主題為“旅行與敘事:我的文學漫游記”,作家們從各自不盡相同的旅行故事啟程,搭乘著文學這艘“飛船”,他們攜在場觀眾進行了一次次思想上的遨游,探索作為個體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深度與廣度。

米亞· 科托向觀眾講述了莫桑比克中部內陸地區的故事,這也是他內心深處的一段旅程。他這樣闡述身體與思想的關系:“在我們的世界上,有著極為不同的眼光去思考身體、頭腦以及意識。在莫桑比克所有的鄉村文化中,普遍認為我們是用整個身體來思考的。可以這么說,我們的大腦分散在我們的身體各處,從頭到腳。思想并不居住其中,它只會不時拜訪。”
旅途中,米亞·科托在叢林中步行穿梭一整天,陪同的當地人向他展示著豺的腳印與獵狗的足跡:那些一生忙碌的微小印記。他意識到,我們所處的世界與這里的世界有著本質的不同。當地人的智慧是輕盈的、感性的,是與造物之間私密美妙的戀愛,而我們的知識卻嚴苛而又枯燥,需要有一種近乎清教徒的態度。為了擁有某種“理智”,我們不惜耗掉自己的感知。
對于莫桑比克內陸地區的人來說,世界與個體都是生命與體驗的存在。他們不存在于自身之中,而是在彼此之中。確實如此,我們不僅僅是生物學實體,還是創造感受的造物。米亞·科托旅行故事里的瞎子認真地說出“我只有打獵時才能看見”,竟與《耶路撒冷》中的瞎子回答“我只有寫作時才看得見”如出一轍。這意味著一種“存在”方式,這種“存在”則需要與看不見的世界建立神圣的聯系,顯然,這遠遠超出個體的物理形態。

皮特·恩格倫談到了時間旅行在現實中的不可能性,由此引出蟲洞現象——最有希望幫助人類實現物理上的時間旅行,然而從操作上來講,非常渺茫。所幸的是,人類還有其他的“蟲洞”——人類的想象力。恩格倫認為旅行不必真正親身到達,法國貴族、軍人澤維耶·德·梅斯特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的旅行就是在自己的臥室里踱步,日復一日,細致入微地描繪、討論他看到的物件。他在《我房間里的旅行》一書中寫道:“從阿爾戈英雄的遠航到顯貴會議;從最深的溝壑到銀河系上最遠的恒星;到宇宙的藩籬;到通往混沌的大門;四方上下,古往今來,我自由馳騁。我既不缺時間,也不缺空間。在那里,荷馬、彌爾頓、維吉爾、莪相帶我遨游。”
這就是另一種蟲洞,這就是人類的想象力,和宇宙中巨大能量創造的蟲洞一樣奇妙與強大。旅行在終極意義上,是對個體限制的超越,參與到無數的他人的生活里。這不在乎人們的旅行是游走在腳下這個世界,還是獨自待在房間里,讓自由、開放的頭腦穿過想象力的蟲洞,乘著我們稱之為“歷史”的時光機。

李陀談及“思想的旅行”的重要性,他認為,要讓自己的思想有遼闊的空間,不只是以往那些人們熟悉的文學里的思想,而是關心歷史上所有發生過的思想,還有當今人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現實世界里各種思想,尤其是作家,以筆和寫作參與其中,去思想。文學其實是一種思想形式。從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三個作家對自己的時代所做的思考來看,他們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們為自己的時代最困難、最困惑的很多大問題,都盡己所能,貢獻了自己的思想,這些思想激勵了鼓舞了千千萬萬人,如今,人們也應從中受到啟發,讓寫作也充滿了思想——激勵別人思想的思想。
李陀剛出版的新作《無名指》是一部從心理醫生的視角探測世界的小說。海歸心理學博士楊博奇,為了從“內部”理解人的秘密,回國后在北京以心理醫生為業。各個“病人們”與楊博奇在各不相同的領域反復突進卻又無從逾越。每個漂浮在當代都市的中國人,能否尋找到生活的出口呢?思想旅行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思想旅行能達到的深度與廣度,與他人緊密相關。

袁凌剛剛出版了首部中篇小說集《世界》,小說題材來自于他在2006—2007年期間回家鄉陜西大巴山區一年多左右的經歷,他認為這是一次反向的旅行。書中人物大都有其原型,出自他當時在家鄉接觸到的人和事,真實世界中人物的命運遭際和小說中的人物同中有異。袁凌說:“他們曾經走進了我的小說,又沿著自己生命的道路走出去。他們是鄉村世界的主人公,在書頁內外散發著古老又新鮮的氣息,也是一條永遠延伸的道路,比我寫下的小說更為久遠。”誠然如此,比小說本身行走得更遠的,是人的思想。
作為作家,也是媒體人袁凌通過《世界》提醒人們,這個繁華時代下的深層病灶,那些被遮蔽的“卑微者”、“局外人”,如何被冷落無視。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都關乎你我。人們披著各自的故事,以為未曾相遇在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而文學搭載這些悲歡離合,將人與人連結起來,將人與世界相連。

文珍在大方文學節上的演講題目是“越過自我的邊界”,正好她第一本散文集就叫作《三四越界》。就自我邊界而言,人們終其一生,都無法離開自我角色的限定,無法擺脫原生家庭、所受教育和后天經歷在自己身上留下的諸多痕跡。文珍不相信會有真正能夠克服自我局限、超越個人立場的人。
但許知遠說“帶著偏見看世界”也不無道理,文珍的理解是,應該要不斷打破自己的偏見。正如一棵樹根系往地下深處蔓延,舊日的力量和習慣的慣性一直在牽絆和引誘人們停下來落地生根,開枝散葉,變成一個穩定的,讓人感到安心的社會個體。然而,文珍卻希望自己不止是一棵花盆里的綠植,而能夠成為一棵不斷走向更深處的樹。她說:“旅行,就是讓自己出發,去尋找自己內心所愛、所無知、所可能受益也可能受損的一切。首先,是從每天定期接受灌溉和定期施肥的花盆花壇里生腳走出舒適區。”文珍所說的“旅行”,就是要走出個體的局限,擁抱世界的未知,接納更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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